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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农业生产技术非常落后，仍停留在铁犁牛耕的传统农业时代，除了在东北有少量的拖拉机，长江下游地区有些地方用机器灌溉，或者用电力灌溉。比如在江苏武进，由于建成了戚墅堰电厂，推行电力灌溉，到1929年，电灌面积约有4.3万亩。
此外，脱粒机、碾米磨面等机械也进入了农家。有些省份购置新式农具，如甘肃省“由上海购置各种新式农具，如洋犁、冰铁犁、压棉机、播种机、榕花机等，发给农家试用，并令甘肃省制造局，仿式模仿制造，以为机器生产之提倡”
。但总体来说，农业生产技术与明清相比并没有太大的进步。农民耕地主要使用耕畜，但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自有耕畜，不少地方农民只好用人力代替畜力。如“云南昆明、曲靖、沾益、马龙、宣威等县，5亩以下的小农占绝大比重，他们多半无力购买和饲养耕牛”
。“四川农村，因耕畜牛骡马等动不动就是数十元，贫苦农民是无力蓄养的，加以兵连祸结，耕畜的损失更大，因而畜价更为提高，所以贫农中农，除利用自身的劳力代替畜力外，则只有向地主富农借用，普通叫作租赁。”
不仅如此，有些地方农户拥有耕畜的数量还进一步下降。四川灌县“四乡耕牛，年来数目大减，现有七千余头，较前年约减少三分之一，全县有农田五十余万亩，以现有牛数平均，每头耕牛须担负耕地约八十亩”
。“耕牛数目，川西平均为0.86只，调查23家租户中，只有16家有水牛。但近年农户贫困，匪兵扰乱，牛损失太多，农业劳动多以人代牛。”
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普遍使用化肥和使用以内燃机或电动机作动力的农业机械，全面抗战前，中国虽然有少量新式农具进口、制造和试验，少量化肥进口，但是显而易见，中国农民置备不起内燃机和电动机，肥料大多使用的是农家肥，四川农村的主要肥料是人粪、牲畜粪料、灰粪、绿肥（苕子）、菜油枯骨灰等
，很少使用化肥。因此，中国农业仍然是传统农业，或者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除四川盆地和关中平原等少数地区农业比较发达外，其余地区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农业生产技术更加落后。即使是四川，“农民种植，对种子上完全不注意，只将食余之稻或谷物粮食作种而已；是以常将早稻晚稻杂植一田。病态种子，不知去择，杂种掺杂，害及秧苗，常以成熟期不一致，米硬度不一，稗子满田，妨害秧苗，收获上常受影响，至品质上更无论矣。至耕耘除害灌溉，各种之技能，并无科学研究，一依习惯，听其自然，收成灾害，皆委之于命运。至商品农产经营方法，比较精细，但在合理性上，仍相较甚远。”
“四川农人施肥并无农业知识之支配，肥之种类、量之多少，施用时间，并无研究与方法，结果不但徒劳，且多妨害。”
“滇省农业之现状，尚未脱离粗放式，经营无术，耕作失宜，气候不知观测，土壤不知改良，籽种不知交换，虫害不知预防，陈陈相因，由来已久。驯至地未尽辟，人有余力，一遇水旱偏灾，即成荒象而至匮用矣。”
甘肃省农业技术墨守成规，不知改进，一切播种、灌溉、犁地，以及浚渠、凿井、施肥等均故步自封，以致生产力衰减。
宁夏自然条件恶劣，农耕方法落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农户普遍缺乏肥料种子，“虽在春冬之际，用尽力量，收集人畜之粪，然终不能足一年耕种之用，缺乏种子，致坐春荒，至为普遍现象。”
四川巴县，农民“未睹新式农具为何物，即或见之，亦茫然不知所用，其所握持，犹千百年旧物也”
。因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西南西北各省粮食产量都很低，水稻一般亩产100—200斤，小麦、玉米、粟糜、高粱都是100多斤，棉花20—30斤，有的省只有十几斤，最高70多斤，只有甘薯、马铃薯亩产较高，1000斤左右。即使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四川，水稻最高亩产400多斤，小麦、大麦、玉米、高粱亩产200—300斤。农民收入很低，宁夏普通农地收益，每亩仅2000元左右，园地则可收入6000元—1万元，每户每年收益，平均仅1.5万元左右。甘肃“农民都过着极穷苦的生活，其主要食物为杂粮类，羊猪肉等较贵的食物，通常是不能到口的。穷乏及食物之恶劣，即在全世界最不幸的各省中国农民中，本省（甘肃）还是第一位”
。可见，西部农村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人民生活贫困。
值得一提的是，新疆地区农业生产技术在1932年后有所改进。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比较重视发展农业，并以农田开垦情况作为考核当地官员的重要指标，农业生产技术有一定的发展，相继完成了迪化、伊犁、塔城、阿山、库尔勒农牧场的建设，在没有农场的各县均设立农机租赁所，成立气候测量所4处和水利讲习班，在鄯善、昌吉、奇台及南疆各县修筑数十公里长的大渠20余处。
与此同时，新疆地方政府还从苏联购置了一批新式的农业机械，以提高农业产量。
中国以农立国，80%—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种的粮食主要供给自己食用，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商品率很低，西部各省的情况更是如此。以云南为例，全省种植的农作物种类虽然较多，但是大部分耕地都是用来种粮食供给自己食用，经济作物占的比重很小。据许道夫对1913、1932、1934年云南耕地面积和粮食种植面积的统计，云南粮食种植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基本都在90%上下
。1932年，云南全省共有耕地2712.5万亩，其中稻、麦、玉米、高粱、甘薯、豆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达到2477.1万亩
，占全部耕地面积的91.32%。贵州耕地面积的90%以上种植稻、玉米、麦、高粱、马铃薯、蚕豆、豌豆等粮食作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西部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单位面积产量很少，不得不依靠保持较大的耕地面积来解决当地民众的吃饭问题。即使这样，农民一年辛苦劳作，所获粮食连自身需求都很难满足，更别说有多少剩余产品供应市场。西部其他省份情况也基本如此。甘肃省人口628.1万人，平均每人每年需用粮食4市担，共需粮食2512.4万担。甘肃小麦、大麦等10种食粮以平常年产量及供给民食的百分率推算，供给民食总量为23371940担，燕麦豌豆蚕豆补助民食1214640担，13种食粮共供给民食24586580担，尚不足53.7万市担。这还是平常年景的情况，“若值灾欠之年，人民更困于饥馑矣。”
陇海铁路甘肃段沿线各地之粮食生产，除临洮、榆中、定西、通渭、清水等5县有余，洮沙、陇西、泰安3县可以自足外，其余7县皆不足当地自用，每年共缺少52万余公石；其中，尤以兰州及天水两地为最，两处共须输入约34万公石。各地所缺之粮食，除由本线内有余各县输入外，尚须向线外地方如华亭、静宁、西和、礼县、临夏、宁定以及青海及甘州等地购入。每年由青海输入者约6万公石；由甘肃境内线外各县输入者约12万余公石。故就全县合并计之，则每年共需输入粮食18万余公石。
1930年，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对全国各区粮食盈亏进行过统计（见表20）。20世纪30年代，西北、西南都是粮食不足地区，西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缺粮205万担，不足率6.6%；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缺粮746.4万担，不足率为15.1%。
表20 中国各区粮食统计盈（+）亏（-）表
单位：千担；%
资料来源：尹以瑄：《国防与粮食问题》，上海：正中书局，1936年，第70页。
说明：原表统计相差77130千担，不足比例为23.1%。原表计算有误，已更正。
不过，有的学者研究认为，四川、云南、贵州大米可以自给自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四川大米盈余3485万担。还有史料记载早在18—19世纪，重庆郊县稻米生产的商品化程度相当高。“十八九世纪，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反弹，稻米在重庆市场上突然变得供不应求，价格也一路走高。而重庆活跃的稻米市场又是下江社区需求的风向标，自18世纪初，下江商人就视四川为廉价大米收购地。他们纷纷涌入要买断这取之不竭的供给，结果导致重庆郊县农民一窝蜂地开山造田，从事纯商业目的之水稻种植。
在平常之年，贵州所产之米，足供全省民食49.9%。
新疆“境内所产小麦、小米多运到外蒙古出售”
。但吴承明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粮食基地沦陷了；四川已无余粮可供输出，尚须少量输入。”
1936年，中国粮食的商品化率仅为31.4%，
农民出卖“余粮”，基本上是为买而卖，大多数是卖出稻子和小麦，换回玉米、高粱和其他杂粮自己食用。粮食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的，只是品种交换。张心一也认为“西北及西南区的粮食，都是自产自销，于其他各区粮食无甚关系”
。应该说，全面抗战前，西部农村仍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粮食作物的商品化率很低。
相比较而言，经济作物商品化率比较高。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海外市场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促使农村经济作物商品化。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一批工业企业，如纺织厂、缫丝厂、榨油厂、面粉厂、轧花厂、卷烟厂建成，国内工业生产对原料的需求也促进农产品商品化。据吴承明研究，1936年，经济作物的平均商品化率是84.7%，其中大豆是85%，花生是80%，油菜籽是65%，芝麻是80%，棉花是87.1%，麻是85%，甘蔗、烟叶、蚕茧是100%，茶是90%。
黄河流域的棉花在20世纪初期开始大量出现在天津市场
。陕西是西北最大的棉花产地，产量大，质量也较好，行销到外省。陇海铁路开通，为陕西棉花外销创造了条件。新疆棉花产量颇丰，据记载民国4年（1925年）棉花产量莎车为6.5万担，吐鲁番为4.4万担，巴楚为2.5万担，鄯善为2.4万担，疏勒为2万担，以上五产棉区已达25.2（疑应为17.8）万担。战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新疆棉花对俄输出1.45亿斤，至1925年则已增至2.5亿斤，激增三分之二。
陕西是我国蚕桑业的发祥地，陕西南部和东部地区气候及土质适宜植桑养蚕，蚕桑业是陕西农家普遍的家庭副业，以汉江流域最为发达。1931年前后，陕西发生灾荒，蚕桑业有所衰落，但仍在供给本地消费外继续向川、甘两省输出。新疆“和阗、莎车、疏勒均为产丝丰盛之区，喀什干尔蚕业也盛，年产生丝百万斤。阿克苏桑林栉比，产丝亦多。丝产大部输入印度及俄国”
。四川大量种桑养蚕，蚕丝出口，1917—1931年四川全省平均产丝3.8万关担，1932—1936年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四川丝产量下降，但平均每年亦达24.3万关担（1海关担=119.3632市斤）。1933年，四川蚕丝输出价值2892.4万元，占全省输出总值（全省输出总值4293.8万元）的67.4%。
烟草是西南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四川和甘肃，成都平原哂烟产量占全省1/3以上，且品质好，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商品哂烟产区。
全川在乾嘉之际不仅出产优质烟草，而且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很大扩展，四川盆地中部丘陵、川南和岷江上游等地区都有为数不少的种植和产出。
近代机器卷烟业的兴起，使四川烟草产销两旺。据吕登平《四川农村经济》记载，1931年四川烟草种植面积为41.1万亩，产量7270.5万斤，均列全国第一。
“1935年，四川烟草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提升，种植面积达到3万顷，产量高达280万担，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约占全国的25%和26%，行销陕甘、云贵、湖北等地，雪茄等还远销新疆、中亚一带。”
1937年，四川种植烟叶165.1万亩，产量249.7万担，亩产151市斤。
甘肃也是著名的烟草产地，但甘肃生产的是水烟，九一八事变后，甘肃水烟市场份额越来越小，烟草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下降。宁夏也引种兰州烟草，“其所制于字水烟，顷已畅销东蒙及绥西各地，行将与兰州王字烟并驾齐驱矣。”
四川是我国著名的药材产区，生产地区分布颇广，几乎无县无药材，川产药材种类繁多，总计可得79种，输出总值达600万元。其中价值万元以上者有46种，10万元以上者也有党参、川芎、黄姜、白芍、贝母、麦冬、虫草、枳壳等16种，而当归一种，竟达150万元以上。
四川各地都有药材贸易中心，川西地区以灌县为药材主要贸易中心，川西北高原山地出产的药材也多以灌县为贸易中心；川南以宜宾为贸易中心，川西南以雅安为贸易中心，西康等地药材在此集散；川北以江油之中坝为贸易中心，川中嘉陵江两岸各县以合川为贸易中心，川东以万县为贸易中心，其中川西所产药材最多，约占全省产量的1/3，这些药材除川东外，都由各贸易中心转运重庆，再向省外或国外输出，重庆为全省最重要的药材输出中心。1931—1933年，全省出口价值万元以上的药材有46种，其他33种，共计价值6132751元。
甘肃、宁夏、青海也是我国中药材的重要产地，甘肃有药材180余种，“除供给本省外，并运销他省，其价值高贵者多由天津、北平之药商收买，当归枸杞等，多由山陕药商收买，而尤以陕西三原华阳之药商为最多，甘草、大黄、党参，则多由河南禹州药商收买。据甘肃财政厅统计，每年输出价值500余万元。”
宁夏“年产药材甚多，而以甘草、枸杞、苁蓉最著名。此外，柴胡、锁阳、黄芩亦产不少。此等药材大致均运往平津一带销售，约值50万元”
。枸杞是宁夏特产，也是宁夏主要外销商品，可惜全面抗战开始后，天津沦陷，“外销滞塞，价格大跌，农民多掘除改种普通作物，其栽培面积减少约五分之四，现栽培面积，计一千六百余亩，至堪痛惜。”
罂粟在西部各省甘肃、青海、陕西、宁夏、云南、四川都有种植，特别是云南，罂粟是云南经济作物中商品化率最高的农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一开始在山区种植，后扩展到坝区和平地，因为运输方便，收益率高，鸦片也成为云南对外省和境外贸易的优势商品，贸易上的巨大需求又推动罂粟的大规模种植。云南军政府虽多次明令禁种，但实际效果很差。到1935年，云南鸦片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00多万亩。
茶叶也是云南重要的外销商品，“以销川、康、藏为大宗”，少量运销“安南、暹罗、缅甸、南洋及我国沿海沿江各省”
。苎麻是重要的纺织原料，云南各处都有种植，而以临江出口为大宗。
吴承明统计，中国园艺作物瓜菜豆角、水果的商品化率为75.9%。陕西地跨南北，气候差异大，水果种类丰富，其中柿子、柿饼、梨、枣、核桃、板栗是对外输出的大宗货品，陕西有些地区还专门经营果园，为城镇市场提供果品，并形成了一定的区域分工，水果商品化程度较高。除了水果，关中地区还将油菜输出到山西。甘肃近代以来大量栽培园艺作物，如蒜苗、辣椒、洋葱等。张掖年产辣椒8万斤；高台县黑河沿岸年产洋葱约1万斤，行销张掖、酒泉；甘谷是著名的辣椒产地，年产46万斤，销天水、临夏、武山、临洮、岷县、兰州等地约36万斤，占全部产量的78.3%。
酒泉年产蒜苗5万市石，主要销往张掖、金塔及关外各县约2万市担。
园艺产品的大量种植，提高了甘肃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新疆“杏及杏仁、葡萄干则多半运销俄国及蒙古甘肃等地脱售。吐鲁番所产绿色无子小葡萄，颇多输入内地绥陕各省，每年销售价值约在百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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