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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下，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伊朗的占领激发了伊朗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被外国军队占领期间，新闻自由得以再次开放，至少比礼萨沙时期要开放得多。如同1906年革命前一样，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次井喷式涌现。在那个时代的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法国（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许多伊朗人视法国为精神上的第二故乡），大多数此类活动呈现左派和共产主义倾向。这是一个大增长、大影响的时代，也是属于左派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的时代。人民党最初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社会民主党派，但是很快就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
1945年，社会政治热点开始关注苏联迟迟未从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撤军。1946年末苏联军队终于撤出之后，国民关注点又转向更大的国家屈辱——英国对伊朗石油工业的控制。
穆罕默德·摩萨台属于伊朗老一辈政治家，（与许多人一样）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其家族可追溯至法特赫·阿里沙时期。他在法国和瑞士接受过良好教育，并曾在1906年宪法颁布后成为首届议会议员。出于对礼萨沙的恻隐之心，1941年礼萨沙退位后他返回伊朗，于1944年再次当选议员并成为伊朗民族阵线（Jebhe Melli）这一新政党的领导者。
摩萨台于1951年4月底（其前任阿里·拉兹马拉首相被暗杀之后）被任命为新首相。5月1日，伊朗国王批准了其起草的石油工业国有化法案（议会于3月15日已在原则上通过此项国有化草案）。石油国有化的政策在伊朗国内广受欢迎，但却令英国政府深恶痛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年内，价格低廉的石油对于深陷泥潭的英国经济来说比以往更为重要。英国认为摩萨台是一个阴晴不定且不可信任的政治煽动家。石油国有化之后，英伊之间重启了关于友好解决争端的谈判，但最终毫无成果。英国方面开始考虑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效仿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处理方式），但最终被美国劝阻。他们开始转向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问题并为阻止伊朗开采石油而实施封锁。同时，英国情报机构也在积极寻求颠覆摩萨台政府的办法，试图将其赶下台。这些措施包括大量接触伊朗政客以及英国在伊的其他代理人，同时游说美国政府与英方保持目标一致。美国主要忧虑的不是石油问题，而是担心摩萨台过于依赖得到苏联支持的人民党，从而成为苏联接管伊朗的一个跳板。
摩萨台于1952年10月强迫英国驻伊大使馆关闭并切断两国的外交关系。此后，美国政府成为推翻摩萨台的首要行动者。与此同时，虽然英国主导的国际禁运使得伊朗失去了石油收入，但是政府依然需要支付国内石油工人的工资和基础设施的日常开支，摩萨台政府遭遇了重重困难。他的一些坚定的支持者，包括重要的宗教界政客阿亚图拉卡沙尼（Ayatollah Kashani），都纷纷离他而去。1953年夏，英美两国情报机构发现机会并策划了一场政变。由于军队中人民党的支持者提前告密，8月15—16日那晚的首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伊朗国王由于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提前逃至国外。随后发生的一切充满不确定性和争议性。8月19日，在大规模动荡（包括支持伊朗建立共和国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之后，第二次政变尝试成功地推翻了摩萨台（他被圈禁在家直至1967年逝世）。国王于8月22日返回国内，从此开启了一段个人统治和高压政治的时期，直至1979年革命。
摩萨台的倒台算得上伊朗在整个20世纪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事件，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依然鲜活地存在于伊朗人民的政治记忆中，但是它的重要性对于伊朗人来说可谓因人而异。这种差异性取决于个人倾向于左派、君主主义者还是宗教同情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他们生活在伊朗境内还是流亡海外。1953年政变沉重打击了伊朗的国内自由和民主政治，一些伊朗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至此认为，更加极端的政治举措是必要的。政变还重挫了伊朗左派人士，使得他们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人民党也被国王的秘密警察毁之殆尽。尽管多年来从未有文件披露英国和美国介入摩萨台的倒台（英国政府在此后60年的书面文件里从未正式承认过介入政变），但大多数伊朗人很快就认为外国势力在摩萨台倒台和恢复王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使得人们对于外国政府干涉伊朗内政这一原本就根深蒂固的愤恨再次加深。很多伊朗人相信，国王从未真正摆脱1953年的阴影，在他们看来，国王就是美国人的傀儡。如此评价国王并不完全公平，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叶。但所有这些因素对导致1979年革命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