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东北地区地处边疆，是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要地，也是在历史上备受日、俄等外国势力蹂躏的区域之一，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强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为祖国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这样的复杂历史，使得东北地区的发展也经历了复杂过程，即九一八事变前按照自主道路发展阶段、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殖民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阶段。当今，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总结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史和规律性特征，这就不能跳过日本殖民时期这一段历史，而且只有将其置于整个东北史的历史背景下来研究，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是科学的，才有可能经得起推敲。
一直以来，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有功，整个东北经济面貌的变化是日本之力造成的，为后来东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各个领域的变化却是客观存在的，战后确实留下了一批殖民“遗产”。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它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只有全面系统地对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统治进行研究，才能回应并击碎日本右翼势力的谬论。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以其为工具，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殖民统治，除满足日本国内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当然，这样的殖民统治给东北地区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了无法磨灭的伤痛记忆。那么就有几个问题必须研究清楚：日本是如何通过伪满洲国这个“独立国家”，逐步地把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纳入自己的殖民体系之中，并进一步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同时，面对侵略，东北民众又是如何应对的，他们的选择路径有哪些，反映出什么样的实质问题。
综上所述，必须加强伪满时期东北区域史的研究，通过梳理日本将统治政策逐步渗透到各个领域的步骤与过程，披露其对东北地区资源控制和掠夺的事实，以显示东北人民陷入沉重苦难之中的历史现实。因此，本书以“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为课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 研究现状
其一，综合性研究。有关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姜念东等编的《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是国内较早以伪满洲国为研究对象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按照时间顺序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对伪满傀儡政权进行了剖析，进而从伪满洲国的视角探析近代中国落后的内外原因。20世纪90年代，解学诗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8年修订出版、2015年再次修订出版）一书。该书是国内研究伪满洲国史的优秀著作，作者运用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研究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14年间，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以及东北民众所遭受的压迫、掠夺和奴役。另外，刘信君、霍燎原主编的《中国东北史》第6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内容也涉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其二，政治与军事研究。该方面的研究，有以伪满政权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如解学诗的《历史的毒瘤：伪满政权兴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阐释伪满政权的傀儡性及所谓“王道政治”的，如王希亮的《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1931—194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也有对伪满基层政权进行系统研究的，如车霁虹的《伪满基层政权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进行了比较研究，即对伪满基层政权与东北旧地方政权、日本的基层组织及其他殖民地政权分别进行了比较。另外，李慧娟的《从总务厅看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车霁虹的《试论伪满政权的地方基层统治机构》[《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等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军事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孙邦主编的“伪满史料丛书”中的《伪满军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书中包括伪满洲国军“讨伐”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史料，伪满洲国军残酷屠杀东北人民、制造血案的史料，张鼓峰事件、诺门罕战争的史料，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史料等，展现了关东军、伪满洲国军、抗日义勇军及抗日联军的博弈状况，是研究伪满军事的重要资料汇编。季泓旭的《浅议伪满洲国的“国防力量”》（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是专门研究伪满洲国“国防力量”——伪满洲国军的文章，涉及日本对伪满洲国军的改造、作战能力及对象、战斗力等内容，并最后在与汪伪政权比较的基础上，对伪满的“国防体系”进行了客观评价。
其三，经济研究。关于经济的综合研究，如滕利贵的《伪满经济统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从经济侵略政策的制定、经济侵略机构的设立、“三大计划”的实施等方面，对日本通过伪满傀儡政权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进行了系统论述；再如中央档案馆等编的《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各种物资、矿产资源掠夺以及压榨、奴役东北民众的历史档案资料汇编，是研究日本经济掠夺的重要史料。相关的研究还有季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1986年第2期）等。
关于各经济领域的研究，工业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如孔经纬的《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强调伪满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工业的渗透与掠夺；秦爽的《伪满洲国殖民地工业体系形成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认为伪满殖民工业体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筹划期、建设期及畸形膨胀与崩溃期，并概括了其畸形发展、对日依存性强的特点，从客观角度揭露了伪满殖民工业体系形成的后果。金融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如南立丹的《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金融统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付丽颖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的金融统制》（《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孙汉杰等的《伪满兴业银行与日伪对东北的资金控制》（《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赵继敏的《论伪满洲中央银行在东北金融业统制中的作用及其恶果》（《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关心的《日伪经济统制与伪满洲中央银行的资金筹支》（《求索》2016年第11期）等。
其四，教育研究。伪满洲国教育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逐步兴盛,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成果开始大量增加。就综合性研究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刘兆伟、许桂清主编的《伪满洲国教育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该书从东北沦陷的历史背景入手，系统阐释了该时期伪满洲国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教育、民族教育等内容，同时结合爱国人士的反抗斗争，揭露日本奴化教育的本质。另外，王野平主编的《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也从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新学制”、战时体制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其他教育等方面对东北沦陷十四年的教育进行了探讨。
就奴化与殖民教育研究而言，有魏晓文等的《伪满洲国殖民教育特点及历史反思》[《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就分领域教育研究而言，有齐克达等的《伪满时期哈尔滨地区美术教育研究》（《艺术研究》2016年第4期）、程志燕的《伪满洲国的日语教育》（《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赵晓红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医学教育的连动与差异：对伪满时期医学教育的考察》（《民国档案》2012年第1期）等。就学校教育研究而言，主要有杨家余等的《伪满学校教育制度及其实质剖视》（《教育史研究》2002年第2期）、娜仁格日勒等的《伪满时期兴安南省蒙古族基础教育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9期]等。就留学教育研究而言，有孔凡岭的《伪满留日教育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汪丞的《伪满洲国留日教育活动及特点》（《教育评论》2013年第4期）、徐志民的《接受留学与日本“国益”——近代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接受政策》[《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就教科书研究而言，有刘学利的《伪满洲国教科书的演进阶段》（《教育评论》2016年第3期）、齐红深的《伪满洲国教科书的演变》（《教育史研究》2009年第1期）、刘学利的《论伪满洲国教科书的殖民性特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年第5期]等。
其五，舆论与宣传研究。在新闻统治方面，有黑龙江日报社新闻志编辑室编著的《东北新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或把目光聚焦在伪满洲国建立前的新闻统治，如王翠荣的《伪满洲国成立前日本对东北的新闻侵略及东北新闻界的抵制》（《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或从法律的视角探讨日本的新闻管控制度，如蒋蕾等的《以法律之名制造的“新闻樊篱”——对伪满新闻统制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6期）；也有分阶段的整体论述，如何兰的《日本对伪满洲国新闻业的垄断》（《现代传播》2005年第3期）、张贵的《东北沦陷14年日伪的新闻事业》（《新闻与传播研究》1993年第1期）等。另外，齐辉的《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新闻监管与舆论控制——以伪满弘报处为中心讨论》（《东北亚研究》2013年第1期）、曹哲的《论东北沦陷时期日伪报业统制政策及其实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齐晓君的《关东军报道班对伪满新闻业的操控——从报刊呈现的角度考察》（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等也是该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就视听界而言，在电影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胡昶、古泉的《“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版），该书系统阐释了“满映”从创建到解体的历史进程，其中也论述了日本通过电影愚弄东北民众的多种活动，以揭露其文化殖民的实质。相关研究还有王艳华的《“满映”与东北沦陷时期的日本殖民电影研究——以导演和作品为中心》（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从导演和作品的角度探讨日本对东北民众的文化殖民。在广播方面，主要有哈艳秋的《伪满广播性质探析》（《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伪满十四年广播历史概述》（《新闻与传播研究》1989年第3期）。两文对伪满广播的发展状况、控制手段进行了详细阐释，突出其殖民性以及工具性。另外，还有通过戏剧等文艺形式研究日本殖民宣传的，如代珂的《伪满洲国的广播剧》（《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王琨的《殖民地台湾与伪满洲国“放送剧”研究（1937—1945）》（《台湾研究集刊》2015年第2期）等。
（二） 留下的学术空间
以上研究成果对日本的殖民侵略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开拓性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对策建议，无论是在研究视角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都为之后学者在该领域的探讨提供了先例。但目前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
其一，在研究对象方面，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而且个案研究较多，整体性研究不足，这无疑会造成研究的碎片化、个案化，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而且殖民统治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综合体，联系紧密、相互影响，处于复杂的联系之中，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不能完整地呈现出殖民性、侵略性。因此，必须加强整体与个案、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综合性研究，也要加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联系研究，以增强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
其二，从研究内容看，以往的研究多是按照时间顺序，阐释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各个领域的侵略行径，客观叙述性强，但研究性略显不足。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是通过制造伪满洲国这个“独立国家”来实现的，这就增加了管控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日本欲真正完成殖民统治，必须把伪满洲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纳入其殖民轨道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有日本和伪满洲国之间的冲突，也有伪满洲国和东北民众之间的矛盾，还有日本和东北民众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因此，在研究内容方面，不能只是时间顺序下的客观叙述，必须体现各涉及领域、各涉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解决步骤。
（一） 概念界定
本书中的“统治”主要是三层意思：一是总体的“建制”，即日本主导建立伪满洲国，并以其为工具进行殖民统治，这主要是掩盖侵略罪行；二是各子系统的“制度”和“机构”，日本通过伪满洲国制定体现其殖民意志的各领域法律、法规，并设立专门的执行机关，在“合法化”外衣下付诸实际的殖民活动，以实现在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统治的“法制化”“专门化”；三是“统制”是实现“统治”的重要步骤，通过“统制”将各子系统完全纳入殖民侵略的轨道之中，最终完成殖民统治，它是一个由“制”到“治”的过程。
（二） 研究方法
（1） 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利用现代殖民理论等，审视不同时期的统治政策及其调整状况，同时考察日本、伪满洲国及东北人民的现实博弈，开展对事件、人物的实证研究，力图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与厚重性。
（2） 整体分析与个案探究相结合。研究不同时期日本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政策与实践，并把它置于整个统治布局中，分析其地位与影响，做到不同层次宏观与微观的充分结合。
（3） 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在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借鉴军事学、政治学、社会学、统计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视角进行探究，做到跨学科、交叉式、多角度、深层次的综合性研究，力图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
本书运用满铁资料、日本侵华史料、报刊资料等一手史料，全面系统地阐释、分析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社会等领域的殖民统治，具体而言：
第一章探讨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统治。从政治学角度讲，政治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政”是政权主体，“治”是维护政权的方法和手段，“治”是围绕着“政”进行的。政治统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和过程，包括国家统治和阶级统治两层含义。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正是基于这两层含义而采取措施，把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纳入自己的殖民轨道中的。各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节系统阐释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主体从“四头政治”机关并驾齐驱到以关东军为绝对主导的转变过程，其中，既有日本军部与内阁的博弈，又有陆军省、外务省及拓务省间的相互攻击。“四头政治”的统一结束了日本侵略主体内博外侵的内耗局面，也奠定了一切以军事为中心的格局，是日本完成对中国东北地区政治统治的前提与基础。
第二节全面阐释了日本在“国家”统治层面把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纳入自己殖民轨道的欺世盗名之举，即对伪满洲国的掌控。具体而言，一方面利用欺瞒手段应对国联调查，并为伪满洲国成为世界范围内承认的“独立国家”而积极斡旋；另一方面利用“日满一体”“日满一德一心”等加以粉饰，顺理成章地派遣日本顾问，以控制伪满洲国的“中央”和“地方”政治机构。这样日本就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行欺世盗名之勾当，是日本完成对中国东北地区政治统治的主要手段。
第三节全面阐释了日本在阶级统治层面把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纳入自己殖民轨道的举措，即对东北民众的控制。日本扶植伪满洲国，自知侵略本质无法真正掩盖，为防范东北人民的反抗而对其进行控制，一方面实行保甲连坐制、街村制及集团部落制进行直接控制，企图杜绝东北民众的反抗行为；另一方面对东北民众进行身心摧残，以消除其反抗能力。日本的阶级统治是完成对中国东北地区政治统治的巩固手段，防范与高压是其显著特征。
第二章探讨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统治。从军事学角度讲，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本章所指的军事统治主要涵盖军事制度、军事机构、军队建设、军人教育等方面内容。伪满军与关东军均是日本的重要侵略力量，由于关东军本属日本，且一直在其侵略轨道之中，而伪满军名义上为伪满洲国的“国家机器”，如何对伪满军进行管控以纳入侵略轨道，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军事统治的关键。各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节从政策与机构的角度探讨日本把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纳入其侵略轨道的第一步，即对伪满洲国军事机关的控制。日本一方面通过宣扬日“满”不可分、日“满”一体等思想，营造氛围表明其军事统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与伪满洲国签订协约，把统治伪满洲国军队“合法化”，从本质上讲，“合理性”与“合法化”尝试是日本从制度层面掩盖其军事统治罪行的具体表现。同时，日本通过派遣顾问的方式实际掌控伪满洲国的各级军事机关，这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军事统治的重要步骤，更是掌控伪满军的必要手段。
第二节系统阐释了日本把伪满军纳入其侵略轨道的具体步骤。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伪满军构成决定了日本整肃的必要性，对伪满军进行改组则是完成控制伪满军的关键步骤，进行军事教育是补充措施，具有巩固之效。如果说掌控伪满洲国的军事机关是日本进行军事统治的重要步骤，那么直接对伪满军进行整肃和控制，是日本统治中国东北地区军事的关键，也是目的。
第三节系统探讨了面对日本的军事统治伪满军官兵的反抗，即哗变反正。伪满军的哗变反正经历了“高潮—低谷—高潮”的发展阶段，这是固有的爱国情怀、中方的政治引导及日本的高度压榨共同作用的结果。日本虽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应对，但并未真正阻止伪满军弃暗投明的步伐。伪满军的哗变反正使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趋于完整，也扰乱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统治秩序，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其侵华进程。
第三章探讨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统治。从经济学角度讲，军事经济是区别于民用经济的一个有机系统，是在战争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经济形式。在日本统治下，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经济即是军事经济形式，各类型经济的军事化是其具体体现。本章主要探讨日本是如何将原本沿着自主道路发展的东北经济，一步步地纳入其殖民轨道并军事化，进而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各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节从“制”的层面论述日本将中国东北经济军事化的理论准备。就统治机构而言，日本在伪满洲国建立后，将“满铁”一家独大的侵略机构，调整为“满铁”“满业”并驾齐驱的“合法化”统治机构。“满铁”调整之前掠夺中国东北资源为日本国内经济服务，调整后则更倾向于为侵略战争提供战略物资，“满业”更是为军事侵略提供重工业物资。就统治政策而言，经历了从准战时经济体制到战时经济体制的统治政策转变，军事化特征明显。
第二节阐释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治。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地区已经具有一定金融势力，这为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在金融领域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事变后，日本通过打压中国金融机构、增设并扩充日本金融机关、统一货币等方式，逐步完成对伪满洲国的金融统治，建立以日本势力为中心的东北金融体系，增强了日本推行殖民化政策并为侵略战争服务的便利性。
第三节阐释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交通统治。日本一方面通过破坏东北原有铁路网系、收买东铁哈长段、推行“二线二港主义”和“满蒙铁路中心主义”等，构建了以“满铁”为中心的铁路网；另一方面依据军事侵略需要完善东北陆、空交通，使航空与公路军事化。这样的交通统治大大增强了军事物资和军队的运输能力，为军事侵略增加了砝码。
第四节阐释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工、农业统治。工业统治一方面促使东北旧有工业的殖民化，并逐步树立服务军事的理念，使殖民工业军事化；另一方面根据侵略战争的需要，新建军事工业。殖民化与军事化是相辅相成的，殖民化是军事化的前提，军事化为殖民化提供保障。就农业统治而言，日本依靠军事实力来夺取东北土地所有权、大量种植军需物资、实行武装移民政策等，以完成农业统治，为侵略战争提供人力和物力支持。
第四章探讨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教育统治。从教育学角度讲，教育最本质性的理解，就是对人们思想的知识灌输和行为指导。对殖民者而言，教育是磨灭被殖民者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最重要手段，相较政治、军事、经济等侵略方式更具彻底性。因此日本在伪满洲国建立后，十分重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教育统治，本章即是探讨日本是如何将东北教育纳入殖民、奴化教育轨道的。各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节论述日本将中国东北地区教育殖民化、奴化的制度设定。一方面以伪文教部为中心设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统治机构，并根据侵略形势进行适时调整，这是将东北地区教育纳入殖民化、奴化轨道的具体执行者；另一方面制定一系列教育法令、法规，使教育统治“法制化”，这既可以保证教育行政机构有法可依，也可以把日本的奴化教育“合法化”。
第二节从教师的角度阐释日本的教育统治，即培植、检定及改造为一体的教师管控体系。就教师培养而言，日本通过设立师范学校、大兴师道教育等方式，培植符合“新标准”的教师；就教师录用而言，日本制定了严格的检定标准，以验证“新”教师的身份；就教师改造而言，为彻底保证“新”教师能够按照日本旨意“传道授业”，日本采取教员讲习培训、出国深造两种行形式对“新”教师进行进一步改造。
第三节从学校及教学内容的角度阐释日本的教育统治，即学校结构与教学内容的“除旧立新”。学校是传播知识的平台，日本为使中国东北民众既接受奴化教育，又不至拥有自主思维而产生怀疑和反抗的情绪，对学校结构与类型进行了调整，即重视初等教育之学校建设、限制中等教育之学校建设、取缔旧有之高等学校。教学内容直接决定人才培养方向，日本对其重置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排斥中国教育，设置奴化课程；二是编印“去中国化”之奴化教科书，“去中国化”是其显著特征。
第四节从教育督导和社会教育的角度探讨日本教育统治的全面化。教育督导是保证日本殖民化、奴化教育理念切实履行的重要手段，日本采取双层督导的方式对学校、教师、学生及教育内容进行监察和督促，即专门机构主导下的“正规性”督导、日籍教员的辅助性督导。社会教育是除对儿童、青年进行学校教育外，对一般成人进行的教育，这就把普通民众纳入了殖民化、奴化教育轨道，体现了日本教育统治主体的全面化。
第五章探讨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新闻出版统治。从新闻学角度讲，新闻出版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对于殖民者而言，新闻出版是殖民侵略的“无上劲旅”，具有“急先锋”作用。因此日本自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开始，就极其重视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并在九一八事变前已处于主导地位。那么日本在早已主导东北新闻出版业的背景下缘何在伪满时期还要攫取统治权，又是如何攫取的？其实质是什么？本章试图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深入考察。各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节探讨主导新闻出版背景下日本攫取统治权的必要性。首先阐释伪满洲国建立前日本新闻出版主导之势的形成。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凭借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极力发展自己的新闻出版势力，并排挤、打压中国报刊业，使得日本报刊在种类、发行数量、影响力上均具有压倒性优势，而处于主导地位。其次论述日本决心攫取统治权的关键。中国新闻界团体的联合抵制是日本决心攫取统治权的重要促使因素；中国新闻出版者坚守阵地、揭露日本侵略本质，是重要刺激因素。
第二节探讨专门统治机构设定与“合法化”保障。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统治中国东北地区新闻出版的机构经历了由弘法处到弘报处的流变，这种专门机构的设立一方面显示了日本对新闻出版统治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专门管理的“实效”。法令、法规的颁布是统治“法制化”的表现，这样既可以为统治权“合法化”提供保障，还能够为实施此种权力保驾护航。
第三节探讨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新闻出版业的摧残与统治。武力查封、监视改造、强买强购等强制手段是新闻出版统治的“急先锋”，弘报协会、弘报处等专门管理机构的归拢是新闻出版统治的“合法化”手段。从本质上讲，日本对中国东北新闻出版业的垄断，是利用新闻机构的舆论宣传作用，麻醉中国人民，控制他们的思想，为侵略战争服务。
第六章探讨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视听界的统治。视听事业包括电影业和电信业两大类，与新闻出版一样，是舆论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侵略者进行思想渗透的工具。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极其重视对中国东北地区视听界的统治，那么日本是如何将电影业、电报事业、电话事业及广播事业纳入其殖民文化轨道的，这正是本章要解决的问题。各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节从“制”的层面论述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视听界实施统治的机构与法律依据。经营缺乏统一性是伪满洲国建立之前及其初期，中国东北地区视听界的基本状况，也是日本实施统治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日本一方面设置“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及“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进行统一管理；另一方面颁布《电影法》并签订《日满电信电话协议》等，进行制度设定。双管齐下，推动统治之实现。
第二节探讨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电影业的统治。以“满映”设立为时间节点，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满映”设立前日本在中国东北电影业的“主而不导”地位，表现为在电影院数量上占有主体地位，但在所放映影片上却处于从属地位，既无法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又不能引导电影业的发展方向；二是“满映”设立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电影业的“控而导之”，通过增加影院数量并扩大分布范围、改变影片引进格局、“满映”自制影片等方式，实现统治。
第三节探讨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电信业的统治。就电话与电报事业，一是对中国东北地区原有各类电话、电报事业的收买和接管；二是大力发展现代化电话、电报事业，以便进一步发挥其工具性职能，为侵略战争服务。就广播事业而言，一是加大广播事业载体兴建，二是更新广播机构设备，三是加大监视和管理。
（1） 厘清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路径，以揭示日本的侵略“理路”。日本首先承认伪满洲国为“独立国家”，并积极唆使其他国家承认，以掩国际社会之耳目；同时，利用“日满一体”“日满一德一心”等加以粉饰，借以表明日本与伪满洲国是亲密“友邦”，甚至两者为一个整体，日本顾问（实为操控）伪满洲国各级各类机构是顺理成章的；通过伪满洲国制定体现日本殖民意志的各领域法律、法规等制度。这样厘清殖民路径就可以揭露日本虚伪、欺骗的侵略者嘴脸，更能揭示出日本的侵略“理路”。
（2） 突出关系研究，以展现丰富而复杂的历史面相，进而归纳伪满时期东北地区发展的总脉络。以往学界大多孤立地讨论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侵略，缺乏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事实上，在殖民统治中，各子系统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本书突出关系研究，认为军事统治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基础，为政治、经济、文化统治开辟了路径；政治统治为经济、文化统治提供了保障；经济、文化统治又对军事、政治统治有巩固作用；总之，军事是后盾，也是其他各子系统的“归宿”，即军事化。这样的关系研究是尊重历史规律的，有利于归纳伪满时期东北地区发展的总脉络。
（3） 强调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以驳斥“东北开发论”的谬论。日本的殖民侵略给中国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一直以来部分日本学者不断抛出“东北开发论”的荒谬观点。因此本书从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的角度加以驳斥，强调日本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活动，其主观目的带有明显的侵略性、殖民性，完全是以牺牲中国东北地区的资源与环境为代价，为日本国内发展服务、为侵略战争服务；同时，在客观效果上，日本战败后确实留下了一些侵略“遗产”，但这相较于侵略的破坏性可谓九牛一毛。这样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的研究角度，一方面可以有力驳斥日本学者的谬论，另一方面也是尊重历史客观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