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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人类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讲的是为我——人类——主义（如以昆虫分为益虫、害虫，均是对人类而言）。是以研究历史为明了人类过去和现在的活动情形，以便人类将来走的途径的选择和豫备。
人类进化的阶段固然相同，但各地方因各地方的气候水土等的不同，而风俗习惯就形成特异；是以各地方人应特别注重各地方的个别史，中国人应当注重中国史。
中国的过去，将史学、哲学、文学三种混在一起。旧的人所谓“文以载道”，这就是文哲不分；较新一点的人以为“某书固伪，但以经道破与世道人心有关”，这就是史哲不分，按文学本身的价值是在美，描写一件事物，能使人爱看爱读；至于描写的与事实相合否？是否是一种真理？则在其次，或不过问。哲学本身的价值是在求真理，将一件事物的情理说得通，能使人相信，则多不愿及事实，并不注重文字。史学本身的价值在明了事实，使人知道曾有这一种现象，而其事实与文字的好坏，则不管它；例如“三年之丧”，不论他的“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理由如何充足，总知它是孔子所提倡，并不是“古之人皆然”，及“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的；《阿房宫赋》描写得很好，但与《史记·始皇本纪》比，则事实不附，而且“蔓延三百余里”，由潼关至咸阳不过三百三十里，这一段路程尽建为阿房宫，人在何处住？路由何处走？是不近乎情理；即不能以《阿房宫赋》较《始皇本纪》作的好——动听，就抛开《始皇本纪》而信《阿房宫赋》。
中国的史学，尤其是古史，现在要研究起来，应有三个步骤：（一）考证书的时代。（二）在地下发掘古物以补证书本之不足或错误。（三）观察现存野蛮人的状况以补证原始人类活动的现象。关于第二、第三现在不讲，就第一考证书的时代说，应将它分为四大节段:1. 作期。考证这个书是甚么时代作的。2. 作地。考证这个书是某地方人作的。这个一方可以知某地人作，对于某地方的情形明了，其记载较确；一方可以由作地上帮助解决作期。3. 作者。考证这个书是某人作的。一方可以知某人系地系派，他对于某地某派的事实记载的较为详确，但也免不了袒护某地某派，而攻击对方的某地某派，其记载的事实有时也不可靠。再一方由作者的时代可以决定作期的。4. 辨伪。考证这书的全部或一部非某时某人所作，而为后人伪作或附加进取的。辨伪并不是说是伪的就把它抛弃不要了，有的本身是某时代的史料，被后人误认为被它本身早或迟的史料，应将它本身的时代考清楚，到将作它本身时代历史时将它编进去；有的是后人依托古人作的，这个固然可以叫作伪，但将它依托的时代考清楚，在作某事物的变迁上，到了依托的时代把它编进去，知道那个时代它已经转变成了某种形势了。
中国的历史多不真确，犹其上古史是太糊涂，不惟将史学、哲学、文学不分，而且将神话也参进去；并因中国民族是多元的，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神话与传说，而将不同的神话与传说，强要归纳到一个系统之下，于是矛盾横生。保守者以古人犹其是古代有声望的人所言，不敢妄加批评，于是信以为真，激进者以其矛盾横生，疑古未有；新进者又以某书合乎社会科学者为真，否则为伪。
我拟对于中国秦汉以前的书籍，每个都将加以考证，把它的时代明了后，再作某问题时，引用它的史料，不至有误，这个工作我于民国十六年（1927）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作了《<左传>的研究》曾刊于研究院的《国学论丛》（商务出版），又作了《<春秋>的研究》曾刊于述学社的《国学月报》第六期（璞社出版），十七年我在太原兴贤大学作了《<国语>的研究》，我到国民政府大学院将这《<春秋>的研究》《<左传>的研究》《<国语>的研究》，三篇修正，由新月出版。名为《古史研究》。
我在大学院时审查教科书，看见统计的书首多以我国的统计在夏禹时已有，以《禹贡》为据，我就从事研究。《禹贡》中是有统计的，不过《禹贡》不是夏禹时的书，而是战国末年的作品，曾草一文发表广东《中山大学周刊》上。我有一次到上海沪江大学访顾惕生先生，他就将他近来对于《穆天子传》的研究告诉我，因我对于《穆天子传》未加研究，不敢致可否，回去一看《穆天子传》，知道它是战国初年魏人从中山取得中山人的西游记录，不是周穆王时物，发表于广东《中大周刊百期纪念号》。研究《穆天子传》的结果，知道中国所以明白西北地理，由于从中山人的西游记录得来的；而《山海经》的地理，也远在中国以外，它的来历如何？也应考证，研究的结果，知道它是印度人作的。我将《穆天子传》《山海经》《禹贡》三篇合在一起，自出资印刷，作为《古史研究·第二集》。
同时胡寄尘先生说墨子为印度人，给我了不少的帮助，而万湘澄先生作了《<山海经>的渊源》及《读卫聚贤<《山海经》的研究>》两文稿着我看，他是反对我说《山海经》为印度人作的。并且指出我《<山海经>的研究》错误很多，于是我参考日人小川琢治的《支那历史地理研究》及高楠顺次郎、木村泰贤的《印度哲学宗教史》，并请汤锡予先生供给我印度黎俱佛陀等材料，我把《山海经》修正了，又将《穆天子传》《禹贡》也为修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古史研究·第二集》。同时我又从新月将《古史研究》版权取回由商务出版，名为《古史研究·第一集》。
商务印刷《古史研究》第一、第二集印订成本，尚未送至发行所时，而遭国难，同时将我的《国语》《历代建都于南京的货币》《明故宫发掘报告》等均殉国难了！现在我将《古史研究·第二集》中的《<穆天子传>的研究》放在《古史研究·第一集》中，仍由商务出版。
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记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