序言

不管探索的出发点是什么，探索的过程多么曲折，我们最终都必须将心理疾病的源头追溯至一种人格障碍。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心理探索。那是一种真正的再发现！历代诗人和哲学家早已懂得，性情宁静平和之人从来不会陷入心理障碍，相反，饱受内心冲突的人容易遭此厄运。借用现代术语便是，每一种神经症，不管其症状如何，都是性格神经症。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临床治疗方面，我们都必须力求更好地探索神经症的性格结构。

事实上，弗洛伊德伟大的开创性工作就是向这一思想的逐步聚拢，尽管他采用的发生学方法未能使他对这一思想做出明确的表述。但弗洛伊德工作的后继者们——特别是弗朗兹·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廉·赖希和哈拉尔德·舒尔茨—亨克，已经对这一观点做了更清晰的界定。但关于性格结构的确切性质和动力学，他们当中尚未有人做出定论。

我个人的研究起点不同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就女性心理学所做的假设对我启发甚大，它促使我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在有关何为男性特质、何为女性特质的观念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对我而言同样明显的是，弗洛伊德正是因为没有考虑这些文化因素才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对这一课题的兴趣持续了整整十五年。在一定程度上，与埃里希·弗洛姆的交往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兴趣。他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渊博学识令我更加意识到，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绝不局限于它在女性心理学领域的运用。当我于1932年来到美国时，我的这些设想得到了证实。我发现，在美国，患者的态度和神经症在很多方面与我在欧洲国家所观察到的不一样，而唯一能解释这种区别的就是文化差异。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最终阐明了这一思想。而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神经症的诱因是文化因素，更确切地说，神经症因人际关系障碍而产生。

在我写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之前的几年间，我的研究思路与一个更早的假设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一假设围绕的核心问题是，神经症的内部驱力是什么？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弗洛伊德。他的答案是强迫性内驱力。在他看来，这些内驱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本能，它们寻求满足，不甘受挫。但遗憾的是，他最终把这些内驱力从神经症本身推广到整个人类，认为内驱力在每个人身上运作着。假如神经症是人际关系障碍的产物，弗洛伊德的这一假设就不太可能有效。就这一问题，我的观点可以简述如下：强迫性内驱力确切而言就是神经症的；它们诞生于孤立、失望、恐惧和敌意这样的情绪之中，并表征着人们在这些情绪的控制下应对世界的方式；它们的目的主要不是寻求满足，而是寻求安全；它们的强迫性特征必须归因于隐藏在它们背后的焦虑。强迫性内驱力的两种最为鲜明的外显形式就是对爱和对权力的病态需求，《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对它们做了详细的描述。

尽管保留了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原理，我当时还是意识到，为了更为深入地了解神经症，我的研究已经使我背离了弗洛伊德。如果被弗洛伊德视为本能的那些因素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被弗洛伊德称为力比多的那些欲望是一种对爱的病态需求，它源自焦虑，其目的是寻求与他人共处时的安全感，那么力比多理论就站不住脚了。童年经历固然重要，但它们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以新的方式显露出来。其他理论差异也会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因此，重新思考我与弗洛伊德的关联对我而言就是必需的了。

与此同时，我继续进行着神经症内驱力的研究。我把强迫性内驱力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随后的一本书中描述了十种神经症倾向。至那时，我已经确定，神经症的性格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在那本书里，我把神经症的性格结构看作一个宏观世界，它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微观世界构成，每个微观世界的内核就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种神经症理论具有实践意义上的应用价值。如果精神分析方法不再局限于将我们当下的障碍与我们的过往相联系，而是转向分析我们现有人格内部力量间的相互作用，那么较少依赖甚至不依赖专家的帮助，我们都可以认识并改变我们自己。心理治疗的需求广泛，但可提供的帮助又极为稀缺，面对这一现状，自我分析似乎可以满足大量需求。因此，我那本《自我分析》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讨论自我分析的方法、局限和可能性。

但就我对具体神经症倾向所做的表述而言，我并不完全满意。虽然每种神经症倾向都得到了精确的描述，但我还是觉得这种列举方式使它们相互分离，丧失了内在联系。我当时已发现，对爱的病态需求、强迫性谦卑和对“同伴”的渴望应该归为一类。但我未能发现，它们三者共同构成并代表了一种对待他人和自我的基本态度和独特的生活哲学。这三种倾向构成了我现在提炼出的“迎合”型性格结构的内核。我也发现，对权力和声望的强迫性渴求和病态的野心有着相同之处，它们大体上是我现在所提出的“对抗”型性格结构的构成因素。但渴望被人崇拜和完美主义动机，尽管它们有着神经症倾向的所有特征，并影响到神经症患者与他人的关系，却似乎主要涉及与自我的关系。同样，与情感需求和权力追求相比，剥削他人的欲望似乎并非根本性的，也不那么普遍，它似乎本该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而不应该单独列为一种倾向。

事实证明我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神经症的内在冲突上。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已提出神经症产生于不同神经症倾向的相互抵触。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我也提出神经症倾向不仅相互强化，而且还滋生冲突。但不管如何，冲突仍然属于次要问题。弗洛伊德当年也越来越意识到内部冲突的重要性，但他把内部冲突看作是压抑和被压抑之间的一场斗争。我着手讨论的冲突属于另一种类型。它们发生在相互对立的神经症倾向之间。尽管从本源上讲，这些冲突与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有关，但它们迟早会与对待自我的矛盾态度、矛盾的性格、矛盾的价值观有关。

临床观察越多，我就越清晰地看出这些冲突的重要性。但我最为震惊的是，患者对他们自身显而易见的矛盾茫然无知。当我向患者挑明这些矛盾时，他们开始回避，似乎对其毫无兴趣。这种经历重复多次之后，我意识到，这种逃避表明患者对处理这些矛盾深感厌恶。对冲突的突发性认识会让患者充满恐慌，这终于让我明白，我所研究的对象就像一个极度危险的易爆品，患者完全有理由回避它们：他们惧怕这些冲突的威力会将他们炸得粉碎。

因而我开始意识到，为了“消除” 这些冲突，或确切地说，为了否认这些冲突的存在从而营造一种虚假的和谐，多少精力和智慧被耗费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努力之上啊。我按书中的顺序依次讨论四种主要的消除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掩盖冲突，并将其对立面抬升至优先地位。第二种方式是远离他人，它为病态超脱（detachment）的功能提供了新的阐释角度。超脱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即初始性的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之一；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消除冲突的方式，通过在自身和他人之间保持一种情感距离使得冲突不起作用。第三种方式与前两种大相径庭。神经症患者不是远离他人，而是逃离自身。他的整个真实自我对他而言都是虚假的。他构建出的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取代了他的真实自我。在这个理想自我中，原本相互冲突的部分被改头换面，它们不再显现为冲突，而是表现为丰富性格的不同侧面。这一观点有助于澄清许多神经症难题，它们至今尚未得到解释，因而临床上也无从处理。这一观点也将原先无法归类的两种神经症倾向——渴望被人崇拜和完美主义——纳入了相应的模式。对完美的追求表现为努力符合其理想化形象；对崇拜的渴望则可理解为患者需要从自身之外获得一种确认，即他就是自己的理想化形象。这种理想化形象脱离现实越远，对崇拜的渴望从逻辑上讲就越无止境。在所有消除冲突的方式中，理想化形象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构成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它又转而导致一种新的内在分裂，从而需要进一步的修补。第四种方式，即外化，就是试图修补这种分裂，尽管它在无意间也有助于消除其他冲突。通过所谓的外化，内在的心理过程被体验为发生在其自身之外。如果说理想化形象意味着脱离真实自我，那么外化代表着与真实自我更为彻底的分离。同样，它也滋生新的冲突，或大大加剧最初的冲突——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

我把上述四种方式看作神经症患者用以消除冲突的四种主要尝试，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尽管程度不一样，它们都规律性地存在于所有神经症中；另一方面，它们都会导致人格的深刻变化。但它们绝非仅有的四种方式。其他相对次要的方式还包括：刚愎自用，其主要功能就是平息所有的内心疑虑；严格的自我控制，即以纯粹的自制力将分裂的自我整合在一起；玩世不恭，以藐视一切价值的方式消除理想方面的冲突。

但是，这些未被解决的冲突所带来的后果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些冲突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恐惧、精力的浪费，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道德操守的丧失，陷入冲突的患者因无法自拔而产生严重的无望感。

直到我理解了病态的无望，我才开始思考施虐倾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开始明白，施虐倾向是对真实自我感到绝望的人采用的一种尝试，即借助替代性生活获得补偿。我们经常能在追求施虐快感的人身上观察到一种全身心投入的激情，它产生于施虐者对复仇快感的无止境需求。因此，破坏性的剥削欲望事实上并非独立的神经症倾向，它属于一个更广泛的行为模式，而且是它永不消失的表现形式，但对这个行为模式，我们缺少更好的术语，所以只能称之为施虐。

如此，神经症理论向前发展了，它的动力中心是三种对待他人的态度——迎合他人、对抗他人、远离他人——之间的基本冲突。神经症患者一方面担心发生分裂，另一方面又必须以统一的自我行动，他就不顾一切地尝试各种消除冲突的方式。但这些方式只能让他保持一种虚假的平衡，新的冲突不断产生，他需要源源不断地找到新的方法来遮盖冲突。为了维护统一的自我而采用的每一步骤都会让神经症患者变得更有敌意，更无助，更疏离自身和他人，其结果就是，导致冲突的障碍变得更加尖锐，而解决冲突的方法却越来越难获得。最终，他可能变得绝望，并试图在施虐行为中获得补偿，但这种做法反而加深了他的绝望，滋生新的冲突。

这就是神经症的演化图景及最终的性格结构，相当悲哀。既然如此，我为何又称自己的思想是建构性的？首先，这一思想要清除那种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即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可笑的简便方法“治愈”神经症。但它也不会陷入同样不切实际的悲观主义。我称它为建构的，首先是因为它第一次允许我们处理并解决病态的无望。其次，我称它为建构的原因在于，尽管它认识到神经症障碍的严重性，它仍然为调和乃至解决内心冲突提供了实际方案，从而让我们得以为人格的真正统一而努力。理性决策是无法解决神经症冲突的。神经症的方式不仅无效而且有害。但是，通过改变人格内部导致冲突的心理条件，这些冲突是可以被解决的。每一份成功完成的分析工作都可以改变这些条件，从而使一个人不再那么无助，那么恐惧，那么充满敌意，也不再与自身和他人疏离。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治疗充满悲观，因为他对人性的善良和人的成长持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他认为人命中注定是要遭受苦难或毁灭的，人的内在本能要么被控制，要么被“升华”。这是弗洛伊德的假设。我的信仰则是，人既有能力也有愿望发展自身的潜能，以便成为一个得体的人。如果人与他人，随之与自身的关系受到干扰，而且这种干扰持续不断，那么他的这种潜能和愿望就会被侵蚀。我相信，人是变化的，而且只要他活着，这种变化就不会终止。我越深入理解这一点，我的信仰就越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