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阅读可以共鸣，可以寄情，但如果它能带来认知模式的更新，带来突破常识的勇气，那它就是一种自由，或者说，它是追求自由的起点。在这个信息泛滥、知识更迭迅疾的时代，重新翻译、阅读卡伦·霍妮的作品，就会带来这样的自由感。这倒不是说卡伦·霍妮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唾手可得的新型“乌托邦”，而是因为她的人格理论刺破了个体看似完整的外在表象，将禁锢“真实自我”的层层心理防御加以剥离、拆卸，至此，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才真正开始。正如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言：自由，首先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医学博士，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中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这些耀眼的头衔一方面彰显了卡伦·霍妮在专业领域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暗示，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她能踏入医学领域，并成为精神分析学派的继承者和革新者，其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突破常规、自由探索、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和大部分女性一样，她也经历了女童、少女、为人妻、为人母的人生轨迹，在整个过程中，她也必定遭遇过个人意愿和外在环境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也必定造成了她内心的激烈动荡。事实也是如此。她一方面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教授和临床治疗师为学生传道授业，为患者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却罹患抑郁症，作为患者接受他人的治疗。不过，凭借对事业近乎信仰般的坚守，她反倒得以将教学和临床经验与自身的人生体验相互融合，锤炼出了独具特色的人格理论和治疗理念。相较于弗洛伊德冷静、理性的科学主义立场，以及对人性的悲观主义态度，卡伦·霍妮对人性的剖析虽然尖锐，却充满着悲悯的情怀和乐观主义的勇气，因为她认为，精神分析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或抽象的心理学理论，而是分析师和患者共同努力，抵达那个被层层心理防御禁锢的“痛苦的灵魂”。她坚信，心理防御一旦拆除，每个人都有着趋向人格完整的可能。
在日常语言中，“人格”一般等同于个体的道德品行，有崇高与卑劣之分，但在心理学领域，“人格”（personality）也称“个性”（individuality），是一套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具体体现为个体对现实的态度、趋向、选择以及特定的行为方式。它与“自我”（self）密切相关，即它是个体将自身体验为自我，同时与他人区别开来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人格”问题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对“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神谕的现代回应。探讨“人格”的心理学方法众多，但大体可归为两类，其中一类是对作为人格的心理特征进行静态描述、归纳并分类，比如人格特质论提出的“大五人格”模式；还有一类就是将作为人格的心理特征看作心理动力的运动结果，追溯其根由，勾勒其发展变化的脉络，从而将人格构成描绘成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心理图景。精神分析流派的人格理论当属此类方法的代表。
就理论渊源而言，卡伦·霍妮的人格理论无疑出自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即个体性格形成和人格构造的基本动因是内驱力的运作和受阻，但对“内驱力”的不同理解却让卡伦·霍妮成为传统弗洛伊德理论的违抗者，转而接近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和埃里希·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内驱力”又称“驱力”，是个体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内部紧张状态，表现为推动个体行动以满足需要的内部动力。弗洛伊德把“内驱力”的实质解释为人的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它们相当于生命力的最本真状态，寻求即时的满足，但却遭到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的遏制，不得不采用“升华”或“压抑”的方式，寻求本能的变相实现，从而构成不同的性心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等同于他提出的性心理结构，具有鲜明的生物学特征。在弗洛伊德看来，那个我们习惯自称为“我”的个体并不等同于确定的理性自我。他认为，个体的人格结构由三个部分构成：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就是个体内部的本原性力量，是促动个体发展和行动的驱力，而“自我”和“超我”则是根据外部世界的现实原则，对“本我”这一驱力加以调适和修正的产物，这种调适和修正对“本我”而言，无疑是一种阻抑，所以，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每个个体的人格结构并不是稳定的静态模式，而是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种力量相互运作的动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人的外在行为就会失常，表现为临床意义上的“癔症”，即神经症。但弗洛伊德认为，个体成长到青少年时期，随着性心理结构相对稳定，个体的人格结构也趋于稳定，尽管人格结构三个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冲突永远不会消除。
卡伦·霍妮的人格理论也源自人的驱力，但她对驱力之实质的解释却迥异于弗洛伊德。她认为，个体行为一般都源于寻求满足和安全这两种驱力。“满足”驱力是一种“趋近”力，可发展为主动赢取的动机和态度；“安全”驱力是一种“回避”力，其主要功能是减轻焦虑。人格构成的决定性力量不是性本能驱力，而是满足和安全驱力的运作结果。从个体遭遇外部世界伊始，“满足”驱力就会遭到遏制，从而形成人之在世的“基本焦虑”：孩子面对的世界充满潜在的威胁，从而让孩子感到恐惧、无助和孤立。对卡伦·霍妮来说，这些潜在的威胁不是形而上的理论假设，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它们包括成人的控制、冷漠，成人的古怪行为，成人对孩子个人需要的漠视，成人对孩子的贬低、过度保护，父母失和时孩子必须选择支持哪一方，以及充满敌意的氛围等。在卡伦·霍尼的论述中，“父母”是孩子遭遇的外部世界的原型，代表孩子人格构成的最初情境。受“安全”驱力的驱使，孩子为了减轻“基本焦虑”，不得不在对世界（父母）充满敌意的情况下依赖世界（父母），因为依赖，他就必须压抑对世界的敌意，于是无意识的依赖—敌意冲突形成了，冲突导致新的焦虑，为了消除焦虑、获得安全感，个体便会发展出初级防御，卡伦·霍妮称其为“神经症倾向”。由此可见，个体的人格构造从一开始就是为克服“基本焦虑”而采用的心理防御策略的组合。
卡伦·霍妮将作为初级防御机制的“神经症倾向”分成三种类型，分别代表个体在所处环境中为了减轻焦虑、获得安全感而采用的对待他人的基本态度，它们将逐步发展成三种性格倾向：迎合他人、对抗他人和远离他人。迎合他人的性格类型承认自己的无助，以顺从的姿态赢取他人的爱，并依赖他人。对抗他人的性格类型接受环境的敌意，并自觉不自觉地决定反抗，对他人给予的关爱充满怀疑，并随时准备战胜他人。远离他人的性格类型既不想从他人那里寻找归属感，也不想反抗他人，他只想与他人保持距离，并努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从根本上讲，这三种基本态度是相互冲突的，但它们是人格构成的三个基本要素，同时共存于每个个体身上。对正常人来说，这三种倾向可以根据具体情境灵活调节，他们既可以爱，也敢于恨和反抗，也能够享受独处。但对神经症患者来说，一种倾向会压倒其他两种倾向，成为主导性格倾向，如此，这种倾向就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强制性驱力，成为神经症患者人格结构的显著特征，同时也导致其行为模式的死板僵化。而被压抑的倾向会成为与主导倾向相反的驱力，随时都有可能与它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因人格结构失衡而产生的行为失常。卡伦·霍妮称这三种神经症倾向之间的冲突为“基本冲突”，认为它才是导致神经症的核心力量。以占主导性地位的神经症倾向为依据，卡伦·霍妮将神经症人格结构分成三种类型：服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和超脱型人格。为减轻“基本焦虑”而形成的初级防御（性格倾向）反倒带来了新的冲突，新的冲突又导致新的焦虑，新的焦虑需要新的防御策略，因此，对神经症患者而言，他的人格构成又必须叠加上二级防御策略：理想化形象、外化、合理化、隔间化和超脱等。
和弗洛伊德一样，卡伦·霍妮也认为，个体的人格构成源于驱力的运作，且与个体成长密切相关，但她的人格理论至少在三个方面突破了弗洛伊德理论框架的限制。首先，在她看来，不是性本能，而是寻求满足和安全的驱力，才是人格构成的决定性力量。其次，她不认为婴幼儿至青春期的性功能发育和性心理发展期是人格构成的决定性阶段。她更强调个体所处的具体外部环境——比如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青少年时期的同龄人群体以及个体所处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与驱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人格构成的影响。她认为，行为正常的个体总能结合他所处的环境不断调整他对待他人和自身的态度，而神经症患者在分析师的帮助下，也应该能发展出这种能力，因此，个体的人格成长是终身的。再次，就神经症的病因而言，与其说是某种先天的强制性驱力（比如弗洛伊德的性本能驱力），不如说是在个体的人格构成中，由于外部环境的因素，三种神经症倾向中的某一种发展成了强制性驱力，从而导致神经症。因而，她对神经症治疗的态度相较于弗洛伊德就更为积极和乐观。正因为突破了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卡伦·霍妮的人格理论以及她对“焦虑”的心理防御机制的剖析、阐释和治疗，被誉为“动机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精神分析以及心理治疗理论和实践中最新观点的萌芽”
。
早在约一个世纪以前，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就强调心理学的科学性，但他同时又从人类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的角度，孜孜于描绘人的心理世界与自然、社会、宗教信仰，乃至个体自我之间的隐秘关联。他认为，我们唯一能把握的事实是“心理事实”，我们建构的世界概念是我们所称的“世界”的图像，我们正是通过与这一图像相一致而引导自己适应现实，从而知道世界是什么、自己又是谁的。在荣格看来，心理学不仅仅是科学，它还是有关世界和自我的哲学式探索。一个世纪之后，实验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心理学学科的突飞猛进。人的大脑结构、神经系统原本被称为操纵人类行为的黑匣子，现在逐渐变得清晰透明起来，人类的心理现象和外部行为也得到更为科学化的解释，但即便这些知识成为大众常识，它们似乎也不能保护人们在面对世界时免受各种情绪的困扰，或者防止人们在情绪的隐秘控制之下做出自己都毫无察觉的行为。比如，即使知道个体共情力的强弱取决于镜像神经元功能的强弱，但冷酷无情仍然不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性格品质；即使知道爱情的魔力是由于大脑皮层之下某个区域被多巴胺所浸润，但爱的激情仍然是人们甘之若饴或飞蛾扑火般的情感体验。可见，有关“心理事实”，人们不仅需要科学的答案，还需要从意义和价值层面所做的阐释。因此，心理学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经得起实验证伪的科学，或者能被转化为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还应该包括它对人类行为、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剖析、批判和启示的理论功能。
卡伦·霍妮的人格理论虽然基于神经症的临床治疗，但她对神经症患者心理防御的层层剖析不仅为自我洞察提供了参考，也揭示了诸多日常行为，比如爱的行为和强烈的事业追求背后的隐秘动机。另外，她的治疗理念中包含着对个体人格成长的美好愿景：内心的完整统一（wholeheartedness），即不伪装，感情真挚，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感情、工作和信仰中去。这是一种不欺人更不自欺的真诚，是人格成长的完善状态。事实上，卡伦·霍尼对人格成长的构想涉及了人之存在的两个维度：人与世界的联结，人与自身的关系，前者关乎个体世界观的形成和人际关系态度，后者关乎个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概念。
人与世界的联结方式和联结能力，一向被看作是人格健全的指标之一。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个体的外在行为是由他的“生活态度”决定的，而个体的合作能力是衡量其能否建立起健全的“生活态度”的重要指标。他认为，神经症人格作为一种类型，对应的不是“合作者”，而是“孤立主义者”。卡伦·霍妮也认为，一个遭受情绪障碍的人是“社会的敌人”，因为无论他的外观或表现出来的气质如何，他对周围世界所持的态度是否定性的。但，把人格完善等同于社会适应能力是片面的。个体人格的完善需要以健全的社会为前提。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指出，精神健康不是指个体为了适应其所在社会的需要而做出的调整，相反，社会要对人的需求做出调整。他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能够提高人爱他人的能力，但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则只能制造人际间的相互猜疑、敌意和相互利用。
那么，对人格构成而言，个体与世界的联结究竟起着怎样的决定性作用呢？
应该说，人与世界的联结是以人与世界的脱离为前提的，而重建与世界的联结是个体成长的起点。在弗洛姆看来，人与世界的脱离是人类进化的必经阶段，它是人类超越自身动物性本能的控制，超越对自然界的强制性适应，发展人类理性和自我意识的关键步骤。从个体心理发展而言，人与世界的脱离则意味着个体的诞生，即与母体的分离。无论从哪个层面讲，人与世界的脱离都是个体从混沌的生物性的整一状态中滑脱，被迫处于孤立的状态，它既意味着个体自主发展的机会，同时也表明，个体在面对异于自身的外部世界时必将感到孤独、恐惧和不安。因此，消除恐惧和不安、满足生存的需要就成为重建与外部世界之联结的心理动力。
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这种与外部世界的联结。弗洛姆从社会心理学的立场指出，最有效的联结方式是爱和创造性劳动。但卡伦·霍妮的“基本焦虑”则表明，“爱”的联结在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总像是一种奢望，个体被迫以防御的方式发展出替代性的对待他人和世界的态度，这是他人格成长的起点，也是他世界观的萌芽。环境的敌意从一开始就为人格构成的内在冲突埋下了伏笔。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内在冲突会因个体遭遇的具体处境或潜在的社会影响力而加剧，从而最终导致人格障碍。在缺爱的世界中成长的个体最终也会丧失爱人、爱世界的能力。
神经症患者采用的替代性联结方式虽被卡伦·霍妮称为病态的，但她也暗示，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包容、接受甚至鼓励这些方式。比如伪装的“爱”。在弗洛姆看来，自发性的爱应该“植根于全部人格的完整与力量之中”，与他人之间的爱的联结应该是“两个人在各自独立与完整基础上的结合”。但在神经症人格中，爱只是一种伪装，个体借着爱的名义实现隐秘的动机。比如，对服从型人格而言，他自觉太过软弱、空虚而无法独立生活，爱可能包含一种寄生的愿望；对攻击型人格而言，爱可能包含利用他人并通过他人获取成功、声望和力量的欲望；在施虐—受虐的关系中，爱也可能是一种征服并战胜某人的需求，或者是与同伴合而为一、经由对方来生活的意图；对沉溺于理想化自我的个体而言，爱还可能意味着希望被人崇拜，并以此维护自己对理想化形象的确信。卡伦·霍妮坦言：“正是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爱几乎不再是一种真实的情感，所以虐待和背叛才无处不在。我们才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即爱变成了轻视、仇恨或冷漠。但事实是，爱不会如此轻易地发生巨变，最终显露出来的不是爱，而是激发虚假之爱的情感和追求。无须赘言，这种爱的伪装对亲子关系、友谊以及两性关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再比如勤勉。弗洛姆把创造性劳动看作个体与世界联结的一种有效手段。他认为，只有在创造性行为中，个体才摆脱了生存的被动性和偶然性，进入一个有目的的自由王国。但他也清晰地看到，现代文明的市场化和契约制异化了这种联结方式，个体不再是其自身的目的，而成为他人或自己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或者成为非人的经济机器的零部件。在异化的劳动中，个体的勤勉看似一种优良品质，实质却是整个经济流水线永不停歇的循环运作对个体的无形控制。在剖析攻击型人格特征的时候，卡伦·霍妮明确指出，原本作为心理防御的“勤勉”在现代竞争型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合理化，从而进一步激发并鼓励了攻击型人格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攻击型人格与世界的联结方式基于他对世界的对抗态度。在他看来，世界是达尔文意义上的竞技场，适者生存，强者淘汰弱者，他的首要需求就是成为主宰者之一。在这一强制性驱力下，他坚信自己是最强大、最精明或最炙手可热的，他必须发展出与之相称的效率和谋略，因此他在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智慧。但对他来说，工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他从事的工作，他既不热爱，也无法从中得到愉悦，为了能像机器一样平滑地、不知疲倦地运转，他甚至将一切感情因素排除在工作之外。他渴望产出更多的产品，因为它们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权力和声望。在如此“勤勉”的劳作中，个体看似与世界建立起积极的联结，但其方式仍然是向内的，因为它的宗旨不是寻求与世界的融合，而是以征服世界的方式克服对世界的恐惧和敌意。他对名望的强烈渴望和对情感的屏蔽为他的“勤勉”蒙上了一层无情和功利的色彩。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讲，人与自身的关系起始于并取决于人与世界的联结方式。针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曾说：“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是个人与世界的那种特殊联结关系问题，而非每个人或此或彼的本能需求之满足或受挫。”事实上，个体与外部世界脱离，然后再度联结，其根本目的是摆脱被动的生物性存在状态，进入主动的自我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建立起对自我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自身存在的意义。弗洛姆认为，个体的整个一生实际上就是造就自我的历程。和弗洛姆一样，卡伦·霍妮也认为，个体的人格成长是终身的。即使是神经症患者，在分析师的帮助之下，如果他有足够的毅力，他也能够发生改变，甚至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但不幸的是，人与世界的联结方式一旦被异化，人与自身的疏离就在所难免。卡伦·霍妮在论述神经症的“基本冲突”时指出，人格构成的内部冲突不仅会影响人际关系，而且会像恶性肿瘤蔓延至整个器官组织那样，逐步渗透进整个人格，损害个体与自身及其生活的整个关系。在卡伦·霍妮描绘的人格构成心理动态图中，个体因“基本焦虑”而形成初级防御，再由初级防御导致的“基本冲突”而形成二级防御，这种人格构成的过程是一个逐步脱离“真实自我”的过程，个体为抵御冲突而发展出来的层层防御就像盔甲一般将“真实自我”隔绝在心灵的最深处。在霍妮看来，“真实自我”才是个体自发性的生命力，是自我价值、健康的良知和勃勃生机的源头，它作为个体趋向人格完善的“可能的自我”，等待着发展和实现。
“真实自我”的实现依赖良好的环境。卡伦·霍妮提供的案例只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努力树立的自我形象可能只是心理防御的种种策略。为了克服“基本焦虑”，个体与父母之间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依赖—敌意”关系，这表明，从个体人格构成伊始，个体已经偏离了情感的自发性，而这种偏离随着心理防御的加固可能会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个体遗忘了那个“真实自我”，转而发展出新的替代性自我，霍妮称之为“理想化自我”。当真实自我无力应对不良环境导致的无助、恐惧和焦虑时，个体便会虚构出理想化自我，用以满足对安全感的内在需求。心理能量从真实自我的发展转移到理想化自我的实现之上，真实自我的发展被阻抑了，但理想化自我的实现也不可能，因为它是虚构之物，脱离个体的真实气质、能力、情感和需求。理想化自我消除了个体真实的自信和自豪，建立起盲目的、“我是全能的”这种信念，从而表现出一种病态的自恋和自负。但同时，个体又意识到现实中的自己远远达不到理想化自我的标准，因而产生出自我憎恨和贬低的态度，表现出病态的自卑。个体便在自负与自卑、理想化形象和被贬损的现实自我之间摇摆不定，失去了可依靠的、稳定的自我认同。
人与自身的疏离还可以表现为人格的碎片化，即个体根据环境的需要展示不同的自我形象，这些形象所呈现的人格特征相互矛盾，毫无关联，从而导致个体的外在言行自相矛盾，但个体对此却毫无察觉。卡伦·霍妮认为，这一现象首先是由“隔间化”的心理防御造成。个体严密地将内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用于应对不同类型的外部环境：朋友或敌人，家庭成员或外人，工作或私生活。每个区域相互独立，各自封闭，从而避免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体就像生活在隔间中，不同隔间里发生的事情不会相互干扰。这种防御带来的后果是，个体彻底丧失了对自身整体性的感知。碎片化人格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体对自身情感体验的极度麻木。无论是服从型人格的“爱”，攻击型人格的理想和勤勉，还是超脱型人格的遗世独立，它们作为心理防御，都意味着对自发性的真实情感的压抑。卡伦·霍妮提供的案例虽然是临床性的，但她并不否认这种现象具有社会普遍性。她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已经沦为精密的社会体系中的一个齿轮，人对自我价值的感知日趋减弱，人与自身的疏离几乎成了普遍现象。她慨叹：“在我们身边，内心统一且完整的人已经很少了，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这样的榜样，用以映照我们自身的碎片化形象。”卡伦·霍妮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社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提升个体的自我整体感和价值感，这点很难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数字化时代为碎片化人格提供了更多的“隔间”，隐身于屏幕背后的碎片化人格，反倒被当作个体性格的多样性而被社会所接纳。
财务自由，行动自由，言论自由，我们的时代崇尚自由，追求自由。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认为，现代人追求自由的行为具有片面性，因为人们只关注对外在权威、外在束缚的反抗，对“内在的束缚、强迫和恐惧却置若罔闻”。在他看来，积极的自由是人的自我成长，这是其他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从卡伦·霍尼的人格理论来看，人的自我成长就是诚实地看向自己的内心，努力感知“真实自我”的力量，应答它的需求，将“真实自我”从层层防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耐心地令它从“可能的自我”发展成真正的自我，从而实现个体内心的完整统一。这个过程既不是对外部世界的一味顺从，也不是从外部世界逃离，而是努力进入世界，修补人与世界之间扭曲甚至断裂的纽带，实现个体与世界的共同成长。在此意义上，每个人的生活，就像赫尔曼·黑塞在《德米安》中所言，都是一条通向自身的道路，都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对一条途径的暗示。
潘华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