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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保障人类生存的任何规则都必须受到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支配，并且要与它相适应。
为了解个体思考的方式，我们必须考察他与同胞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是由宇宙的本质决定的，因此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它又是由固定的制度决定的，例如共同体或国家的政治传统。我们如果不能厘清这些社会关系，就无法理解心理活动。
人的心灵不是无拘无束的，因为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的必要性决定了它的运动。这些问题与人类公共生活的逻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群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影响着个体，而公共生活本身却很少受到个体的影响，至多是在特定程度上。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公共生活的现有条件是最终的；它们数量繁多，而且还会经历诸多变化和转换。我们几乎无法彻底阐明和理解心理生活问题的黑暗角落，因为我们无法逃离自身关系的复杂网络。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唯一能够采取的方法就是采纳世界上已有的群体生活的逻辑，它就像是一条终极的绝对真理，在克服了由人类组织不完整和能力有限所引起的错误之后，我们就能够逐步接近它。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分层。根据他们的理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形式决定了“理想的、逻辑的上层建筑”和个体的思想与行为。我们提出的“人类公共生活的逻辑”和“绝对真理”的构想就与上述概念部分一致。然而，历史以及我们对个体生活的深刻理解（即我们所说的个体心理学）已经表明，对于个体来说，对经济状况的要求做出错误反应偶尔也是权宜之计。在试图逃避经济状况时，他可能会渐渐卷入由自己的错误反应构成的罗网中。我们通往绝对真理的道路将会越过无数此类错误。
事实上，公共生活的法则就像气候规律一样一目了然，后者迫使人们为抵御寒冷、建造房屋等采取特定的措施。施加于社区和公共生活的强制力存在于制度中，而我们不需要完全了解这些制度的形式，例如在宗教中，公共惯例的神圣化就起到了维系共同体成员的纽带作用。如果我们的生存条件首先是由宇宙的影响所决定的，那么它们也会进一步受到人类的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影响，以及由公共生活自发产生的法律和规章的影响。社会需要调节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人的公共生活先于人的个体生活而存在。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没有公共基础的生活形式是不存在的。在人类社会以外的地方就不曾出现过人。这很容易理解。整个动物世界都印证了这样一条基本法则：其成员无法自我保护的物种都是通过群居生活来聚集新的力量。
群居的本能帮助人类达到了这样的目的：为对抗外界严酷的环境而不断发展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心灵，其本质渗透着公共生活的必要性。很久以前，达尔文就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脆弱的动物永远不会独自生活。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也是脆弱的动物，因为他们同样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独自生活。他对抗自然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他必须依靠许多人造机械来弥补自身的脆弱，以便在地球上生存下去。试想一下，孤身一人身处一片原始森林，却没有任何文明世界的工具！他会比任何生物都更加难以适应。他没有其他动物的速度或力量。他没有食肉动物的尖牙，也没有敏锐的听觉和视觉，而这些都是生存斗争所必不可少的。人需要大量的器械来保证自己的生存。他的营养摄取、性格以及生活方式都需要制定充分细致的保护计划。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人类才能维持生存。社会生活可以为他提供这些有利条件。社会生活成为了一种必需品，因为通过共同体和劳动分工，个体使自身从属于群体，种群才得以继续生存。只有劳动分工（本质上意味着文明）才能使人类拥有进攻和防御的手段去保护他们的占有物。只有在学会劳动分工之后，人类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想想分娩的艰辛和保证刚出生的孩子存活下来所必要的预防措施吧！只有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这些护理和预防手段才能被实施。想想人类的肉身，特别是在幼年时期所承受的疾病和虚弱，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特殊照顾，了解社会生活的必要性！共同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好保证！
从之前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人是一种劣等生物。他的意识中经常出现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它就像一种永恒的刺激，让人们不断寻求更好的方式和技能去适应自然。这种刺激迫使人们想方设法在生存计划中消除或者尽量减少对自身的不利情况。这时，就产生了对心理器官的需求，它可以影响适应和安全的获得过程。通过提升生理上的防御能力（例如，角、爪子或者牙齿），让原始的人—动物演化成新的生物，使它们能够与自然相抗衡直到精疲力竭，这似乎要困难得多。只有心理器官能够迅速给予补救，弥补人类机体的缺陷。从不间断的缺陷感中产生的刺激使人类变得具有远见和警惕性，并使心灵发展到了当前的水平，一种思考、感受和行动的器官。由于在适应过程中，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心理器官必须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公共生活的条件。它所有的能力都是基于公共生活的逻辑发展起来的。
在这种逻辑的起源及其对普遍适用的内在需要中，我们无疑应该找到人类心灵发展的下一步。只有普遍适用的才是合乎逻辑的。公共生活的另一个工具是清晰的言语，这个奇迹使人类有别于所有其他动物。言语的形式清楚地表明了自身的社会根源，这种现象同样不能脱离普遍适用的概念。对于独自生存的生物个体来说，言语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在共同体中，语言的存在才是合理的。它是公共生活的产物，也是社会个体之间的纽带。在与他人难以接触甚至无法接触的情况下成长的个体，就可以证明这一假设的正确性。在这些个体中，有人常常由于个人原因而逃避与社会的一切联系，还有的人则是外界环境的受害者。不管哪一种类型，他们都会遭受言语缺陷或困难造成的痛苦，并且从来没有学习外语的天赋。这就好像只有在与人的联系是安全稳定的时候，才有可能塑造和保留语言的纽带作用。
言语在人类心灵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逻辑思维只有在语言存在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言语赋予我们建立观念与理解价值差异的可能性；观念的形成不是私人事务，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只有在我们假定思想和情感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前提下，它们才是可设想的；只有对美的认可、理解和感受是普遍的，我们才会对美产生愉悦。由此可见，思想和观念（例如理性、知性、逻辑、伦理和审美）都源自人类的社会生活，它们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文明瓦解而存在于个体之间的纽带。
我们也可以把欲望和意愿理解为人的个体处境的特定方面。意愿只是一种服务于自身缺陷感的倾向，是获得充分适应感的手段。去“意愿”就意味着感受到这种倾向，并且引发行动。每一个自愿的行为都从缺陷感开始，然后朝着满足、静息与完整的状态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用于保障人类生存的任何规则（例如法律规章、图腾和禁忌、迷信或者教育）都必须受到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支配，并且要与它相适应。我们已经在宗教的例子中考察过这个观念，并且发现，对于个人来说，适应共同体是心理器官最重要的功能，对于社会来说也是如此。所谓的公平和正义以及人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本质上不过是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塑造心灵并指导其活动；责任、忠诚、坦率、热爱真理等美德只有通过公共生活普遍有效的原则才能建立和保持。我们只能从社会的角度来判断某种性格的好与坏。性格，就如同科学、政治或者艺术领域的任何成就一样，只有证明了自身的普遍价值，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衡量个体的标准一般是由他对人类整体的价值所决定的。我们拿个体与其同胞中的理想形象进行比较，这个理想形象就是一个以有益于整个社会的方式解决眼前的任务和困难的人，一个社会感高度发展的人。用弗特穆勒
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根据社会法则来玩生活游戏的人”。在我们论证的过程中，将会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形成对人类同胞深厚的感情，不练习做人的技艺，就无法成长为合格的人。
▎社会需要调节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人的公共生活先于人的个体生活而存在。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没有公共基础的生活形式是不存在的。
群居的本能帮助人类达到了这样的目的：为对抗外界严酷的环境而不断发展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心灵，其本质渗透着公共生活的必要性。
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人是一种劣等生物。他的意识中经常出现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它就像一种永恒的刺激，让人们不断寻求更好的方式和技能去适应自然。
如果没有形成对人类同胞深厚的感情，不练习做人的技艺，就无法成长为合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