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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我们一切活动的恒在的目标也影响特定心理机能的选择、强度和活动，这些机能可以赋予世界观形态和意义。
由于每个人必须根据所处的环境做出调整，所以他的心理机制具有接受外部世界印象的能力。此外，心理机制会根据对世界的明确解释，沿着源于童年早期的理想行为模式的路线，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虽然我们无法用确切的词语来表达对世界的这种解释和这个目标，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它描述为一种永存的氛围，而且始终与缺陷感截然不同。心理活动只有在拥有一个固有目标时才会出现。众所周知，目标构建的前提是有改变的能力和一定的行动自由。行动自由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是不可低估的。第一次从地上站立起来的孩子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一瞬间，他莫名感受到了一股敌意。在他第一次尝试行动，特别是起身学习走路的时候，他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困难，这也许会强化或者破坏他对未来的希望。在成年人看来无关紧要或者平淡无奇的印象，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彻底塑造他对自己生活的世界的印象。于是，行动不便的孩子就会为自己建立一个充满剧烈的、急速的运动的理想；通过询问他们最喜欢的游戏或者长大后想从事的职业，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理想。这样的孩子通常会说，他们希望成为汽车司机、火车司机等，这就清楚表明，他们渴望克服妨碍自身行动自由的一切困难。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希望通过完美的行动自由来彻底消除他们的自卑感和缺陷感。很容易理解，发育迟缓或者遭受疾病侵扰的孩子很容易在心灵中产生这种缺陷的感觉。同样，眼睛天生残疾的孩子会试图将整个世界转化成更加强烈的视觉概念。有听觉缺陷的孩子会对某些他们认为听起来更悦耳的音调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简而言之，他们变得“喜爱音乐”。
孩子在尝试征服世界时所用到的全部器官中，感觉器官对于确定他与所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关系是最重要的。正是通过感觉器官，人们才能构建自己的世界观。最重要的在于，是眼睛在接触外界环境，主要是视觉世界迫使每个人去注意自身，并为他们的经历提供主要的材料。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视觉图像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因为它涉及的是持久不变的基础，相比之下，其他感觉器官（耳朵、鼻子、舌头和皮肤）都只对短暂的刺激敏感。不过，有些个体的主导器官是耳朵。这样的个体建立的是以听觉价值为基础的心理信息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心灵可能被称为具有听觉主导的“心理丛”。更少见的是以肌肉运动为主导的个体。还有一种类型是以对嗅觉或者味觉刺激的兴趣为主导的，其中前者对气味更加敏感，在我们的文明中处于相对劣势。还有许多孩子是以肌肉组织为主导的。这种类型的人天生就比别人更加焦躁不安，所以他们在童年时期不断地运动，并在成年以后参与更多的活动。这类个体只对肌肉起主要作用的活动感兴趣。他们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也不安分，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们在床上不安地翻来覆去，这就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把“焦躁不安”的孩子归为这一类，他们的不安分通常被当成是一种恶习。总之，我们可以说，很少有刚开始接触世界的孩子不具备对某一器官或者器官系统（不论是感觉器官还是运动器官）的强化的兴趣。孩童根据较为敏感的器官收集而来的印象构建出了他生活的世界的图像。因此，只有当知道一个人用来接近世界的感觉器官或器官系统时，我们才能理解他，因为他所有的关系都受这一事实的影响。当我们了解器官缺陷对个体童年时期的世界观以及今后成长的影响时，他的行为和反应也就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决定我们一切活动的恒在的目标也影响特定心理机能的选择、强度和活动，这些机能可以赋予世界观形态和意义。这就解释了这个事实：我们每个人只能经历生活的某个特定事件，或者我们所生活的整个世界的一个特定片段。我们每个人重视的只是那些适合自己目标的东西。我们如果没有清晰地理解一个人所追求的秘密目标，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行为；除非知道他全部的活动都受到这个目标影响，否则我们也不能评价他的行为的各个方面。
A 感知
外部世界产生的印象和刺激通过感觉器官传递到大脑，并在脑海中保留它们的某些痕迹。在这些痕迹的基础上，想象和记忆的世界被建立起来。但是，感知与照片是绝对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感知的结果与感知者本人的个性密切相关。我们不会去感知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没有哪两个人会对同一幅画产生一模一样的反应；如果我们问他们感知到了什么，那么得到的回答一定相去甚远。孩子只会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感知到那些与先前由各种因素决定的行为模式相适应的东西。视觉欲望高度发展的孩子所感知到的事物具有显著的视觉特征。大多数人都很可能是视觉思维类型的。也有的人主要以听觉感知来填充他们为自身创造的世界图像。这些感知不需要与现实严格一致。每个人都有能力重新配置和安排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便适应他的生活模式。一个人的个性与独特性在于他感知到 什么 和 如何 感知。感知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它还是一种心理功能，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关于内在生活的最深远的结论。
B 记忆
在感知的基础上，心灵发展与活动的必要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心灵与生俱来就与人类机体的运动性有关，而且它的活动是由机体运动性的目的所决定的。人类有必要收集并整理外部刺激和他所生活的世界的关系，而他的心灵，作为一种适应器官，必须发展所有那些能保护他或者积极维持他的生存的机能。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个体心灵对生活问题的反应会在心灵结构中留下痕迹。适应的必要性主宰着记忆和评价的功能。没有记忆就不可能对未来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我们可以推断，所有回忆都内含一个无意识的目的。它们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鼓励或者警告的清晰表达。没有无足轻重或者毫无意义的回忆。只有在确切把握它所追求的目标时，我们才能评价它。知道 为何 人们记得某些事情而忘记另一些事并不重要。我们之所以记得对于特定心理倾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因为这些回忆促进了一个重要的潜在运动。同样，我们会忘记那些破坏计划实现的事情。因此我们发现，记忆也属于一种有目的的适应，并且每个记忆都受到指导整体人格的目标观念的主宰。一段持久的记忆， 即使是错误的 （例如，童年时期的记忆常常充斥着偏见），只要它是达到预期目标所必需的，便有可能被移出意识的领域，表现为一种态度，或一种情绪基调，甚至是一种哲学观点。
C 想象
个体的独特性在幻想和想象的产物中表现得最清楚。想象是指一种知觉的再现，而产生这种知觉的对象本身并不存在。换句话说，想象就是被再现的知觉——这是心灵创造力的又一个证明。想象的产物不仅是一种感知的重复（感知本身就是心灵创造力的产物），它还是建立在感知基础上的全新而独特的产物，就像感知是建立在生理感觉基础上的一样。
有一些幻想在聚焦的清晰性方面远远超出了惯常的想象。这些幻想的轮廓过于清晰，以至于它们的价值也超出了想象的产物，而是能够影响个体的行为，就好像缺席的刺激对象确实在场一样。当幻想表现得像是实际在场的刺激的结果时，我们称之为 幻觉 。产生幻觉的条件和产生奇幻白日梦的没什么不同。每个幻觉都是心灵根据特定个体的目标与目的来塑造和聚集的艺术创造物。下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一名聪明的年轻女子违背父母的意愿结了婚。父母对她不恰当的婚姻非常生气，于是断绝了与她的一切关系。久而久之，年轻女子开始认为是父母对她不好，由于双方的傲慢和固执，多次和解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原本出身体面而富有的年轻女子，由于这场婚姻而陷入了相当贫困的境地。然而，外人根本看不出她的婚姻存在任何不幸的迹象。若不是后来在她的生活中出现了特别离奇的现象，我们可能就此以为她已经调整好了。
这位年轻女子从小到大都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曾经他们非常亲密，所以如今关系的破裂就更显触目。然而，由于她的婚姻，父亲对她的态度很不好，他们之间的裂痕是如此之深。即使她有了孩子，父母也无动于衷，根本不去看望他们的女儿和那个孩子。年轻女子对于父母无情的态度耿耿于怀，由于受到一种巨大野心的驱使，在原本应该受到体谅与照顾的情况下，她一下子就被父母的态度触动了。
我们必须记住，年轻女子的心情完全受到她野心的控制。正是这种性格特征让我们能洞察和父母决裂这件事对她产生如此深刻影响的原因。她的母亲是一个严厉而正直的人，有很多优点，尽管她对女儿管教很严。她懂得如何顺从丈夫，至少表面上如此，而又不真正放弃自己的地位。的确，她为自己引人注意的顺从而感到骄傲，并将它视为一种荣誉。这个家里还有一个儿子，他像极了自己的父亲，而且是家族未来的继承人。大家都认为他比我们案例中的年轻女子更有价值，正是这样的事实激发了她的野心。一直以来，年轻女子都是在相对受到保护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婚姻中经受的困难和贫穷现在迫使她不断想起父母对她的虐待，因此越发感到生气。
一天夜里，在入睡之前，她看到一扇门突然打开，圣母玛利亚走到她的床前，说：“我非常爱你，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你会在十二月中旬死去。我不希望你对此毫无准备。”年轻女子并没有被眼前的幻象吓到，她叫醒了丈夫，把一切告诉给他。第二天，她对医生讲了这件事。这是一种幻觉。年轻女子坚持表示，她真真切切地看到和听到了这一切。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运用知识进行分析时，就能很好地理解它。情况是这样的：这名女子非常有野心，而且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她很喜欢控制他人，在和父母断绝关系后她变得一贫如洗。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人们想要战胜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困难时，就会寻求上帝，与之交谈。如果圣母玛利亚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就像平时祈祷时一样），那么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但是这位年轻女子需要更有力的论证。
当我们知道心灵能够产生错觉的时候，这种现象就变得不再神秘。在类似的情况下做梦的人不都是这样的吗？真正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个年轻女子能在清醒的状态下做梦。另外，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她抑郁的感觉让她的野心更加紧绷。现在我们知道，事实上向她走来的是另一个母亲，大众眼中最伟大的母亲。这两位母亲必须具有一定的反差。因为她自己的母亲 没有 来，所以上帝的母亲出现了。这个幻象是她对自己的母亲以及母亲缺乏对自己孩子的爱的指责。
现在，年轻女子正试图想办法证明父母是错误的。十二月中旬这个时间点并非没有意义。每年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思考更深层次的关系，此时大多数人都会更加热情地聚集在一起，互赠礼物，等等。也正是在此时，达成和解的可能性更高，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一特定时间与年轻女子所处的困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次幻觉中唯一令人奇怪的是，上帝的母亲友善地来到这位女子面前，带来的却是她即将死亡的悲惨消息。她用近乎轻松愉快的语气将这件事告诉了丈夫，她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预言很快就传出了她家庭的小圈子，第二天医生就知道了：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母亲竟然来探望她了。
几天之后，圣母玛利亚再次出现并且说了同样的话。当年轻女子被问及与母亲见面的情况时，她回答说，母亲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了。于是我们看到，老问题竟又再次出现了。她想要控制母亲的欲望仍然没有实现。
这时，我们尝试让父母了解女儿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年轻女子和父亲之间的会面结果令人颇为满意。场面十分感人，但是年轻女子仍然不满足，她觉得父亲的行为有些做作。她抱怨他让自己等了太久！即便胜利了，她也改不掉热衷于证明别人有错的习惯，总以胜利者的身份自居。
我们可以从前面的讨论中得出结论，在心理紧张达到最大限度以及担心目标无法实现的时候，就会出现幻觉。毫无疑问，在过去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幻觉对人们的影响相当大。
游记中对于幻觉的描述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饱受饥饿、干渴和疲劳折磨的流浪者眼前出现了海市蜃楼，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受难者便会产生紧张情绪，这种情绪迫使他为自己想象出一个干净、清新的情境，以便逃避环境中令人不快的压力。海市蜃楼代表了一种新的情境，一方面它可以给疲惫的人以希望，让犹豫不决的人重振衰退的力量，让旅行者更坚强或者更敏感；另一方面，海市蜃楼也可以充当一种安慰剂或者麻醉剂，带走人们因恐惧而产生的痛苦。
对于我们来说，幻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因为我们在感知、记忆机制和想象中已经看到了类似的现象。当人们做梦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过程。通过加强想象并排除高级神经中枢的判断，很容易就能产生幻觉。在必要或者危急的情况下，在个人力量受到威胁的压力下，我们会通过这种幻觉机制来努力消除并克服软弱的感觉。紧张的程度越高，就越少顾及判断机能。在这种情况下，心里浮现出“尽我所能！”这样的格言，任何人只要借助他所有的心理能量，都能迫使自己的想象力投射到幻觉中。
错觉与幻觉密切相关，唯一的区别在于对于错觉来说一些与外部的接触仍然存在，但是被误解了，就像歌德《魔王》中的情况一样。而潜在的处境和心理上的危险感觉是一样的。
下面这个例子将要说明的是，心灵创造力在需要的时候是如何产生错觉或者幻觉的。一位出身良好的男子由于失败的教育而一事无成，从事着不太重要的职员工作。他已经放弃出人头地的希望。绝望令他备感压抑，朋友们的责备令他的内心更加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他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这能让他立刻忘记一切，备感惬意，并且这可以成为失败的借口。一段时间之后，他因为出现震颤性谵妄的症状而被送进医院。谵妄与幻觉关系密切，在酒精中毒造成的谵妄状态中，患者经常看到小动物（例如老鼠、昆虫还有蛇）。与患者职业相关的其他幻觉也有可能产生。
这位患者找到了医生，他们强烈反对他喝酒。医生们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治疗，让他彻底摆脱了酒精，他在痊愈后出院并在三年内滴酒未沾。然而此时，他又带着新的问题回到了医院。他说，他经常在工作的时候看到一个斜眼奸笑的男人盯着他。他现在是临时工。有一次，这个男人嘲笑了他，他特别生气，拿起镐头朝着那个男人扔了过去，想看一看那到底是真正的人还是个幻影。那个幻影躲开了镐头，但是随即反过来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在这个例子中，那已经不是幻影了，因为幻觉中的拳头是真实的。这个现象也不难解释。他 习惯于 产生幻觉，但是这次却是在真正的人身上来 检验 。这清楚地表明，虽然他已经摆脱了酒瘾，但是自从出院以后，他实际上变得更加堕落了。他丢了工作，被赶出家门，只能靠临时工作来混口饭吃，在他和朋友看来，这样的工作是最低级的。他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并没有减少。虽然他已经不再依赖酒精，但由于一种慰藉，他变得更加不幸了，尽管这种治疗有很大的好处。他能完成第一份工作离不开酒精的帮助，因为在他一事无成而受到家人责备的时候，酗酒这样的借口比起无能保住工作似乎更能维护自己的颜面。痊愈之后，他又不得不再一次面对现实，这种情况带来的压力根本不亚于他之前的处境。如果现在他失败了，就没有什么聊以自慰的借口，也没有可以指责的对象，甚至连酒精都不行。
在这种心理上的危险情况下，幻觉再次出现。他把自己与过去的处境联系起来，看世界的时候就 好像 他还是一个酒鬼，并且据此口口声声表示，喝酒已经毁了他的一生，现在做什么都无济于事。通过生病，他希望从体面尽失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这对他来说就是在不必亲自做出决定的情况下，从做苦工这样令人不快的职业中解脱出来。上述幻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医院。现在他可以安慰自己：如果不是喝酒毁了他的生活，他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这种机制使他得以维持很高的个人评价。对他来说，比起工作，保持个人评价不受到贬损更加重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持这样的信念：如果不是因为不幸降临到他头上，他可能早已成就了一番大事。正是这种证明使他能维持自己的权力关系，让他相信其他人并不比他好，只是他的面前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正当他想找个借口来安慰自己的时候，那个斜眼瞧他的男人出现了；这个幻影挽救了他的自尊。
幻想只是心灵的另一种创造机能。在已经描述过的各种现象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它的影子。正如将某些记忆投射到意识的焦点上，或者建立奇特的想象的上层建筑，幻想和白日梦也被视为心灵创造性活动的一部分。预见和预判作为所有活动机体的基本能力是幻想的重要因素。幻想与人类机体的活动性密切相关，实际上它只是一种预见和预知的手段。孩子和成人的幻想（有时被称为白日梦）往往与未来有关，“空中楼阁”是他们活动的目标，它作为真实活动的模型以一种虚构的形式被建立起来。对童年幻想的考察清楚地表明，对权力的追求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孩子在白日梦中处理他们野心勃勃的目标。大多数孩子对幻想的描述都是以“我长大以后”这样的句子开始的。许多成年人在生活中看起来似乎仍然需要成长。明确强调追求权力再次向我们表明，心灵生活只有在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才能发展。在我们的文明中，这个目标需要社会的认可，并且要具有意义。如果目标不明确，个体就不会坚持太久，因为人类的公共生活伴随着不断的自我衡量，这就产生了对优越感的渴望，以及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希望。预见的诸形式在儿童的幻想中非常明显，几乎完全就是儿童权力得以在其中表达的情境。
我们不能在这里笼统地得出结论，因为我们无法为幻想的程度或者想象的范围设立尺度。我们之前所说的对于许多情况都是成立的，但是也可能存在某些例外。对于那些以敌对的态度面对生活的孩子，他们的幻想能力则会变得更强，因为他们的警惕心会由于他们的态度被刺激得更加紧张。对于身体虚弱的孩子来说，生活并不总是令人愉快，他们也会形成更强的幻想能力，宁愿沉浸于这种幻想活动之中。在成长的某个阶段，他们的想象力可能会成为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机制。幻想可能会被滥用为一种谴责现实的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幻想就变成了一种个体对权力的沉迷，他通过想象力这一虚构的杠杆，让自己超越生活的平庸。
在幻想生活中，社会感连同对权力的追求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童年时期的幻想中，如果不是将权力应用于社会目的，那么很少会有追求权力的现象出现。我们在一些孩子的幻想中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特征，这些幻想包括成为救世主或者优秀的骑士，还有战胜邪恶势力、魔鬼之类东西的胜利者。我们经常发现，有的孩子会幻想自己不属于现在这个家。他们认为自己其实是别人家的孩子，而将来有一天，他们真正的父亲，某个重要人物，会来接他们离开。这种幻想最常见于有强烈自卑感的孩子身上，他们总是受到匮乏的烦扰，被迫待在不显眼的位置，或者对家庭所给予的关爱并不满足。孩子的外在态度会暴露他们渴望高贵的想法，他们表现得好像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一样。有时我们会发现这类幻想近乎病态的表现，比如，有的孩子只戴圆顶硬礼帽，有的为了看起来像个男人而四处捡烟头；还有的年轻姑娘决定变成男人，举手投足和穿着打扮都是男孩子的风格。
有些孩子被认为是没有想象力的。这无疑是个错误。这样的孩子要么没有表达自己，要么因为某种原因被迫压抑了幻想。孩子可以通过抑制他的想象来设法取得某种力量感。在受限的努力适应现实的过程中，这些孩子认为幻想是怯懦和幼稚的表现，他们拒绝深陷其中。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厌恶甚至导致他们看起来完全缺乏想象力。
除了前面描述的白日梦，我们还必须应对一种睡眠期间发生的重要活动，即夜梦。一般来说，夜间做梦不过是白天做梦过程的重复。过去一些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指出，从一个人的梦中可以很容易解读出他的性格。实际上，有史以来，梦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人类的思维。在夜间的睡梦中，就像在白日梦中一样，我们关心的是筹划、安排和引导未来生活走向安全目标的机体活动。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白日梦比较容易理解，而睡梦却很少被领会。梦是不可理解的这并不奇怪，而且我们可能忍不住认为，梦是多余而且微不足道的东西。就目前而言可以说，对于设法克服困难并在未来维持自己地位的个体，他的梦里也会出现追求权力的场景。梦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心理生活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心灵不仅具有感知在现实中实际存在之物的能力，还能够感觉和推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因为运动机体经常需要进行调适，所以这对它们所必需的预见功能有着重要作用。我们称这种机能为认同或者共情。这在人类中是非常成熟的能力。它的范围很广，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心理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里找到它。预见的必要性是它存在的首要条件。我们如果不得不预见、预判和推测在某种状况发生时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那么就必须学会通过思想、感受和感知的联系对尚未发生的状况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一点非常重要，于是我们就可以更加努力地面对新状况，或者更加谨慎地避免它的发生。
共情发生在人与人交谈的时刻。一个人如果不能认同别人，也就不可能理解别人。戏剧就是共情的艺术表现。还有其他共情的例子，例如，当一个人发现别人身处险境的时候，他也会奇怪地不安起来。这种共情的感觉可能会非常强烈，他甚至不由自主地做出防御的行为，即使并没有真正的危险向他袭来。我们都知道玻璃杯掉落的时候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做出的那个动作！在保龄球馆，可以看到有些人会随着球的路线而摆动身体，好像想要依靠自己的运动来影响球的方向一样！类似的，在足球比赛中，看台上的人都会朝着各自喜欢的球队推挤，或者当对方球队带球时，他们会试图营造阻力。常见的共情表现还有：车上的乘客在感觉到危险时，会不由自主地在想象中刹车。在经过正在清洗窗户的高楼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做出退缩或者遮挡的动作。正在演讲的人突然慌了神说不下去的时候，听众们就会感到压抑和不安。特别是在剧院，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将自己与演员联系到一起，或者自己在心里扮演最多样的角色。我们的一生都非常依赖于认同的能力。如果追寻这种像他人一样行动和感觉的能力的起源，我们就会在与生俱来的社会感中找到它。事实上，这是一种宇宙感，它是我们心中对所生活的整个宇宙的相互关系的反映；这是作为一个人不可避免的特征。它使我们能够将自己与我们自身之外的事物联系起来。
正因为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感，所以就有不同程度的共情。这甚至可以在童年时期观察到。有的孩子喜欢玩布娃娃，就好像它们也是人一样，而有的孩子则对观察布娃娃的内部更感兴趣。如果将公共关系从人类投射到价值更低或者没有生命的物体上，那么个体的成长可能会彻底停止。如果不是几乎完全缺失社会感以及认同其他生物的能力，孩子就不可能虐待动物。这种缺陷会导致孩子对那些对于他们成长为人几乎没有价值或意义的事物产生兴趣。他们只考虑自己，不在意他人的快乐或悲伤。这些表现都与缺乏一定程度的共情能力密切相关。无法与他人产生共情可能导致个体彻底拒绝与他人合作。
个体如何能够影响他人的行为？对于这一问题，个体心理学认为这种现象是我们心理生活的伴随表现之一。如果个体不能影响他人，那么我们的整个公共生活将不可能成立。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相互影响还得到了明显强化，例如师生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等。在社会感的影响下，人存在一定程度的受环境影响的意愿。这种意愿的程度取决于施加影响的人对被施加对象的权利的考虑程度。我们不可能对自己正在伤害的人产生持久的影响。当被影响者感觉自己的权利得到保证时，一个人就可以对他施加最大的影响。这是教育学中非常重要的观点。也许可以设想甚至实施其他形式的教育体系，但是考虑到这一点的教育体系就是完全合乎需要的，这是由于它与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有关，这种本能即与他人和宇宙的关联感。
只有当面对故意脱离社会影响的人时，这种做法才会失败。这种脱离的结果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这肯定是一场持久战，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失去了和周围世界的联系，所以他现在公开反对这种社会感。这样一来，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对他的行为施加任何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戏剧性场景：他会对任何试图施加给他的影响做出反抗。
我们可以预料，那些感受到环境压力的孩子将对教育者施加的影响表现出反感。然而，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外界压力过于强大，以至于消除了所有的障碍，从而权威的影响得以被保留和服从。很显然，这种顺从没有任何社会效益。它有时以如此怪异的方式表现自身，以至于使顺从的个体不能适应生活。由于他们卑躬屈膝的服从，没有他人下达适当的命令，他们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或者思考。这种服从本身会带来巨大的危险，例如，有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会听从任何人的吩咐，甚至会做出犯罪行为。
我们可以在犯罪团伙中看到有趣的例子。执行团伙命令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型，而团伙的头目通常会远离犯罪现场。在几乎所有涉及团伙犯罪的重要刑事案件中，都有这样一些奴性的人沦为别人的爪牙。这种影响深远的盲目服从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至于我们偶尔会发现，有的人会为自己奴颜婢膝而感到自豪，并以此作为满足他们野心的方法。
如果仅限于观察正常的相互影响，我们就会发现，最能够接受理性和逻辑的人最容易受到影响，他们的社会感也很少被扭曲。相反，渴望优越感和统治地位的人很难受到影响。每天，观察结果都会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
很少有父母因为孩子的盲目服从而产生抱怨。最常见的反而是因为孩子不听话而批评他。研究表明，这样的孩子被困在一种要使他们比周围的人优越的趋向当中；他们正在努力冲破他们狭小生活的壁垒。由于在家中受到了错误的对待，教育便无法对他们产生作用。
个体对权力的强烈追求与他能被教育的程度成反比。尽管如此，我们的家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激发孩子的雄心壮志，唤醒他心中的高贵观念。这不是因为思虑不周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我们整个文化都充斥着类似的夸大妄想。在家庭中，正如在我们的文明中一样，最受重视的人往往都比其他人更伟大、更优秀、更荣耀。我们将在论虚荣的那一章中揭示这种通向野心的教育方法是多么不适合公共生活，以及野心所造成的困难是如何阻碍心智发展的。
每一个受催眠者都与这样的个体处境相似：由于无条件的服从，他们处处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想象一下，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会听从任何人的突发奇想！催眠就基于类似的准备活动。任何人都可以表示或者认为自己愿意接受催眠，但他可能会缺乏服从的心理意愿。还有一类人可能会有意识地抗拒，但是仍然天生渴望屈从。在催眠中，受催眠者的行为仅仅由他的心理态度决定。他所说的话或者相信的事物都是无足轻重的。对这一事实的困惑使得与催眠相关的错误信息越来越多。通常，在催眠中，大多数个体 似乎 都努力对抗催眠，但本质上却希望服从催眠者的要求。这种意愿可能具有不同的程度，所以催眠效果也因人而异。在任何情况下，愿意接受催眠的程度并不取决于催眠者的意志。它完全被受催眠者的心理态度制约。
从本质上讲，催眠与睡眠有点类似。它之所以非常神秘，只是因为这种睡眠是在另一个人的指示下进行的。这种指示只会对愿意服从的人产生效果。决定因素通常是受催眠者或受试者的天性和性格。只有愿意接受别人的要求而不加判断的人才能进入催眠状态。催眠不是一种普通的睡眠状态，因为它排除了运动机能，以至于只有在催眠者的指令下，运动中枢才能被调动起来。在这种状态中，受催眠者半梦半醒，只能记住催眠者让他记住的东西。催眠中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心灵最优秀的产物——评判机能——完全瘫痪。可以说，被催眠者变成了催眠者延伸出来的手，一个在他的指令下做出反应的器官。
大多数有能力影响他人行为的人都把这种能力归因于他们独有的神秘力量。这便导致了大量不良的后果，尤其是传心者和催眠者的恶劣行为。这些人对人类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甚至能动用一切满足邪恶目的的手段。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行骗。遗憾的是，人类这种动物就是能够做到如此服从，以至于沦为冒充拥有特殊能力者的牺牲品。太多人习惯于不经检验就认可权威。公众心甘情愿地被愚弄，愿意接受任何唬人的把戏，而不经过理性的验证。这样的行为永远不会给人类的公共生活带来任何秩序，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引起受害人的反抗。传心者和催眠者的小把戏不会总是有效。他们经常接触到一些人，一些所谓的容易被催眠的人，他们会竭尽全力去愚弄他们。有时，这就是权威科学家试图向受催眠者展示自己力量的经历。
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其中奇特地混杂着真真假假的信息：受催眠者是一个被骗的骗子，他或多或少愚弄了催眠者，但是自己也服从了对方的意愿。显然，在这里起作用的力量不会来自催眠者，而是受催眠者随时准备服从和屈服。除非是催眠者虚张声势，否则不会有什么神力来影响受催眠的人。那些习惯于理性地生活，自己做决定，不轻率地接受他人的话的人，自然不会被催眠，因此，心灵感应的力量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所谓的催眠和传心不过是卑屈服从的表现。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提到暗示。将暗示纳入印象和刺激的范畴时，它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只会偶尔受到刺激。我们每个人都不断接收到外部世界无数的印象，不可能只感知到单一的刺激。一旦感觉到印象，它就会继续发挥作用。当这些印象以他人的要求和恳求（他尝试说服或者争辩）的形式出现时，我们称之为暗示。这是在转变或者强化接受暗示的人心中已经存在的观点。更加困难的问题是，实际上，每个人对外部世界的刺激都有不同的反应。他受影响的程度与他的独立性密切相关。我们必须牢记两种类型的人。第一种人总是高估他人的意见，轻视自己的看法，不论它们是对还是错。他们总是过高地评价别人的重要性，还强迫自己欣然接受他们的意见。这种人特别容易受到暗示或者催眠的影响。第二种人认为每一个刺激或者暗示都是一种侮辱。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看法才是对的，并不关心它实际正确与否。他们无视他人提出的任何观点。这两种类型的人都有一种软弱感。第二种人的软弱表现在无法接受他人的看法。这类人通常十分好斗，尽管他们可能会为自己能接受暗示而自豪。但是，他们谈论这种开放性和通情达理只是为了强化他们孤立的立场。事实上，他们难以接近，别人很难与他们共事。
▎孩子在尝试征服世界时所用到的全部器官中，感觉器官对于确定他与所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关系是最重要的。正是通过感觉器官，人们才能构建自己的世界观。
我们每个人重视的只是那些适合自己目标的东西。我们如果没有清晰地理解一个人所追求的秘密目标，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行为；除非知道他全部的活动都受到这个目标影响，否则我们也不能评价他的行为的各个方面。
个体的独特性在幻想和想象的产物中表现得最清楚。
我们不可能对自己正在伤害的人产生持久的影响。当被影响者感觉自己的权利得到保证时，一个人就可以对他施加最大的影响。
最能够接受理性和逻辑的人最容易受到影响，他们的社会感也很少被扭曲。相反，渴望优越感和统治地位的人很难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