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在沿江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之后，依靠经济比较落后的西南西北地区支持抗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众所周知，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战争离不开经济的支撑。抗日战争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国与一个比较发达的工业国日本之间的较量，为什么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国最终能取得战争的胜利？除了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进步性这一根本因素外，战时国民政府如何依托经济落后的中国西部地区来支撑抗战，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本课题从农业动员的角度，探究战时中国西部落后的农业如何通过改造，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而基本上满足了战争对农产品的需求，支持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
战时中国西部，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今天我们讲中国西部，一般是从两个角度界定：一是从地理角度讲，中国西部包括我国的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省、自治区和重庆市，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二是从经济角度讲，西部除了上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外，还包括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南省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而按照西部大开发计划既定以及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协调的范围，西部地区则由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和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构成。
民国时期的省区划分与今天的省区划分有很大不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省县之间设道。其后，北洋政府在22个行省外设了京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等特别区域和西藏、外蒙、青海3个地方。国民政府成立后，废“道”，设立行政督察区作为省的派出机构，将奉天改为辽宁，将京兆特别区并入直隶，并改名河北，将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和青海都升格为省，西康特别区改为西康省（1939年正式成立省政府）。
1927年前的甘肃省界与清朝时的省界一致，包括今甘肃、内蒙古西部、青海北部和东部一些地区，外蒙古西南边、宁夏。1927年，甘肃撤道为省。1929年1月，宁夏、青海省正式成立。1929年成立的宁夏省是将原宁夏道（今银川市、石嘴山市和宁夏各直辖县）从甘肃省划出来，加上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成立的。青海省界1927年前与清代时的一致，未包括原西宁道地区，1929年青海建省后划入了西宁道。新疆1884年建省，1928年以后，新疆处在金树仁、盛世才的统治下，行政制度上撤道改区，置迪化、伊犁、阿克苏、喀什噶尔、塔城、焉耆、和阗、阿山、哈密、莎车10个区，下辖各县
。抗战前中国的“西南”主要以“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粤湘）为主体范围，整体上体现出由西南向东部沿海地区延展的趋势。抗战以来，“西南”范围逐渐转变为以“西南五省”（川滇黔桂康）说为主导。新中国成立前夕，“西南四省”（川滇黔康）说则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与抗战前相比，抗战以来的“西南”受到国防战略布局的影响，呈现出向内收缩、向西部高地（西康）延展的特点，而粤、湘、桂三省则有一个逐渐脱离“西南”范围的明显变化过程。
根据民国时期的省区划分，综合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和现在民众的习惯，笔者将本课题研究的战时西部限定为国民政府统治下的西南西北地区，包括抗战时期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重庆、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不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限定这个范围，主要根据三个原则：一是地理角度上的中国的西部，上述省市区都在中国地理版图的西部；二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西部地区；三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和科技条件，农业改造能到达的区域。本课题主要研究战时上述地区农业的改造与发展，特别是农业改造与发展对支持抗战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传统农业是以土地资源为生产对象，栽培农作物和饲养牲畜的生产事业。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渔业、林业、畜牧业、副业五种产业形式，而狭义的农业就是指种植业，具体包括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因为研究时间和能力的限制，本课题所涉及的农业主要是狭义的农业，即种植业。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为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提供粮食、副食品、工业原料、资金和出口物资等。战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不仅是国家的主要产业，而且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内接近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据专家估计，1933年中国农业的净产值约为187.6亿元，占国内净产值的65%。这些产值是2.05亿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占全国劳动力的79%。
可以说，战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基本就是农业经济，农业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抗战时期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虽然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但是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比较发达。因此，可以说，抗日战争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和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之间的对抗。战时中国农业仍然非常落后，处于手工工具和畜力农具向机械化农具转变、由劳动者直接经验向近代科学技术转变、由自给自足的生产向商品化生产转变的阶段。农业生产工具基本上是手工工具和畜力农具，机械化农具微乎其微。农民依靠传统的耕作经验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科技不发达，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很低。在整个国家的农业区域发展中，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地区农业相对发达，西南、西北地区农业则比较落后。20世纪20—30年代，东北地区农业发展形势最好，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最高，在全国对外贸易中是唯一保持出超的地区。东北农业发展不仅为关内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商品肥（豆饼），而且是关内棉花、土布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重要消纳市场，也为华北地区的一部分剩余劳力和失业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每年数以万计的关内农民出关谋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使华北和整个关内的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损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如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也就是中国主要的稻麦、粮棉、丝茶的产地大部沦陷，国民政府不得不依靠偏远的西南、荒凉的西北坚持抗战。西部地区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蒋介石提出：“西南对于国防的重要，将来对外作战时，西北与西南，必更形重要，余不可不未雨绸缪，而早为之所也。”
但是，抗战时期的西部地区除四川盆地和关中、陕南等少数地区外，大多是人口稀少、农业比较落后的地区，要支撑抗战，满足战时军民衣食需求，难度很大。为了支持抗战，国民政府与西部各省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西部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对西部农业进行改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农业的快速发展，为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本课题主要研究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农业遭受的严重破坏，国民政府及西部地方政府对西部农业的改造，战时西部农业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战时西部农业怎样支持抗战，满足军民基本衣食需求及易货偿债换取外汇和外来物资等。
经初步查询，关于战时中国西部农业，目前国内尚没有一部完整的系统的专著。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中国农业发展史和农业经济史对战时西部农业的论述非常简略，有的甚至没有论及，如阎万英、尹英华《中国农业发展史》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
都只写到清代。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对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农业经营、农业生产商品化仅有简略的描述。郑庆平、岳琛《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概论》
总括性地介绍了中国近代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近代农业的经营形式、近代农业生产力状况、近代农业人口问题、近代农业中的地租剥削、近代农民的赋税负担、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等，但对抗战时期的农业没有专门的论述。美国知名学者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198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对1368—1968年600年间农业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农业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分析中国农业如何在农村经济变革非常缓慢的情况下，在应对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下，仍然为城市和工业化提供少量的剩余农产品。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农业发展的不少观点和论述至今仍为许多学者所引用。
20世纪80—90年代，学术界出版了比较多的近现代经济史专著，在这些经济史著作中，对抗战时期的农业有所论述。如史全生教授《中华民国经济史》
一书，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农业政策、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对台湾、东北、关内农业的掠夺、战时经济体制下国统区农业以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农业的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客观的研究。1991年出版的周澹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新论》，陆仰渊、方庆秋的《民国社会经济史》都涉及大后方的农业。2010年出版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刘克祥、吴太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在充分占有大量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对1927—1937年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状况进行了完整的、全面的叙述，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华北的殖民主义掠夺、国民政府的农业政策、乡村改良运动、农村土地关系和租佃制度、农村阶级结构与农户经济、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个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考察1931—1937年的中国农业有非常大的帮助。2016年，丛树海教授主持编写了三卷本《中国经济发展史（1840—1949）》
，用一编的篇幅研究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其中第六章概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沦陷区农业发展状况。
20世纪80—90年代，学术界对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大多涉及了西部农业，如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
，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
对抗战时期的西南农业有所论述。李珪主编的《云南近代经济史》
，李振纲、史继忠、范同寿主编《贵州六百年经济史》
、彭通湖主编《四川近代经济史》
对西南各省的经济变迁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对抗战时期西南各省区农业发展都有所探讨。西北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各省都出版了本省或西北地区通史或经济史，如丁焕章《甘肃近现代史》
，陈育宁《宁夏通史》
，张得祖、杜常顺《青海通史》
，李清凌《西北经济通史》
，王致中、魏丽英《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
，李清凌《甘肃经济史》
，翟松天《青海经济史》（近代卷）
，徐安伦、杨旭东《宁夏经济史》
，陈舜卿《陕甘近代经济研究》
等都对西北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问题做了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研究，2016年出版了9卷本系列著作《中国少数民族省区经济史》，其中《云南省经济史》《贵州省经济史》《青海省经济史》《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史》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战时西部省区的农业问题。较集中研究西部农业的著作有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
，其中第九章“近代农业危机和农业近代化的萌芽”认为，近代以来，宁夏农牧渔业破产和凋敝，农田水利工程衰败，但是新式农具试制、新技术缓慢推广，还是推动了宁夏农业的缓慢发展；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
，从历史农业地理的角度，对清代中叶至民国时期四川农业生产力发展、结构与布局的特点与规律进行了研究，积极总结和评价了近代以来四川农业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学术界兴起了研究西部的热潮，有不少研究西北开发的著作问世，主要有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
，马敏、王玉德《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审视》
，杨红伟《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
等，对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进行了研究，特别是王荣华《危机下的转机：国民政府时期西北经济开发研究》
，对西北农业，特别是农田水利和移民垦殖的研究比较深入。其后，关于西南西北农村经济研究的力作不断问世，陕西师大黄正林教授的《农村经济史研究——以近代黄河上游区域为中心》
一书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黄河上游区域甘肃、青海、宁夏的农业问题，包括土地制度、地权与租佃关系、土地利用与农作物的栽培、农业技术的传承与变革、农田水利的兴废、新式金融业与农村借贷、农村市场及其演变等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本课题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西南大学谭刚教授《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
研究了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与西部农业的开发，主要就大后方交通与粮食运销、大后方交通与西部主要经济作物的分布与推广、大后方交通与西部主要土特产运销、大后方交通与西部垦殖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
经过综合梳理，现将学术界关于战时西部农业研究的主要成果总结如下：
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为满足军民衣食和易货偿债的需要，国民政府对西部农业比较关注，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下，西部农业有所发展，但同时也指出了战时国民政府农业政策存在的诸多不足之处。如毛磊、项晨光的《抗战时期西南农村经济的矛盾发展》在肯定国民政府有关农业的方针政策促进了西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指出，田赋征实、统购统销等政策使农业生产倒退，还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周春英《抗战时期西部农业发展略论》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西部农业获得一定发展，主要体现为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产量增加，而且呈现出战时急需物资发展快、西南部发展速度快及发展过程曲折等特点。西部农业的发展为支持抗战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在政府职能发挥、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与资金等方面存在许多不足。
林建曾《抗战时期贵州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认为，历史上，贵州农业长期落后，一直到全面抗战前都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但在抗战时期，贵州农业却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还出现了突破封建自然经济模式的商品化倾向。
徐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农业政策及其对四川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战时农业政策刺激了四川农业的发展，四川农业经济一度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粮食产量增加，商品化程度显著提高，但国民政府的农业政策缺乏长远规划、执行也不彻底，到抗战后期，四川农业逐渐呈现衰退趋势。
不少学者认为，抗战时期，在政府政策鼓励下，贫穷落后的西北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变，如张奇、杨红伟《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
，马进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农业的措施及其成效》
，石慧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甘肃农业的开发及成就》
，赵喜军、宋美媛《抗战时期陕西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变》
等都认为，抗战前几十年间，由于兵匪战乱、苛捐杂税，再加上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西北农业农村凋敝残破。全面抗战开始后，东南沿海富庶地区相继陷落，国民政府为满足抗战需要，将目光投向闭塞落后的西北，将“开发西北”口号部分付诸实施，西北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开发，国民政府采取了发放农贷、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移民垦殖等措施，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下，西北农业和农村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加速了西北农业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变，推动了西北农业现代化进程，突出表现为：近代水利事业成效显著，农业科研力量有所增强，棉麦等粮食作物的优良品种在较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农业机械及农药、化肥初步得到运用，近代农垦事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初步建立了现代农业金融，农村出现了半工业化的倾向等。但学者们也普遍认为，由于国民政府缺乏建设西北的坚定决心，整个西北农业开发取得的成效有限。
从现有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也将战时西部农业作为自己的论文选题，如西南大学杨宁的硕士论文《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农业开发研究》认为，陕西作为西北农业发展条件最优越的省份，备受国民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重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和陕西地方政府出台和执行了一系列刺激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陕西国统区农业获得了较快发展，为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这些促进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也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导致了抗战后期陕西国统区农业发展停滞和衰退，并最终随着国民政府的倒台走向了崩溃。西北大学高航硕士论文《抗战时期陕西的农业改良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认为，陕西自古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农产品种类丰富，农民擅长精耕细作。全面抗战前，陕西农业就在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政策的扶持下获得较快发展，无论是兴修农田水利工程，还是引进、培育与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均取得一定成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政策、资金与技术方面进一步对陕西进行扶持，陕西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促进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使陕西农业和农村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抗战时期，陕西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无论是施工规模还是工程技术在国内都首屈一指；陕西的农业科研、教育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对陕西农业进行改良，促进了陕西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广泛传播。西北师范大学喻泽文的硕士论文《20世纪20—40年代甘肃农村经济研究》、论文《试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国统区农业结构的转变》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方针指导下，大力开发甘肃农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资金的投入，甘肃农业获得很大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甘肃的种植业结构、生产关系结构和生产技术结构，特别是农业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促使甘肃农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
华中师范大学裴庚辛的博士论文《1933—1945年甘肃经济建设研究》也认为，抗战时期，在政府的引导和银行的支持下，甘肃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利用农贷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改善了甘肃农牧业生产条件，促进了甘肃农业的发展，抗战时期，甘肃粮食总产量连年稳步增长，为抗战提供了更多的军粮和马匹，支持了长期抗战。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总体上来说，战时中国农业的发展是局部的，整体是下降的。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认为，战时经济体制下中国农业是整体下降与局部上升。
林志彬《抗战时期国统区农业生产力问题探析》认为，抗战时期，国统区农业生产力水平只在个别年份有所提高，但总体来讲是严重衰退的，劳动力严重不足、技能低下，耕地大量荒芜、面积不断缩小，农具十分落后和短缺，表明国统区农业生产力正一步步走向崩溃。林志彬认为，导致国统区农业生产力日益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国民政府农业政策措施的失效、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等。国统区农业生产力危机造成了农民生活的不断恶化，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垮台。
陈鹏飞对抗战时期的川东农业生产状况进行了考察，他在《土地、技术与劳动力——抗战时期川东地区农业生产》
《抗战时期川东地区农业生产状况考察》
中认为，抗战时期，川东是一个生态环境、经济结构比较特殊的地区，境内多山，耕地数量不足且细碎化程度严重；工具落后、耕畜不足、缺乏化肥、水利设施荒废，严重限制了该地区的农产品产量。国民政府“征壮丁”补充兵源导致农业劳动力短缺，农民文化水平低下，更进一步制约了川东农业的发展。陈鹏飞和陆希《抗战时期川东地区农民生活水平量化分析》还对抗战时期川东农民的生活水平进行了量化考察，作者认为，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川东地区农民的消费结构严重失衡，食物消费占绝对优势，农民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不能满足。川东地区农民收入很低，基本没有存款，普遍靠借贷度日，且不得不忍受高利贷剥削。食物方面，川东农民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动物类及调味类极为少见，农民的房屋、衣着粗劣不堪，卫生条件很差，其消费结构基本属于绝对贫困型，农民的普遍贫困是川东农业缺少资金投入的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的租佃制度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对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地区租佃制度的研究，西南、西北租佃制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的著作《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
，对民国包括抗战时期成都平原的租佃制度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指出成都平原不论地主还是佃农，情况都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作者着重探讨了在租佃制度中，国家法令的执行与地方习惯、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西北地区租佃制度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认为，陕西关中农村地权分配平均，几乎可以概括为“无租佃”
；郑磊《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1928—1949）》认为，关中地区自耕农社会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西北地区灾荒频繁，人口大量死亡，人地关系出现了恶性宽松的状况。
总之，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租佃制度非常复杂，各区域有很大的不同，简单的、单一的租佃制度理论难以解释西南、西北农村复杂的土地制度和经济关系。
至于战时国民政府土地政策和保护佃农、扶植自耕农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西南、西北的租佃制度，从而影响西部农业发展，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宣扬“耕者有其田”和保护佃农的政策，但除了在江西等地进行土地测量和登记、浙江局部实行了二五减租外，1930年的《土地法》并未得到贯彻实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西部部分地区进行了农地整理，在重庆北碚、甘肃湟惠渠等地举办了自耕农示范区。黄立人、章欣《论“北碚扶植自耕农示范区”》
一文根据档案史料，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北碚扶植自耕农示范区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既客观分析了该示范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指出了扶植自耕农示范区试验本身存在的局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瑛华的博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农业经济问题研究——自耕农示范区、农业贷款和农产品贸易的个案分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理论，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自耕农示范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剖析在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下国民政府农业政策的成败得失。黄正林《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问题研究》认为，不论是在政策还是制度层面，国民政府都对扶植自耕农进行了比较好的设计，但由于受各方面因素制约，扶植自耕农实际上只是在国统区少数地区试办，是实验性土地改革，很难真正解决国统区土地问题。
王强《“地力动员”：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地整理运动及成效》认为，抗战爆发后，由于沿江沿海主要粮食产区相继沦陷，大后方军粮与民食供应日益紧张，加上部分豪绅地主大肆投机土地、囤积粮食，导致农村人地关系恶化，大量耕地抛荒，国统区粮价飞涨。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稳定物价，国民政府实施了以改善农村人地关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主要内容的农地整理运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农民耕作积极性与土地利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粮食生产，缓和了人地关系的紧张局面，但农地整理运动只是局部的改良措施，效果有限，未能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传统农业生产的主要产品是粮食，战时农业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满足军粮民食需求，因此，粮食问题是战时农业问题的关键。不少学者深入研究战时的粮食问题，代表性的著作如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
、台湾地区侯坤宏《抗战时期粮食供求问题研究》
对战时大后方粮食的供求状况和价格变动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战时国民政府为粮食增产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战时田赋征实的得失，战时粮食供应及对军民生活的影响。赵黎花、陈雷《试论抗战时期四川的粮食增产问题》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政府发起的粮食增产运动，认为设立粮食增产机构、改良种子、培养技术人才、更新农具、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兴修水利等举措，使四川省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粮食产量增加，为满足后方民众的粮食需求、支持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湘潭大学罗玉明教授的指导下，硕士生刘珊珊、吴美芳、陈新征、陈薛祥、陈丹丹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生产、储运、供给、征收、管理分别进行了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对国统区粮食危机及原因，国民政府应对粮食危机采取的政策措施进行了研究，对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特别是田赋征实政策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郝银侠《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
对战时国民政府的粮政机构与组织、粮食生产、征集、供应、管理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揭示了战时国民政府粮政的变迁过程以及粮政实施过程中各利益集团的博弈，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研究战时粮政问题的专著。
抗战时期的军粮和民食供应问题，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陕西师范大学张静的硕士论文《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军粮问题探析（1937—1945）》首先概述了陕西省粮食生产状况，重点论述了抗战后期陕西国统区的军粮征购、仓储和运输问题，作者认为，抗战时期陕西军粮的办理不仅解决了本省驻军的军粮需求，还接济了河南、山西等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同时客观上为战后陕西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理的成效。河北大学陈善本的硕士论文《1937—1945年国统区军粮问题探析》，以安徽省为例，研究了军粮征收、军粮的仓储和管理，军粮运输、拨交过程及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农民为军粮供应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战争却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贵州师范学院刘树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陆军粮政述论》指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军粮供应经历了初期的自由放任、粮政系统初步建立和调整充实三个阶段，国民政府对军粮征购、储运、拨补等系统不断调整完善，力图最大限度满足部队需要，但由于军粮征购、储运、补给机构互不统属，加上战时环境复杂、技术条件差、军粮政从业人员素质低等因素，导致粮政运行过程中问题丛生，从而制约了国民政府陆军的军事行动，也成为丧师失地的重要原因。
南京财经大学魏殿金《国民政府战时公粮配给制度》研究了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实施的公粮配给制度，主要探讨国民政府公粮配给的对象、定量标准、公粮来源、实施目的和绩效等。
学术界普遍认为，战时国统区农业科技推广对农业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如郑起东《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后方的农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良，大后方农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共同奋斗，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大后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西北大学陈艳涛的硕士论文《抗战时期大后方农业科技发展分析》认为，抗战是大后方农业科技发展的一个契机，在国民政府各种政策措施的鼓励和后方军民的努力下，大后方农业科技确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赵秀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政策初探》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促进农业生产，出台了一系列农业科技推广的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农业的发展，但是，推广经费短缺以及人才不足、训练缺乏等影响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成效。
华中师范大学赵肖硕士论文《农产促进委员会与战时农村经济（1938—1944）》研究了在战时特殊的环境下，在国统区建立的自上而下的较为系统的农业推广体系及其开展的农业推广工作，虽然由于经费不足、人员缺乏、中心业务未确定等原因，农业推广工作只能在夹缝中求发展，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统区农业的发展，缓解了战时粮食紧张局面，为抗战做出了贡献。四川大学李俊的博士论文《抗战时期大后方农业科技改良研究——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为中心的考察》，对抗战时期四川农业改进所的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进行了研究，认为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工作广泛传播了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部农村旧有的耕作制度，大量农作物良种的推广，则提高了大后方各省农作物产量，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与销售，使西部农业的商品化率提高，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西部农业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许峰《论抗战时期贵州农业技术下乡之路》认为，抗战时期贵州农业获得长足发展主要得益于科技推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贵州农业改进所、浙江大学农学院等农业科技人员，首先到贵州农村实地调查，然后进行科学试验，将良种和先进耕作技术加以推广，使现代平原型农业科技逐渐本土化，形成符合贵州特点的山地型农业生产技术，对贵州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杨伟兵的《贵州省农艺作物的品种改良与农业发展（1938—1949）》梳理了1938—1949年贵州省的农业技术推广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粮食、棉、麻、油料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得到改良，各级农技培养与服务体系得到完善，贵州出现了自清代中期移民开发以来农业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尽管这一轮的农业开发时间较短，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对当地农业经济、生态和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者不仅研究农业发展中的品种改良问题，而且观照到了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以小见大，研究具体、深入，对于我们研究战时贵州农业有较大帮助。
冯成杰、郭根秀《抗战时期西北农业科技推广初探——以陕、甘、宁三省为中心的考察》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调整农业推广机构，制定农业推广的政策措施，在西北地区积极推广棉麦良种、施用肥料、防治病虫害等，成效显著，促进了农业增产，改变了农民传统耕作观念，并推进了区域农业的现代化，但农贷推行、农业科技推广区域和程度都有较大的局限。
黄正林《论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改良与推广》研究了甘肃农业改良和推广机构及其经费来源，认为以小麦品种改良、推广植棉、改良砂田、防治病虫害、推广肥料为主的甘肃农业改良与推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仅仅是一个起步，绩效不足。
抗战时期，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以及四川大学农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等农林院校积极从事农业科研和推广工作，学术界对这些院校的农业科研和推广工作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四川师范大学滕昱廷的硕士论文《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在成都、重庆等地的农业科研和推广工作，指出其为大后方农业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存在推广材料缺乏、农民不肯接受、推广范围有限等局限性。南京农业大学葛明宇的硕士论文《中央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比较研究》，对两校农学院的科系设置、学制、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学生培养、管理模式和研究领域进行了比较，两校农学院以水稻、小麦、棉花为重点，培育了大量良种，还设立农业推广部，推广先进的农作物品种和农业生产技术，兴办了生产、运销和信用合作组织，探索了现代农村建设的新道路等，其中对抗战时期两校的农业科研和推广工作的研究对本课题的研究有借鉴意义。四川大学张永汀的硕士论文《“打通一条血路”：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的建设与发展（1935—1945）》指出，抗战时期的四川大学农学院形成了“教育、研究与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科研与推广体系，不仅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农业科技人才，而且开展的农业改良和推广工作为促进四川农业的发展、支持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战时期，农村金融枯竭、农业资金缺乏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巨大障碍，有不少学者对抗战时期的农村金融和农贷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曾耀荣《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贷款问题研究》
是一本全面考察南京政府农业贷款问题的著作，作者研究国民政府的农贷目标和农贷政策、银行、合作金库、农本局等机构投资农贷的原因、具体行动、特点和作用，农民对贷款的需求，贷款的使用、还款和拖欠等，指出政府的农贷目标是希望通过低利的农业贷款来发展农业，消灭农村中的高利贷；并借助农业贷款来推进农村合作事业，达到重构和控制乡村社会，赢得农民政治支持的目的。国民政府的农业贷款虽然部分解决了农民短期流动资本问题，但并未解决20世纪30—40年代的农业农村危机，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改变农村、农业和农民在现代化中的边缘地位。朱荫贵《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村金融》依据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系农村金融调查，对1939—1944年间，国统区15省农村金融和农贷状况进行了具体考察，还对抗战前后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揭示了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村金融和农贷的发展演变情况。
易棉阳《金融统制与战时大后方经济——以四联总处为中心的考察》
、论文《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农贷研究》认为，抗战时期，四联总处作为农贷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发展大后方农业，积极办理农贷，促进了大后方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因利益集团的介入，农贷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扭曲，真正需要资金的广大贫苦农民获利甚微。
石涛《民国时期商业银行农贷业务述评——以中国银行为中心的考察》对1932—1942年中国银行长达10年的农贷业务进行了全面系统考察，指出中国银行农贷数额逐年增加，部分缓解了大后方农村金融枯竭的局面，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增强了农民对政府的信赖，融洽了民族关系。
关于农贷的重要机构农本局，华中师范大学黄娟娟硕士论文《民国时期农本局研究（1936—1941）》指出，农本局是在传统农村金融衰落，新式农村金融尚未健全，政府力量逐渐深入农村的背景下产生的，农本局通过辅设合作金库流通农业资金，通过建设农仓系统调整农产运销，办理农业生产贷款促进农业发展等，但由于农本局本身存在制度缺陷，既作为农村金融管理机关要完成政策性使命，又作为金融机关要兼顾各商业银行利益，结果既没有完成政府赋予它的使命，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现状，且因农贷业务与中国农民银行发生冲突，最终导致自身被改组。
关于合作金库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顺毅《民国时期合作金库发展研究》
研究了民国时期合作金库的创办与发展、合作金库的经营运作、合作金库体系的结构特征、外部环境与合作金库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张朝晖《抗战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及其特点》概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指出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目标是要建立独立的合作金融系统，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但在复杂的战时环境下，由于条件不成熟和制度的缺陷，大后方合作金库虽经过连续几年的发展高潮，但最终只能是昙花一现。
成功伟的著作《民国时期四川合作金库研究》
研究了民国时期四川合作金库体系，合作金库的农贷业务、存款、汇兑业务及损益分析，国家金融机构与四川农贷的统一化进程，合作金库制度带来的乡村社会变迁等，揭示了该制度背后的国家、地方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贵州大学李奕君的硕士论文《抗战时期贵州合作金库研究》研究了抗战时期贵州合作金库对贵州农业的促进作用。云南大学杜洪银的硕士论文《民国时期云南合作金库研究（1942—1949）》系统梳理了云南合作金库的发展轨迹，对云南合作金库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特点以及不足进行了总体评析。
关于农贷成效的评价，成功伟《论析抗战时期川省农贷的时效性》一文认为，放款时间与期限是考察农贷时效性的两个重要因素，抗战时期的四川农贷常常背离农业生产规律与农民的实际需求，不仅影响了农贷的正常使用，对提高农业生产力帮助不大，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陕西师大黄正林教授《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运用近代报刊和甘肃省档案馆的档案对20世纪30—40年代甘肃省的农贷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甘肃农贷以194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1年之前以救济农村为主，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主，发放的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土地改良、农村副业和畜牧业等贷款，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甘肃农业和农村副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改善，抗战时期成为近代以来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裴庚辛的论文《抗战时期甘肃农贷及对河西农业的扶持》认为，河西走廊是甘肃农贷的重点地区，农贷对于缓解农业资金和种子周转困难，促进河西走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河西水利专款工程的实施，直接推动了河西水利建设和粮食增长。
石涛《抗战时期的农贷与陕西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国家行局为中心》研究了国家行局在陕西办理的各种农贷，指出国家行局的农贷为陕西农村注入了农业资金，对于增加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打击高利贷，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黄正林教授新近的论文《“到农村去”：金融进村与农村经济变化研究》
指出，20世纪20—30年代，陕西农村经济凋敝、农民日益贫困，为解决农村资金问题，从政府到民间，大量的资金进入关中农村，部分解决了关中农村金融枯竭问题，使关中的农田水利、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运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现代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在关中传播，使关中农村有了现代农业的气息，但作者也认为，对农贷要全面评估，既要看到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要看到其中的不足。
西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因此，农田水利建设对西北农业发展至关重要。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有所加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荣华《危机下的转机：国民政府时期西北经济开发研究》，对1927—1945年西北经济开发中的农田水利建设做了研究。黄正林《农村经济史——以近代黄河上游区域为中心》第五章第四节专门论述了抗战时期的西北甘宁青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水利与农村经济的关系。西北师范大学杜军辉的硕士论文《抗战前后陕甘宁三省农田水利探析》，对抗战前后陕甘宁三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起因，国民政府推动三省农田水利建设的具体举措，取得的成效以及不足进行了研究。上述研究成果既对西北省区战时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陆和健《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农田水利建设述论》认为抗战时期西部农田水利建设有较快的发展，特别是陕甘川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促进了农业发展，支持了抗战。
陕西师范大学温艳《危机与契机：甘肃农田水利研究》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大力加强西北建设，对甘肃水利建设特别重视，从1934年开始，全国经济委员会就在甘肃勘测、调查、设计农田水利工程，到全面抗战时期，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负责兴修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中国农民银行举办小型农田水利贷款，甘肃农田水利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1946年后，国家在甘肃的农田水利投资迅速减少，表明该省农田水利建设具有明显的战时性特点。
云南大学刘春秀硕士论文《抗战时期云南水利建设研究》指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云南省水利事业十分重视，给予了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中国农民银行和富滇银行提供了资金支持，经济部选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国民政府提供政策优惠，抗战时期成为云南历史上水利事业发展最好的时期。西南大学程得中的《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水利建设》认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水利建设十分重视，颁布了《水利法》，制定战时水利建设方针，加大农田水利工程贷款，为大后方水利建设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等，重庆农田水利建设比战前有了飞跃发展，为巩固大后方、支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近些年来，学界对战时西部农业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但大多是就一个省或几个省、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战时西部农业的专著。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农业科研与推广、农村金融与农贷等方面，对农村土地与租佃制度、农业劳动力问题研究还不够；对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农业发展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西康农业改造与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少；西北地区，对陕西、甘肃农业改造与发展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对宁夏、青海以及新疆农业改造与发展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对国民政府和西部各省省级政府农业改造的方针政策研究较多，对县以下单位，特别是西部农民在农业改造和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成果则非常少见。我们知道，任何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只有落实到具体农业农村中，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作为农业直接生产者的农民，他们在战时西部农业改造和发展中的作用，理应得到关注。
本课题是按照总论和分论的方式展开的：
第一章概述全面抗战爆发前西部农业的基本情况，就西部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进行总括性的介绍，然后较全面地介绍全面抗战爆发前，西部各省的农业人口、耕地情况，农产品的产量和结构，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等。
第二章对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需要，对中央和地方农业行政机构进行调整，制定战时农业建设的方针政策进行研究。
第三、四、五、六章分别从农业生产要素即耕地、劳动力、农业生产技术、农业资金等几个方面，研究战时国民政府和西部各省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及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
第七章研究战时西部各省的农田水利建设及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最后，对战时西部农业的改造和发展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评价。
本课题运用了历史学研究方法，尽可能广泛收集第一手史料，力图对战时西部农业的改造和发展真实情况有准确全面的了解。除了运用已有的资料汇编外，还运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农林、经济、财政、地政等部门及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陕西农业改进机构的档案，当年各界人士对西南西北农业农村的考察报告，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等第一手资料，以准确描述战时西部农业改造和发展的真实状况。
本课题运用了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农业生产要素构建全书的框架结构，除对全面抗战前西部农业基本情况进行概述、对国民政府战时农业建设的方针政策进行总论外，还就与西部农业建设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建设加以论述，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战时西部农业经济发展的状况。
本课题运用了农业科学的基本理论，运用农业科学知识对全面抗战时期西部农业的改造和发展的成效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农业是一个受自然条件约束的产业，农业改造必须遵循农业发展规律，而不能违背农业发展规律，更不能为所欲为。战时国民政府和西部地方政府出台的农业改造的方针政策有些顺应了农业发展的规律，从而较好地促进了西部农业的发展，支持了抗战，但有些政策措施是在违背当地农业生产自然条件的情况下强行推广的，效果并不理想。
1．本课题可能的创新点
（1）学术界目前对战时西部农业改造和发展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一个省或几个省、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还没有一部整体的系统的研究战时西部农业的专著。本课题力求对战时西部农业进行比较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以便学术界对战时西部农业改造与发展有一个总体把握。
（2）本课题依据农业发展规律，从农业生产要素的主要方面如耕地、劳动力、农业生产技术、农业资金以及农田水利等方面构建研究框架体系，结构比较合理，囊括了农业生产涉及的主要因素，便于对战时西部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分析，有一定的新意。
（3）学术界目前对西部农业改造和发展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国民政府的农业政策、农业科技和推广、农业金融等几个方面，对土地问题、农村租佃关系、农村劳动力的研究成果较少，本课题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西部各省的地籍整理，地价税，国民政府保护佃农、扶植自耕农政策做了一些研究，对西部农业劳动力动员、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国营农场、合作农场、指导农民合作经营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虽然还没有突破性成果，但也是一种尝试。
2．不足之处
（1）应该说，抗战时期，西康、青海乃至新疆的农业改造与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为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有限，对上述地区尤其是新疆战时农业改造和农业发展的研究还很不够。
（2）本课题最初设计时，希望对县以下单位，尤其是农民群体在农业改造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研究。但是，抗战时期，农民是失语者，没有话语权，也缺少代言人，很难找到有关农民在农业改造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第一手史料，因此，对县以下单位，尤其是农民群体在农业改造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初衷没有实现，比较遗憾，希望在后续研究中有机会弥补。
（3）对战时西部农业改造与发展的描述较多，理论分析、总体把握还不足。笔者虽然努力运用农业经济学、农村金融学理论对战时西部的农业经营问题、租佃制度、农贷等问题进行分析，但是仍觉得比较粗浅，力度不够，期待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总之，战时中国西部农业农村实在是一个很有价值但又很有难度的研究课题，本人有幸在张宪文老师的指导下，进入了这个领域，感觉很有意义，自己也非常有兴趣，好像是触摸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辽阔西部地区农业农村的发展脉搏，朦胧中仿佛看到了西部农民既有愚昧落后的一面，又勤劳质朴、坚强向上的形象。不过，由于时间、精力尤其是水平的限制，本研究还只是开端和起步，还有许多不成熟和遗憾之处。我将以本课题为起点，以存在的不足为导向，在这一领域继续努力探索，也请学界大家和同仁给予批评、帮助、鼓励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