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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运取决于他的灵魂。——希罗多德
我们不能以过于自大的态度去看待研究人性的科学。相反，只有以谦虚的态度从事它的人才能理解人性。理解人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自古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始终是我们的文化所要追求的目标。这门科学不能仅以培养个别专家为目的，它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理解人性。对于那些认为自己的研究是科学团体的专有财产的学术研究者来说，这无疑会戳到他们的痛处。
由于孤立地生活，我们对人性都没有深刻的了解。过去的人们不可能像如今这样过着相互隔离的生活。我们从童年伊始就很少与人有联系。家庭使我们彼此孤立。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抑制了我们与同胞之间必要的亲密接触，而这恰恰对于发展理解人性所需的知识和技巧至关重要。我们与同胞缺乏充分接触，所以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敌人。仅仅因为我们没有充分了解人性，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常基于误解，我们的判断也往往是错误的。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人们擦身而过，各说各话，无法建立联系，因为他们视彼此为陌路。这不仅常见于社会中，甚至发生在家庭的小圈子里。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父母抱怨他们不能理解自己的孩子，孩子抱怨受到父母的误解。我们对待同胞的整体态度取决于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因此，理解他们的绝对必要性是建立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更加充分，在一起生活就会更容易。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消除令人不安的社会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当我们不了解彼此，从而面临被表面的掩饰欺骗的危险时，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不幸的关系。
现在，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要从医学的角度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这一广大领域中的一门精确科学奠定基础。我们还要确定这门人性科学的前提、它必须解决的问题以及可望从中产生的结果。
首先，精神病学是一门需要对人性有广泛认识的科学。精神病学家必须尽快地、准确地洞悉患者的心灵。在这一特定的医学领域中，我们只有对患者的心灵世界非常有把握时，才能有效地诊断、治疗和对症下药。我们绝不容许肤浅的理解。错误的理解很快就会招致惩罚，而准确地了解疾病才会得到治疗成功的结果。换句话说，这是对我们人性知识的一次非常有效的检验。在日常生活中，错误地评价他人不一定会即刻产生严重后果，因为这些后果可能会在错误发生很长时间之后才出现，以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我们常常会惊讶地发现，在错误地判断一个人之后，要经过几十年，此行为所酿成的非常不幸的结果才会显现。这些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掌握有效的人性知识的必要性和责任。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神经疾病中发现的精神异常、情结和失误与正常个体的心理活动在结构上没有本质区别。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要素、同样的前提和同样的活动。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们在神经疾病患者身上表现得更明显，更容易被识别。这一发现的好处是，我们可以从精神异常的案例中学习，擦亮双眼，在正常的心理生活中发现相关的活动和特征。这就需要任何职业都不可缺少的训练、热情和耐心。
第一个伟大的发现是：心灵生活的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在童年早期形成的。就其本身而言，这一发现并不惊人。各个时代优秀的研究者都有过类似的发现。然而新颖之处在于，我们现在能够将童年的经历、印象和态度（就我们能确定的而言）以一种必然和连续的模式与其之后的心灵生活的现象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够将童年时期最早的经历和态度与之后成年个体的经历和态度作比较。在此，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发现：心理生活的单个表现绝不能被视为自足的实体。只有把这些单个表现当作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时，我们才能理解它们；只有当我们确定这些表现在一般活动里和一般行为模式中的位置时，这些表现才能被评价——只有当我们能发现个体的整体生活方式，还清楚地了解其童年时的秘密目标与成人后的态度相一致时才能如此。简而言之，从心理活动的观点看，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已经以令人吃惊的清晰性被证明。某些心理现象的外化形式、具体表现和语言表达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其基础、目标、动力，直接引导心理活动迈向最终目标的一切因素都恒定不变。具有焦虑性格的成年患者，他的思想总是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他总是拼命将自己从社会中孤立出来，表现出与三四岁的时候相同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尽管这些表现在他们单纯的幼年时期更容易得到理解。因此，我们制定了一条规则，将研究的大部分内容指向所有患者的童年。这样一来，我们就掌握了一项技术，即在患者告诉我们他的现状之前，就能根据所了解到的他的童年来揭示他成年后的性格特征。我们认为，在一个成年人身上所观察到的东西就是他童年经历的直接投射。
我们了解到患者最生动的童年回忆，并且知道如何正确地解释它们时，就能非常准确地重现他现在的性格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利用了这一点：个体很难偏离童年就已形成的行为方式。尽管成人之后，他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也很少有人能够改变他童年的行为模式。成人态度的改变不一定意味着行为模式的改变。心理生活的基础并没有改变；个体在童年时期和成年以后都保持着同样的活动路线，就此我们可以推断他的人生目标也没有改变。我们如果想改变行为模式，就有另一个把注意力集中在童年经历上的理由。我们改变个体成年后的无数经历和印象与否都无关紧要；我们需要的是发现患者的基本行为模式。一旦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基本性格特征，并对他的疾病做出正确解释。
因此，考察孩童的心灵生活是这门科学最重要的部分，许多研究都致力于探究生命的最初阶段。在这一领域中，存在大量我们从未接触或者探查过的资料，以至于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数据，在人性研究中它们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由于我们的研究不是为它们自身而是为全人类的利益，因此我们在研究的同时建立起了一套防止不良性格特征形成的方法。我们的研究没有前例可循地进入了教育学的领域，对此我们已经贡献多年。对于任何想要从事教育试验并将自己在研究人性过程中有价值的发现应用其中的人，教育学都是名副其实的宝藏，因为教育学和人性科学一样，不是通过书本而是必须从生活实践中获得知识。
我们必须将自己与心灵生活的每一种表现联系起来，让自己设身处地，与他人共同经历欢乐和悲伤，这就类似一个优秀的画家在肖像画中描绘自己所感受到的那个人的性格特征。人性科学被认为是一门拥有多种可供使用的工具的艺术，它与所有其他艺术密切相关，并且对它们有助益。尤其是在文学和诗歌领域，人性科学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的首要目标必然是增加我们对人类的认识，也就是说，它必须使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得到一种更好、更成熟的心理发展。
最大的困难之一在于，我们经常发现人们在他们对人性的理解这点上非常敏感。很多人在人性科学方面研究甚少，但依然认为自己是洞察人性的大师；如果被要求检验其在人性方面的知识，他们多半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只有那些通过同理心来感受人性价值的人，也就是说，曾亲身经历过心理危机或者能在他人身上完全识别出它们的人，才是真正有意愿了解人性的人。
从中产生出了找到一种精确的手法、策略和技巧来应用我们的知识的难题与必要性。我们不能唐突地将在探索个体心灵的过程中发现的事实赤裸裸地摆在他的面前，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讨厌、更能引起批评的了。最好劝告那些不想遭到别人憎恨的人在这方面多加注意。随意滥用从人性知识中获得的事实，很快就会破坏自己的名声，例如在餐桌上急于展示自己对周围人的性格了解或者猜测出了多少。对于教导那些没有全面了解这门科学的人来说，仅仅将它的基本真理当作结论来引用也是危险的。经历这样的过程，即使是真正了解人性科学的人也会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我们必须重申：人性的科学要求我们谦虚。我们不能无谓而又草率地公布实验结果。渴望炫耀并展示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是十分幼稚的做法。这很难说是成年人该有的行为。
我们建议，了解人类心灵的人应该率先考验自己。他不应该把为造福人类而取得的实验结果甩在一个并不情愿的受害人面前。他只会为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制造新的困难，并在实际上违背了自己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为年轻研究者不计后果的热情带来的错误负起责任。我们最好保持谨慎的态度，必须在得出任何关于部分的结论之前统观整体。此外，只有当确信这些结论对某人有利时，我们才能予以发表。人们通过错误的方式或者在不恰当的时刻对他人的性格做出正确的结论，都会对他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现在，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肯定会面对在许多读者那里已经形成的反对意见。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个人的生活方式始终保持不变这一主张，因为个体在生活中会有诸多经历，而这些经历足以改变他对生活的态度。我们必须记住，任何经历都可能有多种解读。我们会发现，不会有两个人从相似的经历中得出相同的结论。这就说明，经历过的事并不总能使我们变得更加智慧。我们确实从中学会了避免一些困难，并且用一种泰然的态度对待他人，但是我们的行为模式不会因此而改变。在进一步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一个人总是用自己的经验来达到同一个目的。更深入的考察表明，他所有的经历一定都是符合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模式的。众所周知，是我们自己塑造了自己的经验。每个人都决定了自己的经历的方式和内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人们会从个人经历中得出任何想要的结论。有的人重复犯某种错误。如果你让他确信自己错了，那么他的反应有多种可能。他可能总结说，是应该避免这个错误了。然而，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况。更有可能的反应是他会不服，因为这个错误由来已久，现在已经无法改正了。或者，他会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责怪父母或者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可能会抱怨从来没有任何人关心他，或者他受到了过多的溺爱或者残忍的虐待，找借口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他不管用什么借口，都暴露了渴望逃避责任这一事实。通过这种方式，他就有了表面上正当的理由来避免自己遭到批评。受责备的从来不应该是他。完不成自己的目标都是别人的错。这类人所忽视的事实是，他们自己很少努力消除错误。他们更渴望继续犯错，热情地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失败的教育。只要他们愿意，这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借口。对同一经历的多种可能解释，以及从同一经历中得出各种结论的可能性，使我们能够理解个体不改变他的行为模式，而是扭曲自己的经历直到它们适应自己的行为模式的原因。人类最难做到的事情就是了解自己和改变自己。
我们如果不掌握人性科学的理论和技术，就很难教育出更优秀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并且会因为外在发生了变化，就错误地判断那个人已经完成某些重要的事。实际案例告诉我们，技术对个体的改变是多么微小，所有所谓的变化只流于表面，只要行为模式本身没有被改变，这些变化就没有价值。
改变一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需要一定的乐观和耐心，最重要的是排除个人的虚荣心，因为被转变的个体没有义务成为满足他人虚荣心的工具。此外，转变的过程必须以一种使被转变的那个人感到合理的方式来进行。这很容易理解，如果一道某人原本爱吃的菜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准备好和端给他，那么他就会拒绝享用这道菜。
人性科学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称之为“社会层面”。人类如果能够更充分地了解彼此，无疑能够更好地相处，关系也就更亲密。一旦有了这个前提，人们便不会令彼此失望，不会彼此欺骗，而欺骗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险。我们必须向准备接触人性科学的人们展示这一危险。研究者必须让他们科学实践的研究对象理解在我们身上起作用的未知和无意识的力量的价值，并帮助这些对象认识到人类行为中所有隐蔽的、扭曲的和伪装的伎俩。为此，我们必须学习人性科学，自觉地带着社会目的来实践它。
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收集这门科学的材料并且实践它呢？我们已经注意到，不能仅从理论上运用这门科学。仅仅知道所有的规则和数据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将研究转化为实践，并将它们联系起来，以便获得比以往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视角。这是人性科学理论层面的真正目的。但是，只有走进生活本身，检验和利用我们所获得的理论时，我们才能使这门科学充满生气。我们这样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对人性了解得太少，而且我们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因为当代的教育仍然不适合提供给我们关于人类心灵的有效知识。每个孩子都完全依靠自己来评估自己的经历，并在课堂之外提升自我。我们没有获得关于人类心灵的真正知识的传统。如今，人性科学所处的位置就好比化学在炼金术时代的位置。
我们发现，那些没有因为复杂教育体系的蒙蔽而脱离社会关系的人，最适合从事人性的研究。我们所面对的男男女女，归根到底要么是乐观主义者，要么是好斗的悲观主义者，他们没有受到悲观主义的驱使而变得听天由命。但是，仅仅去接触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有亲身的体验。面对今天有缺陷的教育，只有一类人才能真正理解人性。他们要么是悔过的罪人，要么是那些曾经卷入心理生活的漩涡，被所犯过的所有错误缠身并最终自救的人，要么是靠近这一漩涡并且感受到水流在冲击他们的人。其他人自然也能理解人性，尤其是当他们拥有认同和共情的能力时。最了解人类心灵的是那些亲身经历过强烈情感的人。悔过的罪人在我们的时代与在各种伟大宗教形成的年代一样具有价值。他们比成千上万正直的人站得更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把自己从生活的困难中解救了出来，从生活的泥沼中解脱了出来。他们从不良的经历中获得了有益的力量，因此提升了自己，从而理解生活的光明和黑暗面。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那些正直的人当然不如他们。
当我们发现个体的行为模式无法使他过上幸福的生活时，掌握着人性知识的我们就有义务帮助他纠正对待生活的错误态度。我们必须给他更好的视角，一种更适合社会、更适用于实现幸福生活的视角。我们必须向他提供新的思想体系，为他指出另一种行为模式，社会感和公共意识在其中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并不打算给他的心理生活建立一个理想的结构。新的观点对困惑的人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从中他可以了解到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从而犯下了错误。根据我们的观点，严格的决定论者视所有人类活动为因果关系的序列，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只要自我认识和自我批评的力量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是生活的主题，那么因果关系就会改变，经验的结果就获得了全新的价值。当一个人能够决定自己活动的源泉和心灵的动力时，他认识自我的能力就会变得更强。他一旦理解这一点，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再也不会逃避他的认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