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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照田君邀我写一篇学术自述之类的东西。这个话头提起后，我动心琢磨了一阵。我才意识到，这很多年，我先后追随一条又一条思路，竟没有停下来回头看一眼行来的道路，我也才意识到，在自己的问学过程中，很少有走得对头的，多半都是教训。这些教训对后学也许不全无警示作用。再者，我们这一代的求学经历，和正常社会中的青少年很不一样，写出来，青年读者也许会觉得有点儿新鲜。这样想下来，最后答应了贺照田先生的请求。但写下的不是学术自述一类，是些拉拉杂杂的回忆，夹杂今天的反省。
拉拉杂杂写了很多，挑出一些段落，润色文句，联络成篇。我本着bon fait记述往事，不过大概仍然难逃biographical illusion，我自认真我的，读者只当它个故事来听。
一座名山，有个和尚，带领一些工人，从山底修一条石路，经过几处好风景，一路修到山顶。我呢，没有踏出这样一条造福后人的路，只顾自在精神的林莽中游寻迷行了几十年。游乐之余，也曾在陡峭处做二三路标，在打滑处垫上几块石板，哪个后来人碰巧踏到这里，也许能获得些微帮助。但山大林深，我做过的那一点儿工作，散碎多半等不到为后人效力，先自被风风雨雨洗荡尽了。功效且不论吧，后面这些文字，有同样喜好在思想的林莽中游玩的孩子，或许会在其中听到带有回音的问候。
三夏时节，全校都组织到哪里收麦子去了，我和哥哥嘉曜在一间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各占一座大窗读书。我读的是周振甫的《诗词例话》，他读的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那种书，在我脑子里混称为理论书或哲学书，我只能仰慕，自知读不懂。我那时好文学和科学。科学书，无论怎么艰难，只要一步一步跟下去，最后总能达到清晰的结论。诗赋文章，无论怎样高远幽深，总脱不了个人色彩，含含混混总能体会到一点什么。理论所关心的，却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实际上，要上升为理论，就必须先从个人的喜怒哀乐跳出来，到达一个公共空间，以便放之四海而皆准。诗文里也会有平明吹笛大军行的大场面，但即使率领千军万马，表达的还是个人的感受。理论，即马恩列斯的著作，不仅天然带有领袖的恢弘眼界，而且能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和世界。马克思就说，他不是从感情出发认定无产阶级必胜的，是理论把他带向了这个必然的结论。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我连想也没想，我只是明白自己不具有这种能力。
读书间歇，我走到嘉曜那边，拿起他的书翻一翻，果然一个字都读不懂。我像愚鲁未化的初民一样，对自己不懂的事物，怀有敬畏，嘉曜是我的导师，他读理论书，合是导师的标志之一。我的眼界始终囿于个人感受的狭小范围，无法进入公共领域，无缘于理论/政治，和嘉曜在一起，难免有一点自卑。
第二年秋收过后，在队部的大房子里，我和嘉曜面对面磋苞米。那时我们已经在内蒙突泉插队一年有零。一面磋苞米，一面说话，嘉曜问我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偶然的。我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的，具体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是偶然的，例如，无产阶级革命是必然的，但先在俄国发生后在中国发生，这是偶然的。我没正经读过一本哲学书，但不知从哪儿就想出或检起这么个答案。所谓想了一会儿，就是斟酌一番，觉得这个答案满站得住的。但嘉曜马上就让我明白这不是一个成功的概括：如果我们对世界形势了解得更细更透，我们就会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既不会先在西欧发生，也不会先在中国发生，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先在俄国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他同时还给我描绘了本世纪初的世界形势。我对那段历史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对国际共运史更近乎一无所知，当然无法为自己刚才提出的定义辩护。而且我明白，这个实例的细节并不重要，一件初看起来偶然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了解得更细更透，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必然发生的，这个道理本身足够明显。于是我尝试别的答案：本质是必然的，现象是偶然的，等等。嘉曜对我的每一个新定义反驳如仪。最后，我承认解题失败，让嘉曜公布答案。
“我没有答案，所以才问你，和你一起探讨。”
“那马克思他们是怎么定义的呢？”
“马恩列也有各式各样的说法，跟你刚才说过的那些差不多。”
我目瞪口呆。这么基本的问题，人类一定已经问了几千年了，这几千年里出了不知多少智者，不可能还没发现答案；即使前人因为基本立场的错误找不到答案，马恩列（我已经断断续续从嘉曜那儿听说斯大林和毛主席在理论上其实外行）也一定提供了答案。在我认识的人里，嘉曜之为理论家当然无人望其项背，但总不至于能和马克思争论吧。而且，我胡想乱猜，怎么会猜到这些理论伟人的答案上呢？
收工回到青年点，我立刻请嘉曜找出马恩列的相关论述。这些理论话读起来没什么把握，但大意当真和我的胡乱议论相仿。拿出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用教科书方式写的，引起误解的余地较小，但书中对必然性偶然性的定义十分粗陋，这样的定义一下子就会被嘉曜驳倒。我跳开那一节，前前后后又读了几节，大出所料，其中的议论，多半都是些虚张声势的教条，经不起哪怕最轻微的推敲。难道这就是成千上万理论工作者的教科书？也保不齐，中国那些所谓理论家，都是些教条主义的宣传家，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还是拿原装的来。于是翻开阿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来，没想到，这书和艾思奇一样空洞浅陋，只是口气更加武断、文风更加恶劣。“某一规律所表现的相互联系的特点就是这种相互联系所固有的必然性。……例如，四季的交替是必然地发生的，……秋去冬来，这是必然的。但在什么时候，究竟在哪一天下第一场雪，这是偶然的。”马列院士们的水平竟不过如此！
这些专家权威的愚蠢刺激起青年人的虚荣和自负，我开始有胆量来阅读理论著作了，一面挑拣教科书里自相矛盾的论断荒诞不经的推理，以为乐事，一面尝试自己来澄清各种哲学概念。不知不觉间对概念式的思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触哲学之前，我像其他少年一样，也感悟，也思考，思考人生、艺术、政治、生与死。哲学添加了什么呢？我愿说，带来了思考形式的某种变化，就是对思考所借的概念本身的注意。思考以多少有点不同的方式展开、表述。学哲学后思考得更深吗？我得考虑考虑――我们怎样判断思考的深浅？也许正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导向了哲学思考。这种新形式有必要吗？在大尺度上，我看不出哪些东西是必要的，有意思的是：它出现了。任何思考都免不了会时而对概念本身作反省，但思考者不一定掌握这一层思考的特殊之处。一群孩子玩球，玩得很起劲，后来发明出一些规则，变成了篮球运动、足球运动。我们通常会拿这场球赛和另一场球赛比较，很少会谈到一场篮球赛同一群孩子玩球之间的同异。
我们兄弟三人在一处插队。嘉明好科学，亦有语言文字上的天赋，同时是个很能干的人。像很多高智商的实干人物一样，他是个坚定的反智主义者。他从炕上捡起列宁的《哲学笔记》，读了半个钟头，断定书里都是些毫无意义的词句，贤弟嘉曜者流，每日口诵不知所云的符咒，自欺欺人。争端顿起。嘉明想出一个测试的办法：他念一段列宁所引黑格尔的语录，由嘉曜从列宁的立场来作评注，既然黑格尔的话毫无意义，列宁蒙着作注，嘉曜也蒙着作评，两份评注不可能每次都一致。测试开始，嘉明嘉曜各有支持者观战。我为嘉曜捏了把汗。天下有两种人，一种人碰到自己不懂的东西，第一感是归咎自己学浅无知，另一种人则认为是那东西无意义。我属于前一种。我相信真正的哲学不是胡言乱语，但另一方面，很多段落的确玄妙莫测，难辨其真义，嘉曜虽比我强得多，但恐怕也难处处读得清楚。
测试一段一段进行。嘉曜果然不凡，他的评注竟无一不中。这些古怪的字句居然有可辨认的意义，居然有对错之分。嘉明仍然深表怀疑，他估计是嘉曜把这本书读得很熟，所以能够记起列宁是怎么评注的。
在嘉曜四周聚集起一群爱好哲学的青年。我们在地头“歇气儿”的时候捧读大部头的著作，夜里为一个抽象概念争得天昏地暗，直到天亮。那是个黑暗的年代，不过，只要别严酷到奥斯维辛那么严酷，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总会发明许多快乐，包括思辨的快乐。不过，回过头来看，嘉明的怀疑还是很有道理，所谓哲学争论，大多淹没在隆隆的概念空转之中。
哲学的确有点怪。哲学用日常语言探讨日常困惑背后的困惑。和物理学不同，我们看不懂量子力学，并不责怪它写得不好懂，我们承认那些概念和表述需要特殊的训练才能懂。另一方面，日常交谈一般不难懂，谈话在直接可感的语境里进行。哲学两头不沾，既不是由严格的推论组成，也不像日常交谈那样紧贴着语境，明明看着都是眼熟的字，却在述说非潜心思索不能通解的道理。看着这些字觉得眼熟，所以读者觉得无需特殊训练，所以读不懂时难免怀疑是作者瞎扯。这还是轻松无害的一面――无非是很多人不入此道罢了。更糟糕的是，既然哲学探索允许甚至要求日常概念展示出它平常不为人留意的维度，既然哲学推论不是严格的数理推论，于是哲学似乎预留了过分广阔的空间，容得很多貌似哲学的论述，其中的语词可以随便意指任何东西，其中的推论天马行空，作者自己读起来，思绪万千，直达宇宙的核心，人心的底层，别人读来，那些概念不知所云，那些推论说它通说它不通都无所谓，总之，只是从一些语词转到另一些语词，不曾让我们对世界和人性增加丝毫洞见。作者有真实的疑惑，诚实并且用功，然而，就像个悖论似的，他们的哲学表述仍然毫无意义。从技术上说，他们缺少形式化的训练，从品格上说，他们还欠缺一种智性上的诚实。这种智性上的诚实，我以为，我们中国人明显不如西方人。中国学子格外容易陷入概念骗局，还有一个缘故：现在的哲学概念多半是从西文翻译过来的，这些词在西文里和日常用语有比较紧密的联系，经过一道翻译以后，含义就变得飘忽不定。
我自己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那样不着六四，这大概和我酷爱中国语文有关。而且，有嘉明这样高智商的常识主义者在侧，你无法完全云山雾罩，你会努力寻求最低限度的清晰，你必须在常识的平面上也具备相当的力量。但即使如此，大概有六七年时间，我也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糊里糊涂地哲学化，从黑格尔、康德的中译本上学来的那些语词、句式，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承载青春的心灵赋予它的任何意义，如此这般变换一下排列组合，就像变戏法一样，立刻可以意味最深刻的理解。后来八十年代初，青年知识界开始了解海德格尔，朱正琳曾经这样说：只要一听到“在”、听到“在的澄明”，眼睛就眯起来，摇头晃脑，仿佛参透了人生三昧。
这种自以为得道的感觉，在1973年读黑格尔《法哲学》开始得到纠正。比较起《逻辑学》，这本书有比较坚实的现实感。再后，开始大量阅读詹姆士和杜威的时候，原来那些比较空洞的哲学概念才逐步和日常意义融会起来。
话说回1969年深冬，我和嘉明回到北京。各地的插队青年很多在这个季节回京，多数家长散在全国各地的干校，北京成了青年人放浪形骸的乐园和战场。豪饮狂歌，打架偷抢，男欢女爱，诗词唱和，贝多芬、黑格尔、爱因斯坦，为的是解闷、显摆，涌动的是爱和渴求。每天有旧雨新交来访，半夜归家，屋里烟雾缭绕，烟雾里十几个二十几个男女，互相之间有熟识的，有不相识的，一圈打桥牌的，一圈下围棋的，一角里喝啤酒听天鹅湖，忽然爆发出一场关于中国前途的激烈论战。见主人回来，有抬手打个招呼的，有眼皮都不抬一下的。
我是这种混乱生活中的一员。不过，在我，无论用什么编织生活，最粗的一维总是阅读和写作。清晨，有的客人散了，有的横七竖八睡了，我就开始工作。这种混乱而兴奋的生活突然中断，我和两个朋友因事被关了起来。白天都是体力劳动，干得最多的是挖防空洞，那时候正是备战备荒的高潮。刚进去的时候，“师傅”们很严厉，也挨过他们的木棒，相处久了，发现他们中间颇有几个善人，包括曾用木棒狠狠打过我背部臀部的那一个。他在分工时总把我单独派到一个洞里去，点一根烟塞给我，叫我不要玩命干，年轻人腰骨嫩。
在转不开身的洞里，用镐头猛刨一阵，用小铲装了筐，把土石拉到竖坑底，看看堆得多了，就爬回洞深处，继续前一夜躺在板铺上的思考。那是深冬，洞深处比洞口暖和得多。
经过日日夜夜的思考，我达到了绝对必然性的结论。不必复述当时考虑到的方方面面，其大概如下：每个事件都由无数细小的原因合作促成，这些原因中的每一个，又由无数其他原因促成，如此递推以致无穷，那么，所有事情都已经由诸多前件决定好了。整个宇宙是一个由必然性编织而成的巨大网络，我们的愿望和决定也都编织在这个网罗之中，我们以为自己在愿望，在做出决定，但愿望这个而不是那个，决定这样做而不那样做，这一切早已先于我们被决定好了。这是一个“绝对必然性的世界”，单纯而冰冷。这幅图画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之所以看不见这样简单的真理，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缺乏勇气，人们不敢直面铁一样的必然世界，总想通过辩证法这类魔术为偶然和自由意志留出空间，使这个生硬的世界看上去软化一点。
在防空洞里的冥思苦想并没有对哲学作出任何贡献。“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样的俗语说的不就是这个吗？我以为自己不只是重复这种通俗的见识，而是在本体论上提供了一幅整体宇宙的画面。即使如此，这一伟大真理也早就由拉普拉斯和无数前人宣告过了。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我觉得自己在心理上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变。我不再缠缠绵绵地希望获释，回到外面那个有声有色的世界。我关进来，是先在事件的一个必然结果，何时获释，自在冥冥中注定，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承受这铁一样必然世界的铁一样坚硬的性情。
重获自由，是一个阴冷冷的上午，走在街上，同伴陈真极为兴奋，而我却几乎冷漠地对待这一切，陈真为此很感奇怪。我当时真的心中冷漠，还是只不过相信自己应该冷漠处之，现在我已经说不清了，也许当时已无法分辨。不过，那个坚冷的年代，的确要求心里有某种坚冷的东西和它对抗。
初到农村的那几年里，生活很艰苦，最苦的时候，连续多少天，没有一点儿油水蔬菜，就用辣椒粉干烤大葱下棒茬饭。士志于道，恶衣恶食没什么感觉。白天干农活时在地头读书，晚上更是在油灯下读书。身边的人，在我和嘉曜的带动下，也加入了读书学习的行列，参与讨论、争论。一开始，很多时间用来钻研马恩列的“经典”，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那个时候在读书人眼里都是经典的经典。1970年5月开始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这是第一次读到“纯哲学”著作，第一遍就整整读了一个月，以后几年又读过两三遍。最早读到的还有黑格尔的《哲学史》。此后，凡能到手的哲学书无所不读：狄德罗、休谟、培根、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朱光潜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同时继续读马恩列、普列汉诺夫之属。那时找得到的书少，尤其是外国人写的书，能到手的都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说不上哪一本对熏陶精神最有价值，但我愿提到歌德的《浮士德》，这部诗剧是古典全盛时期的巅峰之作，多方面结晶了西方文明，充满了开明精神，却不像很多启蒙时期作品那样武断，自青少年以来，这部诗剧就成了我灵魂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和嘉曜两个，我比较偏于认识-逻辑这一方面，他比较偏于社会-历史方面。此外，中国的古书、诗词歌赋，他一向不大问津，我则一直喜欢，论语、庄子、老子、史记，几回回读仍不愿释手。虽然那时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深度和系统性远不及西方思想家，但这些书读得早，又是自家文字，对性情和学问境界的陶养，其实深过西方著作。宋明理学家虽然也读一些，却不大喜欢，一个个恬然得道的模样，天下再无可疑可惑之事。
1971年夏天，同伴们或当兵、或招工、或上师专、当职业运动员，青年点只剩下嘉曜和我，和别的青年点也越来越少来往。我们两个，除了看青这类活计，很少出工了，只是夜以继日地读书、思考。麦子熟了，我看麦地，轰麻雀，手里拿着一本俄语辞典走在麦地里，走在天光云影之下，口中念念有词地背着单词。
小小一只井蛙，哪晓得天高地厚？那时候的计划是把天下的知识都学到手里。按照我当时所知的学习心理学，我这样安排一天的时间——
早上，俄语。因为早上记忆力最好。
上午，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天文学、语言学。
下午，历史、经济学。
晚上，哲学。因为在晚间思考最活跃。
我天生好学，而且心怀大志。巴尔扎克说，凡有为的青年，二三十岁时都用过一番苦功。何为有为，何为大志？在当时，读书的热情是和“政治抱负”结合在一起的。天下倒错，必有翻天覆地之日，要在这个政治大变动中有所作为，就需积攒才能。当时有很多志向远大的青年，其中很多投身于现实，在农村、工厂展现才能，得到提拔。我们从根本上反对当时的体制，绝不肯与现实同流合污，于是只剩下一条路：读书。
“政治抱负”在那个泛政治的时代有着含糊不定的广泛意义，在那个泛政治的时代，提拔为小队长或车间主任主要是一项政治任命，依赖于政治表现，听古典音乐、读外国书或古书，则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征兆。一切作为和抱负都带有政治色彩，更不用说研读哲学了。直到前几年，交谈中听到我教哲学，还有人顺口应道：吽，搞政治的。这话就是从三四十年前来的。
当真说到政治，我们大致有这样一些看法：资本主义是没落的社会形态，将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战胜、取代。”文革”前的中国，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总体上统领着社会主义阵营，是对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大本营，是历史发展的前途和希望。”文革”把中国引向政治黑暗。一旦时机成熟，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起而推翻江青一伙”文革”派的统治，让中国重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引领世界人民走向共产主义。
这些观念互相之间不协调，有些信念有点儿古怪，例如，我们那时对三年饥荒时期发生的灾难已有相当的了解，对反右、反右倾等运动有相当的批判，但我们仍然相信“十七年”本质上是正确的。例如，我们对西方世界已有相当了解，对那里的自由民主和高科技充满向往，但我们仍然相信世界的希望落在中国。1969年夏天，我们几个人躺在房前宽敞的场地上，用小收音机收听苏联的对华广播，听到美国阿波罗号登月的消息。我们头顶上就是皎洁的月亮，是嫦娥和吴刚的月宫，现在那里降下了钢铁的机器，踏上了人类的脚印。那时我们对历史进步观没有任何怀疑，对技术进步抱持百分之百的信心，我们把登月听作不带阴影的人类壮举。我们知道在技术进步的道路上，中国落后于美国和苏联至少几十年，但我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中国曾经并且马上又将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
稍加分析就能看到，这些想法夹杂着两套内容，一套是从小被教会的社会发展史，另一套是对现实的体认。
思想要求信念与现实相协调。当时努力思考，得出一种大见解：发达国家通过压榨殖民地人民，不仅积攒了财富，同时也减轻了对国内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把阶级矛盾转化成了民族矛盾，从而在国内能够施行一定程度的民主，能够发展科技；所以，要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唯一的途径是加紧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资本家无法从殖民地获得足够的剩余利润，就不得不加紧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激化本国的阶级斗争并最终导致自己的灭亡。要成功地战胜殖民主义，首先要把社会主义大本营中国建设成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强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观和强国梦合为一体。在塞北农村耪大地，心里念着世界革命，那份热情颇为可嘉；但这种凭一二未经考察的理论三五残乱的资料就得出世界大规律的做法，其为治学，可笑自明。
要经过好几年，这些观念才逐渐改变、修正、调整，最后形成一个相对合理的整体。但按照我现在的看法，总体的社会历史观念体系，不可能是一个环环自相紧扣又环环与事实相扣的完全协调的体系。就此而言，当时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观念相当芜杂，包含相当明显的矛盾，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不协调的观念当时是一个含含糊糊的整体。观念体系的严整只能相对而言。我甚至想说，一些观念事实上的共存就是它们成其为整体的证据。只有当我们产生或接受了某种新的见识，承认了某些新的理据，原有的观念体系才显出凌乱矛盾。这和形式论证是不一样的。在数学中，我们很少引入新的概念和新的论证方法，因此，论证的理据看起来像是外在于论证过程的。在数理范围内，我们公认理据的范围和理据的条款，由此可以明确地判定某些证明为对某些证明为错。然而，越到观念的深处，论证的理据就越发内在于论证过程本身，我们接受何种理据，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持有何种观念，受到具体精神诉求的制约，而且，为信念提供理据的方式极为繁复多样，离开证明越来越远，直至很少有明确的证明过程，而更多是一种影响。在观念深处，我们较少谈论对错，更多谈论不同、差异，更多谈论深度和道性。
我们的“政治抱负”是坐落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观中的抱负，观念体系是芜杂的，坐落在其中的政治抱负难免也含含糊糊。就我个人，所谓政治抱负，其中有一大堆是打小从古书里汲取来的建功立业之念。男儿天生是来治国平天下的，用什么治国，把天下平成何种模样，似乎无须多问，反正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是肯定的。当然，在塞北的一个角落里运粪除草不像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姜太公当年不也就钓钓鱼吗？但韩信不还向人家漂母讨饭吃吗？重要的是长本事，为建功立业的那一天做好准备。而长本事，按照寒窗十载然后出将入相的模式，主要是靠读书学习。也不知孟夫子说的有没有统计学上的证据，反正口中念念有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1969年的一阕《水调歌头》，大致写下了当时的心态。
四野走狂风
乘风万里南去
挥手送飞蓬
我处洮河地远
兄住九衢星近
谈笑自相通
弹得高山曲
会与子期逢
西湖水
天山雪
桂林峰
涛来浪去
留得几个是真雄
漫道青门瓜老
坐待风云际会
万卷贮胸中
昊天有成命
莫叹物华空
现在回过头来想，如果狭义地理解政治，我从来没有过认真的政治抱负，当时所谓政治抱负，更多是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古书里帝王将相的抱负杂烩在一起。可读书和“政治抱负”的结合对我此后的读书生涯确乎有某种影响。无论如何，和这种“政治抱负”相应，读书的内容从诗词歌赋偏向于历史、政治、哲学，同时，读书不再只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悠哉闲哉，而被视作一项事业，应当夜以继日，应当严格计划。读书成了一项“事业”，虽不是狭义的功利之事，却在广义上有点儿功利，不像小时候那样主要是自得其乐。我肯定受益于自己的学习习惯，但越往后，我就越经常羡慕自得其乐的读书。
不管那时的思想学问多幼稚，政治见解是否完整，但那时的哲学思考与政治见解的确是完全混在一起的，我们讨论黑格尔的形式/内容，讨论康德的经验/先验，同时就在讨论”文革”的性质，革命的可能性，人类的未来。在嘉曜的引领下，我们早就否定了”文革”、林彪、江青一伙。接着，我们进一步确认，不是林彪、江青一伙欺上瞒下把”文革”闹糟了，”文革”的确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亲手发动、亲自领导的，毛的晚年应被否定。到1971年夏天，嘉曜得出了结论，不仅”文革”应予否定，向前追问，鼎革以来的诸次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已经一步步把中国引向灾难。
这些，说起来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可能达到的结论，然而在那个时候，人海茫茫，谁敢做如此想？这是我们的秘密，足够杀头的秘密。这些想法只在嘉曜、我、阿晖、陈真之间交流。我们感到自己被真理的孤独光芒照耀着，同时也格外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愚昧，感受到现实的苦难与压迫，强烈地需要同气相求。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夏末，我和嘉曜到南天门去看于洋，别人大概都下地了，房子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于洋坐在铺着羊皮的简陋的座山雕椅上，嘉曜坐在他对面，慷慨陈辞，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述鼎革以后的中国进程。于洋一开始大为吃惊，起而为毛辩护，时不时打断嘉曜，提出反驳和质疑，但后来的两个小时，于洋一语不发。滔滔的话语停止，房间里奇怪地寂静。于洋沉默了很久，没表示赞同与否，只说：你们要非常非常当心，绝不要对别人讲这些，包括我们最亲近的朋友。
知识和思考似乎把我们带向了真理，同时，为了追寻真理，我们远离了人群。但高远时代的伟大思想赋予我们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几乎是在享受这种充满自信的光荣孤立。
十月下旬，亲友来信告知，林彪摔死在蒙古。这是个惊雷般的喜讯。陈真在一封狂喜的来信里庆贺我们的先知般的眼光。几个跟我们亲近的年轻农民多多少少了解并同情我们的政治倾向，也和我们一道庆贺。今天生活在正常社会中的青年已经完全无法体会那种狂喜了，无法体会那时的政治事件与个人生活的直接联系。
父亲来了封信，警告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中国的事情，不是说改就会改的。的确，照样是毛主席的英明伟大，照样是“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黑暗的日子似乎要继续延伸下去。
不过，政治上的松动还是一点点来了。1971年冬天回到北京，一点点感受到了变化。毛江时期从1966年开始，十年后，1976年毛去世，毛江时期结束。在这十年里，政治高压有起有伏，波动最大的一次是1972年。林彪死后，政治高压逐渐有了相当的松动，北京城里的红海洋被擦去了一大半，商店挂出了招牌，有的是卖衣服的，有的是卖钟表的，不像从前那样一律涂成红色，都像是卖毛主席像的。商店我们很少进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变化出现在书店。西单有一家中国书店，后堂是卖旧书的，1972年初，这里出现了不少好书。一个小门通进后堂，门口坐一个店员，查介绍信，什么介绍信都行，只要有个单位公章盖在纸上。我们拿了介绍信，进到里面，看到了俄文的托尔斯泰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德文的歌德文集、席勒文集，英文的诸种世界文学名著。我们是些穷插队生，但是再穷也得把这些书买下来。早就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尖锐批判，没有中译本，现在我们有了俄文原本。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买到手里，但我们不懂德文，只能看看书的装帧。那就学德文吧。德国有那么多思想，要真切了解这些思想，早晚德文是必须学会的。
俄文学了一年多，可以读些小册子了。1972年初开始学德文。唐大威此前已经开始学习德文，帮我买了四册外语学院编写的德文教材、一本德文辞典、一本德文语法。我仍用老办法，一天学一两课的内容，每一册学完复习一遍，此外，每天背五十个单词，学几节语法。将近半年，学完了四册德文教材，没有教材了，只好搬出歌德、席勒、茨威格的原著来读，每行查好几个单词，一句话琢磨好久，几个月以后，勉勉强强能够阅读原著了。第一本读完的德文书是茨威格的小说选。
在农村多半啃大部头。北京书多书杂，书读得多而快，常常日读一种。社会上松动了一些，有些从前不知道的或知道了见不到的书流传开来。很少有谁据有大量书籍，多数书借来传去，为了多读几本，不得不加快读书速度。借到《赫鲁晓夫回忆录》，上下册，只能在手里放两天，于是嘉曜读上册，我读下册，面对面各自坐在自己的单人床上，昼夜不息，读完一册之后再交换读另一册。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引着涉世无深的我们一起发出沧桑之叹。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小说，《苏联中短篇小说选》，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这些当代小说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质，也教给了从前不知道的写法。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时不知索尔仁尼琴何许人也，放下书就对嘉曜说，这本书应该得诺贝尔。
《赫鲁晓夫回忆录》、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这些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书支持、加深了我们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几年以来，伟大的西方作品，从希腊悲剧到莫扎特、贝多芬，从柏拉图到达尔文、柏格森，向我们展开了比较完整的西方文明史。当人类文明的全貌逐渐展开，我们已无可能继续认为马克思和列宁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已无可能继续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和未来。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处处被割破，然后逐渐结痂，一一脱落。我们从身体血肉感受到观念世界的勃勃新生。
有一段时间，我和嘉曜都在读康德，他读《纯粹理性批判》，我读《实践理性批判》，两人共用一个书桌，相对而坐，研读每至深夜。读到好处，忍不住要惊动对方，念出几句精彩的，或者发挥一段自己的心得。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嘉曜都觉得在哲学上有巨大突破。嘉曜当时关心的是什么问题，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是在思考自由意志的问题。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矛盾长期困扰我。通过阅读康德，我觉得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连续几夜和嘉曜在康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密集的探讨，我们大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世界本来是决定论的，但人的自我意识改变了这种状况。自我意识中断了原有的因果链，开启了新的因果链，无论从内部体会还是从外部观察，自由意志都是一道界线，这条界线两边的两个因果序列是不连贯的。因此，人的行为不是由物理原因所决定的。这个梗概下面，有多方面的细密论证。
围绕着这个核心思想，其他许多观念组织起来。人的本质是自由，现实世界是人的自由意志展现自身的舞台，对人的志趣没有内在的约束力。同时，由于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就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谁都不能用政治环境的险恶来为自己顺从当权者提供辩护。人的自由生存是对自身本质的回归，历史发展以所有人达乎自由为鹄的，而我们身处其中的政治权力以压制人的自由为基本特征，与人类的发展目标正相反对。反对这个政权，推翻这个政权，是每一个自由之友的天然使命。伸张自由，从根本上说，不在于物质环境的改变，而在于心智的启蒙。我们是先知先觉者，负有这种启蒙的责任，我们从哲学思考获得的结论，同时就是行动的指南。
我早已离开了当时的思路来思考自由意志的问题，对其他各种问题的看法也多有改变。现在回顾，当时的思想和论证都很幼稚。我无法不认为，今天的见解远为正确、远为适当，今天的论证要严密得多、可靠得多。那么，当时的思考是不是一种幻觉呢？那么，后之视今，会不会觉得今天的思考也是一种幻觉呢？
我想不是。而且，这样来表述思想发展也许太轻率了。哲学是精神的逻辑化，有点儿像处在生存思想与数学之间。精神的发展始终包含内在的矛盾，就此而言，任何哲学思考都不可能提供终极结论，任何论证都可能由于新的知识而不再有效，或由于信念的改变而不再充分。尽管如此，思想仍有成熟与否之别，就像网球爱好者的球技各有高低，球技又没有上限，但仍可以大致划出一条界限，有些人入了门，有些没有入门。
尽管幼稚，或正因为幼稚，却已开始著述。我早在1970年夏天就开始写两部“哲学著作”，一部叫作“逻辑学纲要”，另一部叫作“哲学史名词鉴”。《哲学史名词鉴》其实只是当时那点儿可怜的中外思想史知识的一个摘要，夹杂自己的评论。《逻辑学纲要》断断续续，起先没写出什么，1971年5月又拾起来，用了两个月功写成了，分成印象论〔感觉论〕、现实论、真理论，显然套用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框架。
1971年冬天，又开始写一部新的，书名：《院士哲学批判》，靶子：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力山大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央党校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年轻人胆子大，幸亏所选的对手不堪一击。那些哲学教科书里到处是空洞、逻辑上的混乱，到处违背常理、歪曲自然科学的成果，何况，都是用最让人厌恶的党八股调写成。我曾熟读鲁迅，学了点讽刺挖苦的本事，这下有了施展身手的对象。亚历山大里亚院士的绝伦荒谬，挑出来了很多。例如，亚力山大罗夫院士主张，规律是必然的，现象是偶然的，然而，现象既然是规律相交产生出来的，规律既为必然，那么它们的相交不也成了必然吗？现象之为必然，就与规律之为必然相同。例如，亚院士主张，“水果”这个概念是思维对各种水果的共同本质的抽象，在客观世界里是找不到水果的。我就问：如果思维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那我们怎么会反映出在客观世界里找不到的东西呢？
写了洋洋数万言，其中自然找不到任何哲学建树，但也不是一味弄聪明，其中有很多认真的思考。那时注意到的问题，有些成了以后几十年不断思考的一些主题。还以水果为例。如果水果只是一种抽象，那么苹果和樱桃不也是些抽象吗？客观世界里没有水果，同样也没有苹果樱桃。有的只是一个一个苹果樱桃。但单说一只苹果，此一时新鲜彼一时腐烂，苹果之为个体，不也是一种抽象吗？而且，若个体苹果是真实的，客观世界里有一个一个苹果，又怎么能说没有苹果呢？又如，如果现实中只有立体，点、线、面只是从立体抽象出来的概念，那为什么又可以把红、黄、绿认作是客观存在的呢？
否定林彪、江青一伙，否定”文革”，否定后期毛泽东，重新审视中共历史，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否定斯大林，怀疑共产主义学说，用逐渐转移的眼光来重新看待社会主义和西方世界的优劣，从康德、黑格尔的自由观念来批判看待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步一步推进，漫长而艰苦，不仅冒着巨大的政治危险，而且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本身充满矛盾。为什么会这么艰难呢？这些思想转变似乎满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我们可以决定，我们一揽子抛弃马克思主义而选择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但我们所经历的，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连串的克服。不像是在服装店挑衬衫，仿佛有一些不同的观念体系陈列在眼前，我们一一比较它们的优缺点，最后做出决定要这一个不要那一个。我们先就有了一套观念，这些观念以某些方式，包括以扭曲的方式，和我们的生存纠缠在一起，我们只能改变它们、克服它们，不可能一下子从它们整个跳开，所以，观念的改变会这样漫长而艰巨，而且永远受制于内在的矛盾。这个过程也许宜于用黑格尔所说的矛盾发展来描述。后来读到萨特的选择学说、蒯因的本体论相对性，我会立刻感到它们是些不可能真实的轻率之谈。
阅读、思考、交游、探讨、辩论，新思想似乎天天在涌现。我们有一种天眼洞开的贯通感，哲学思考、政治见解、人生态度，乃至于身周的人事，似乎无不在一种强大的精神感召下，围绕一些基本的哲学见解连成一个整体。
我们有表达思想成果的冲动，也有启蒙他人的使命。环境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舞台。有一些同龄人环绕在我们周围，宋毓明、吴小祁、唐大威、连劭名，以及另外一些。启蒙就从身周开始，我们把新洞见讲给朋友听，向他们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证，克服他们的各式各样的疑问。嘉曜一副导师爷的模样，居中端坐，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示各项真理，从此获得了“猴逸仙”的雅号，盖嘉曜诨号老猴，又有孙逸仙的领袖之态。我是辩论的好手，凡遇诘难，胡乱引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或古今中外的史实，若不能使疑惑烟消云散，也要让反对意见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嘉曜和我两个的学识和见识明显优越，朋友们从总体上认同我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首要的是，我们的精神追求鼓动了这些朋友，造就了一种生动而强烈的氛围。本来，二十啷当岁的青年们，爱欲丰盈，意气风发，何况，1972年的春天是一个美丽的春天，颐和园的明朗的春日，月坛公园入夜后杨树叶初生的芳香，楼顶大平台上的饮酒高歌。1972年春天，是政治高压最为松动的一段时间，可谓政治气候的小阳春，一伙青少年，日日往来，高谈阔论，周边人竟不大投来警惕的眼光。
1972年8月开始写一本更有把握的著作，《理性哲学》，直到翌年5月完成。工作得非常勤奋、认真、投入、艰巨。现在我已经不能理解当时怎么会有这样强烈的写作冲动，会为这本“书”倾注这么巨大的热情，对自己写下的东西那么重视。现在看来，那时还完全不懂哲学，完全不知道怎样用论理的语言来表达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那时的感受虽然活跃、强烈，单说理解却还相当浅薄。
幸亏这些东西没有发表的机会。那时写作当然不是为了发表。别说哲学写作，当时所写的小说、诗歌、散文也都不是供发表用的，然而，那时热心写作的青年，其数量和热心不亚于随便谁随便写什么都要发表出来的今天。那时，写作似乎不是由目的引导的，而是由热情推动的，作品不构成文学史或任何史的一部分，作品是写作的一部分，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才真是“私人写作”呢。不过也不都是纯粹为自己写作，作品经常在小圈子里传阅。由于政治上的危险，圈子一般不太大，因此妨碍了作品的广泛交流和广泛批评，大多数写作停留在井蛙的水准上。我和我的友人们，尽我们所能，扩大自己的眼界。可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致命的弱点，是眼界太狭窄，太自以为是。那些大哲人毕竟离得太远，我们需要的，是身边有高人向我们指出，我们还哪儿都没到哪儿，我们写的哲学，是一笔糊涂账。那时有那么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求知欲，如果那些时间都用来读书而不是写作那些空洞的哲学体系该多好！
此后几十年，常有后学给我寄来一个又一个哲学体系，其中有些青年是诚恳的，我不得不诚恳相告，他们乐于思考，自是好事，但他们写的东西毫无价值。这难免会开罪年轻人。他们生活在一个远为开放的时代，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看到任何东西，然而他们中有些人却仍然像我们当时那样自以为是，浪费宝贵的青春，让人惋惜。
1973年，政治上的松动气氛再度消失。朋友的小圈子也出现了一些裂痕。怀疑的暗雾渐渐取代了前一年的明朗气氛。事有凑巧，连所读的书都似乎体现了这种转变，1972年，嘉曜和我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批判》用功最勤，1973年，我们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用功最勤，这两套书的对照，就像那两个年份心情的对照：《法哲学》和《历史哲学》那种老气横秋的现实主义，渐渐取代了康德的理想主义启蒙。
时代使然，我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开始读哲学的，往后开始读西方古典哲学，其中读得最多的是黑格尔，《小逻辑》、《哲学史》、《美学》、《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法哲学》。我的同龄人学哲学，多半都是这么个顺序。黑格尔是马克思的来源之一，从马克思回溯，第一就会碰上他；比较起马克思的另外一个哲学渊源费尔巴哈，黑格尔当然远为更富吸引力；此外，黑格尔的主要著作都已译成中文，便于系统阅读。也许还有一个因素增加了黑格尔的吸引力。黑格尔〔尽管或尤其通过中译文〕有一种奇特的调子，和平常读到的文字非常不同，显得非常“纯哲学”，往好里说，有种“陌生化”的效果，似乎一掌握那种语言，就入了哲学的堂奥，思考、写作就哲学兮兮的了。
当时读黑格尔，读康德，读得很认真。然而，回过头来看，当时读懂得很少。我甚至觉得，那些年的哲学阅读和思考，大一半是浪费。自己脑子里有一大堆错误的或浅薄的概念，整体的思辨水平太低，没有高师指点，不能从西方历史和西方思想史深入到这些哲学家的关切所在，而是用自己的概念框架去生硬理解他们。这些都是一般的原因。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这些著作都是用中文读的，用汉语语词来理解、思考西方概念，这从根本上就走了大弯路，几乎无法避免望文生义。
二十啷当岁花了那么多时间读大部头的哲学，是我学习生涯的一个大错。柏拉图主张三十岁以后研读哲学，我从自己的经验教训深表赞成。青少年从学，应以实学为主，读一点儿哲学，更多当作精神陶养，大可不必深究义理。我一贯主张取消本科哲学，固然由我后来的教师经验验证，但这个想法实缘起于自己从学的教训。
对我日后哲学思考有益的，更多的倒来自另外两个方面。一是生活中的种种感悟。我和身边的人，经常灵魂相会，让我常有机会敏感人性深处的东西。二是广泛的知识积累。
当然，大部头的阅读不可能全无益处。义理虽然没有弄通，但还是受到了熏陶。当时一起读书的朋友，如宋毓明、唐大威，后来各奔东西，有一二十年不见或少见的，这一两年见到，说起来，宋毓明说，他后来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厂子当厂长，多年工作，所据的优势主要是当时读哲学时体会出来的一些道理。唐大威几十年不读哲学，现在一开口还能大段背诵黑格尔《法哲学》的序言。他也认为这几十年一直受益于当时的熏陶。说起背诵，这也是一项益处。年轻时读书，读懂没读懂，很多内容是记下了，现在课堂上时不时引用黑格尔、康德，大一半是那时记下的。眼下有人在争论学童该不该读经，我的经验支持读经派，那些流传几千年的经典，管它懂不懂，先记在脑子里再说。
完成《理性哲学》之后，虽然还在继续哲学学习，但有较大一部分精力转回文学。1973年夏天在突泉写了几个短篇，一些小诗。1974年一整年写小说，以六七年前的中篇小说“少年行”和长篇小说“玉渊潭畔”为底稿，写了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人生》。少年郎大概觉得，今后的人生不管它再拖几十年，总归不会有多少新花样了。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的想法蛮对头，人到中年以后，自己就没什么生活了，主要是为人民服务。
1974年初，我开始跟阿晖学英文。有俄文和德文的基础，有老师，教材完备，英文学得甚是轻松愉快，每周只学一天，两三个月后，阅读水平超过了阿晖，半年后就能够读书了，接着尝试做点儿翻译，第一篇翻译的是篇电机工程方面的论文。此后零零星星从德文、英文做了些翻译，少数是别人约稿，拿出去发表的，多数是黑格尔、歌德、席勒一类，翻译了放在那里自己读或给朋友读的。
我这几门外语，都是哑巴外语。俄语和英语，咿咿呀呀，歪歪扭扭，还能说上几句。德语则一大半是根据书写的国际音标自定的发音，要有个发音，只是为了背单词，尽管除了自己没人听得懂我嘴里说出来的是哪个单词，一个一个单词也连不成句子。当时不以为意，远在塞北农村，方圆几百里大概也没一个会说德语的，就是在北京，我学会了口语又跟谁去说？再也没想过跑到外国去生活好多年。我学外语，完完全全是为了阅读。后来读到赵元任说，用哑巴方式学外语弊端多多，我从负面经验深表赞同。语言中自然的成分重于逻辑的成分，要把一门语言学地道，主要靠实践，而非死记硬背。我到底也没有能够地道掌握一门外语。此后虽然有机会正规学了一年德语，德语仍然不大会说，在美国住了多年，英语仍然说得难听。说得难听，就自卑，不大愿意开口，于是就失去了靠听、说得到提高的机会。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主要不是我犯了错误，当时的确很难搜寻到从口语开始学习的机会。
1975年春，最后一次回到突泉。在突泉的最后的日子非常好过。剩下的知识青年已经不多了，多数在当地的学校任教，或受到其他优待。我们几个过得更是惬意。于洋成了当地的霸王式人物。在知识青年中，他早已是当然的领袖，两派马上要动手打起来，“我认识于洋”，“我也认识于洋”，两派就可能握手言和。他和公社书记们，和县里的局长们称兄道弟，凭他在一张小纸头上写的几个字，前来求情的生产队长就可以从矿上拉出一两吨煤，矿长就可以从哪个生产队得到两百斤粉条。那是一个高度反商业的封闭社会，这个社会中的物质交流大多是通过人情实现的，人情由一些能人集中体现，于洋是能人中的翘楚。
于洋在公社高中教书，我在永长大队初中部教数理化。嘉曜已经办好了病退回京的手续，很长一段时间陪我留在农村。那时，办个什么手续回北京已经不是难事，但我更愿意留在农村。一两个人住着一溜房子，工作轻松愉快，完全不必为生计操心，和公社各个部门的关系都很好，大米、白面、食用油或其他稀缺物品按需而来，读书、写作、听音乐、在山丘上树林间漫步，羲皇上人。夜里偶尔寂寞，于洋来了，小提琴奏一曲Sweet Home，谈谈拿破仑和丘吉尔，在砖砌的火炉上下一碗热腾腾的挂面。
后来，我和于洋还是决定回北京，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中国势将发生剧变，我们一直在等待这变乱之局，一展身手。大展身手的舞台当然是北京。
于洋则更少办手续回北京的热情。后来，我和于洋还是决定回北京，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久于人世，中国势将发生剧变，我们一直在等待这变乱之局，一展身手。大展身手的舞台当然是北京。我们经常讨论时局，猜测变乱之局会怎样到来，我们该做些什么。大旨是把中国领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阳关大道，具体的计划不用细说了，事后看来都是些空想。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弃世，在严寒的塞北荒村，我们谈论着北京的新闻，数十万北京人顶着政治危险自发涌上街头为周恩来的灵柩送行，还有各种更其隐秘更其激奋的小道消息。一月底，大年三十，我和于洋回到北京。空气中都写着：危机已经成熟，剧变就在眼前。于洋此后回突泉一趟去办理女友庄平的回京手续，这一次他是四月五日回到北京的。我到北京站接上他，直接去了天安门，眼看着公安部的警车被推翻、烧毁。当天夜里，当局实施了对天安门民众的镇压，史称“四五事件”。
故国多事之岁。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度下台、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人们，尤其青年人，尤其我们这些反对当时政治权力的青年人，日夜处在激奋的心情之中。我们几个满怀政治抱负，其实并无参与事变的机缘，只是像其他异议青年一样在广场上演讲，在纪念碑上贴小字报，在街头巷尾议论时政。在朋友圈子里，我主张保守的策略。我们的政治主张远比一般民众激进，远远不限于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这是长期的、也是远为更危险的事业。鉴于此，我反对在群众运动中太过暴露自己。为嘉曜和小祁在广场上讲演，我严厉批评了他们。我的意见得到同意，但也引起了不快。
一方面是大事件接踵而至，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沉闷。我们在农村没有生活压力，在北京则不同。嘉曜被远远分配到清河的一个工厂当下料工，劳动辛苦不说，每天上班就是从来没有过的。更为沮丧的是于洋，他在突泉叱咤风云，在北京是个胡同人流里的待业青年。要养活自己就得找工作，什么工作呢？在房管所烧锅炉，或者蹬平板车运送砖头泥灰。尽管我们意志坚强，扭转乾坤的雄心大志难免有点儿渺茫。北京那时只有两三家通宵不关门的小饭馆，里面只坐着我和于洋，服务员趴在桌上打呼噜，我们两个感叹着时事和人生，商量要不要“病退回农村”。在突泉的最后日子里，我过得平静而充实。回到北京，生活场景一变。狭小的居住空间，喧闹的街市，人来人往，男女朋友感情上的纠葛，人民意志或强或弱的表达之后的政治高压，社会环境变得更其气闷乃至恐怖。
我家住在一个五层筒子楼的顶层，五家人家，我家守在楼道一端，这一端的楼门封着。封闭时代的中国，院落和建筑物，多一半的门和通道是永远封闭着的，不知一开始为什么要造这些门，也不关心遇到火警怎么逃生。世上唯一重要的事情是防止阶级敌人钻空子。人们普遍缺乏自由意识，对这样的封闭习以为常。我们兄弟三个回北京以后，一家七个大成年人，要把我家三间屋子挤爆了。于是动手把走廊顶端隔离开来，做成一间小屋，此后数年，这五六平米就是我的书房兼卧室。要是有一天，书可以整整齐齐码在书架上，找一本书，不必趴到地上，从床地下拉出箱子，从箱底翻捡出来，工作起来效率多高！
学习工作间歇，一个人走在楼顶大平台上，忆古思今，真切感到变乱将至。两首小诗记录了这种感觉。
阴久登高望 眼中多太平
雷霆犹未起 黯黯古皇城
石落星边雨 山埋地上魂
天威今已见 数月乱中原
诗中所说的“星边雨”指的是不久前吉林见到的流星雨。我们估计，毛死后，将是四人帮掌政，各地各阶层将蜂起反叛，所以说数月乱中原。
事变由另一个途径发生了。四人帮被抓。消息立刻传布京城，朋友们欢聚小饭馆，举酒欢庆。于洋被叫来了，不像我们那样欢天喜地，他对时局做了一番独具见识的分析，满桌一时语塞。可管他娘的未来，横行十载的混账四人帮一夜之间被抓了起来，今宵先喝他个尽醉方休，于是再呼流霞，重传觥筹。其时尚未公布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北京城的各种酒类却脱销了。
我们期盼的大变局以我们未曾料到的方式发生了。四人帮被抓。消息立刻传布京城，朋友们欢聚小饭馆，举酒欢庆。于洋被叫来了，不像我们那样欢天喜地，问他，闷闷不乐说道：如果四人帮掌政，必定倒行逆施，官逼民反，英雄四起，我们自可有一番作为。如今四人帮被抓，老共产党复辟，民间力量将再无出头之日。一番独具见识的分析，满桌一时语塞。可管他娘的未来，横行十载的混账四人帮一夜之间被抓了起来，今宵先喝他个尽醉方休，于是再呼流霞，重传觥筹。其时尚未公布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北京城的各种酒类却脱销了。
插队的、农场的、当兵的，纷纷重返北京，成家立业的前夜，朋友们的聚会简直无日无之。后来朱正琳说起那时年轻人重朋友，说是那时没事可干，没学可上，没钱可赚，可不只剩下呼朋唤友，旦夕相聚。另一个缘由和政治有关。那时比较“有思想”的青年，大一半是异议分子，到四人帮倒台前的两年，不骂共产党就显得很土帽了。话虽这么说，可真要有谁把你的言论报到公安或单位，是单位里批判还是抓进局子，都说不好。朋友圈子因此有了一层半政治团伙的色彩。北京人一向喜欢扎堆，那时候更是分成一圈一圈的，俗称圈子。我们也有一个边界模糊的圈子，来往最密的是嘉曜、于洋、吴小祁、宋毓明、唐大威，自称六人帮，后来又加入了谷立冰等小几岁的朋友。
时局翻天覆地，令人心潮澎湃的事情此起彼伏。那时的政治大势和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密切交织，不由哪个不关心政治。皇城根下的青年人得风气之先，思想情绪尤为激动。我努力保持镇定，一再告诫自己要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书桌。坐定谈何容易，只是勉力继续工作而已。这一段时间，学习没有主攻方向，手头也没有庞大的写作，这个月做这个，那个月做那个。
一块是做翻译，有些是别人托的，如《奥地利史》中的一些章节，《是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有的是自己喜欢，就动手翻译起来的，如马克思的《巴黎手稿》、黑格尔的《美学》〔第二卷〕。
另一块是汉字拼音化的工作。随着对西方了解的增加，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思想文化落后于西方，而汉字的缺陷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热心进行这项工作。这种看法和五四以后那些主张废除汉字的学者非常相似，的确，把我们这代学子渐渐聚拢的理念，像是在一个甲子的轮回之后重新开始五四学者的西化运动，后来有所谓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一说，良有以也。我为设计汉字拉丁化花费了不少心机。其实，前人早就设计过各种各样的汉字拼音化方案，我当时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无知而做的无用功。也许该说整件事情都是无用的，因为几年后我不再认为汉字应该拼音化。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对一些汉字以及汉语语法做了一点儿研究，这是这段工作中没有浪费的部分。
再一块当然是读书。早几年学会用俄文、德文、英文读书，但自学的外语，从书本上而不是从生活中学会的，基础不牢，一段时间不读就忘了，于是像完成任务似的轮流读这三种文字的著作，或者做一点儿翻译，保持这几种外语倒像成了负担。不过，时间长了，终究一点儿一点儿熟练起来，外文原著读得越来越多。读原文著作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要通过阅读哲学来启发自己的灵感，只读译文也不妨，但要钻研一部著作，读原文是唯一的途径。而且，现代汉语的核心论理词如理性、科学、经验、宗教、文化等等，多半是西文词的译名，不消说，只有通过西文词，才能进入概念分析的层面。
忘了怎么弄到了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那时，北京图书馆门可罗雀，尤其是外文书分部。像尼采等人的中译本，当时还是禁书，但外文原版是可以外借的。弗洛伊德干脆没什么译本。从前读到过弗洛伊德的一些二手材料，感到此公大有吸引力，现在借到他的Traumdeutung来读，弄得我对释梦着了迷，每早醒来，都把夜里的梦回忆一番，然后试做解释，也经常打探朋友们的梦，套着弗洛伊德的理论加以解释，他们有时觉得解释得还怪有道理的。弗洛伊德还加深了我对整个心理学的兴趣，从前读的多是巴甫洛夫等苏联心理学家，这时开始攻读威廉·詹姆士、格式塔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
尼采的书也敞开了一条新的地平线，在本来的眼界里，古典哲学之后的主流思想是马克思，现在了解到，尼采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来批判古典哲学的，至少在直接观感上，比马克思更富现代精神。在官家标准，思想史是以马克思划线的。马克思之前是古典时期，虽然以马克思主义衡量，他们全是错的，但作为马克思的历史来源，古典思想是有意义的。马克思达到了真理，马克思之后的思想，要么是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要么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糟粕。当然，思想家没有哪个发展过马克思主义，只有成功的革命领袖才有资格申请这项专利。我和那时好学的其他青年一样，是从马恩列斯进入哲学的，然后进到马恩的一个“主要来源”黑格尔，从黑格尔再进到康德和整个西方“古典”哲学史。西方现代哲学那时较少流传，尼采、弗洛伊德、詹姆士、杜威、柏格森、罗素，我零零星星读过一些，起先并不十分在意；读得多了以后，慢慢体会到这些较近年代的思想家从整体上展现了一种不同的精神。他们的生活世界是我了解得相对比较真切的世界，他们的问题与我自己的问题贴得更近，我比较能够更贴切地感到他们的问题为何提出，能够把捉他们的表述和他们的世界经验之间的生动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来思考哲学，思考就比较实在。我相信，直到这个时候，在初识哲学六七年之后，我才开始贴切地进行哲学思考。尽管这个时期不是我系统阅读哲学最勤的时期，但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我的哲学思考上了正道。
在这种新体会的激励之下，我又一次开始了哲学写作。随着对现代哲学的广泛阅读，随着对原文著作的阅读，哲学思考变得贴切起来。同时就对自己从前的“哲学写作”更加不满。那是用从中译本中读到的、含义不清的大词写成的，这些词似乎是在表达我的哲学见解，这些哲学见解则来自我的生活经验，然而，那些语词和句式太含混太空洞，可以表达任何一种经验，也就是说，不表达任何经验。维果茨基从心理发生的角度判定，思维和语言一开始是各自独立发生的，后来才在很大程度上合二而一。这里不讨论这个观点的正误，但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的哲学学习倒挺合适。一边有活跃的感受、思考，一边学着用古典哲学的译文体来进行哲学思考，两者并没有融合为一，哲学概念不是从自己的思考中生长出来的，倒像是与这些思考并行的东西。
像从前一样，计划中的著作是本整体性的著作。第一步是澄清感觉、知觉、知道、理解、心灵、灵魂等基本概念的含义，同时梳理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可以看作我最早进行的概念分析工作。由于当时事变频繁，兴趣驳杂，哲学写作断断续续、零零星星，此后，对哲学和概念分析工作的理解逐步加深，越发不敢指望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体系，但这个整体性的工作却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今天。我把它称作我自己的the book，人问起，我会回答，这本书写了三十年，眼下还未完成。
嘉曜当时在清河的一家工厂当下料工，于洋在一家房管所当运货工，我待业，二十五岁了，成天白吃父母的不是事儿，打算接受招工安排，到一家印刷厂去当排字工。就在这时，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
我为高考做了认真准备，但并不是指望上大学学到什么东西，大学只是比印刷厂更好混日子的所在。我报考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琢磨会德语的人少，没什么竞争。结果不是这么回事儿。考生中有一帮外语专科学校的德语毕业生，人家受过正正经经的训练，年龄又小。在外语专业，尤其是德语这样的小语种，我算大龄。更糟糕的是面试，召进考场，回答完Wie geht es Ihnen就张口结舌说不出整话来。我被要求出门等着。后来听说几位考官评议，这个学生笔试考了第一，却一句整话说不出来，笔试八成是请人代考的。幸亏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让我继续面试，改用汉语盘问了一番，听了我自学德语的经历，代考的怀疑打消了，但还是犹豫要不要录取：老大不小的，口语还能不能学起来？一位韩姓教师力主收留：这个考生在农村吭吭哧哧自学，能够考成这样怪不容易的，将来说不定是咱们德语专业最好的学生呢。我就这样混入了北大。韩老师的期待没有实现，我的德语口语始终没有过关；不过我倒也不是成绩最差的学生。
进北大没几个星期，就传出恢复研究生的消息。我报考研究生，出于与学业全无关系的考虑：插队八年，我一直自己养活自己，如今一把年纪，不宜回过头来寄生于父母，研究生有三十几元的收入，够自己糊口了。
笔试顺利通过，面试再次出了麻烦。原说面试的内容是现代西方哲学，我自以为在这个领域，考生中没有哪个会比我知道得更多。谁知考官们一上来先问的是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策略》等文中关于矛盾、实践之类的论述。这些劳什子，多年前也读过，这时候却糊里糊涂记不起什么了。后来听说考官们对我白痴般的样子颇感恼怒，根本没心思再提问现代西方哲学。这一次是素未谋面的熊伟力主留我：学习外国哲学，外语极端重要，这个考生德文差不多考了满分，还会俄文和英文，弃之可惜，毕竟，矛盾、实践之类一两年就可以补上，几门外语却不是一两年就能学好的。
于是成了研究生。我已经混进大学了，考上考不上研究生无所谓，跟谁学更无所谓。我本来报考的是王永江的研究生，以苏联哲学为中心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之类的方向。入学未久，王永江找我谈话。外哲所有几位老先生，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现在垂垂老矣，学问就要失传，他们学到的哲学，什么存在主义，什么逻辑实证主义，当然是些错误的哲学，但为了建设现代马克思主义，这些哲学我们还是应当了解的，失传了很可惜，为此，所里决定把你转到熊伟名下，跟他学存在主义。你不要有情绪，多学一点儿反面教材，同样是为建设马列主义做工作。我没情绪，也没觉得高兴。我对老先生并不比对中年先生更敬重，我读过一两篇熊伟批判存在主义的文章，同样是一套官家哲学的腔调。在谁名下，分配在哪个方向，对我毫无差别，我不是来跟谁学哲学的，大学提供的不是学问，而是容我继续自学的闲暇，再加个图书馆。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我从来不大在意外部际遇的变化。其实，外部际遇在某种意义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没考上大学，如果我没转到哲学专业，我今后几十年的工作重心就可能有很大不同。在读研究生之前，我的兴趣是分散的，哲学、文学、科学、历史、社会—政治，那时候再不会想到，今后二十几年，哲学将成为几乎唯一的学业。
我那时对上辈知识分子整体上没有什么好感。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贺麟的黑格尔译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我读着这些书进入哲学，但他们后来写的文章，和大批判稿没什么两样，无论歌颂还是批判，或言不由衷，或愚蠢浅薄；像冯友兰那样依附四人帮，更让人不齿。至于长我们一辈的，更乏善可陈。
这种态度，虽不是全无来由，毕竟偏狭。当时的中年教师，五十年代进大学，一场反右运动，把已经奄奄一息的学脉彻底割断，此后考上研究生的，人数极少，其中自有精英中的精英，可六十年代，四清、社教及其他种种运动，倒比读书的时间更多，更不说大学课程里，学问早被淹没在意识形态汪洋之中。十年”文革”之后重新来当教师，都已过青春好学之岁，各有家室之累，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面对旧学问新思想，理会起来不那么贴切了。当年的一位中年教师，多年后就这样向我说起他那一代的学历。再早一代的学者，年轻时中学西学多有扎实的功底，但鼎革之后，真学问无用武之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绝大多数学者在不同程度上被洗脑。我当时只恨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思想这一立身之本，不知道同情地了解这一辈学人在这一运动中的复杂心路，不知道尊重他们在压迫和困惑中承传学术的努力。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可怜可惜之处，今天来反省我们自己这一代，还不知该得出个什么结论来呢。当然，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中理解某一代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前人的批判，更不是要找些借口为自己这一代人的缺陷开脱。无论环境如何，总能做得更好些，也总有人实际上做得更好些。
我入熊伟先生门下，本非自己的选择，也不十分在意。但先生宽大的性情和通透的见识很快赢得了我的敬重。王炜和我曾合写过一篇纪念熊伟先生的短文，发在1995年第一期的《东方》杂志上，其中谈到几件小事，多多少少可以从中看到熊先生的为人为学。在我，则可以用上“恩情”这个词。我不大讨上一辈人的喜欢，但先后还是得到过几个长辈的提掖，其中，熊伟先生的恩情最深。熊先生与世无争，几十年从不曾依仗自己在学界的地位去找学校领导，后来却为我出国留学的批准破了例。除了他提供的种种实际帮助，我尤为感激的是他对我的鼓励。”文革”以后十几年里，有不少年轻人就学就教于熊伟，他们常从熊先生口中听到我，把我当作后学中努力用功的榜样来鼓励这些青年。我自己没有亲耳听到过先生的夸奖，从别人的转述听来，我是远远当不上的，但这些夸赞，还是一段佳话，体现的是先生引后生就正道的拳拳苦心。我认识先生的时候，先生已近耳顺之年，早超出了学问大小、论理精粗之辨，但他始终鼓励青年勤学。就我所能理解，先生那样的境界，不是年轻人一蹴可就的，既在求学路上，就只有经年的勤学苦思，才有望超越学问论理。学，正心诚意；忘学，正心诚意；学与忘学，皆自若也。先生离形去知虚怀若谷，与不学无术的油滑自是，其别霄壤。
我在熊伟的指引下开始攻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后来写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自序里，我这样说的：
熊伟先生让我读《存在与时间》的时候，我正怕读艰深的大部头；其中固可能颇多奥妙，但往往也弄了很多玄虚，纵费力弄懂了，仍可能得不偿失。熊先生于是说：“这书你会不会喜欢我说不定，但可以保证你读完后不会觉得浪费了时间。”凭先生这句话，我开始攻读起这位晦涩透顶的哲人。
我虽然读过不少哲学书了，还是觉得这本书不好读，先读熊伟译出的文节，中德对照，熟悉了海德格尔的论述方式，再从头通读全书，每一节都作详细的摘要，重要的段落，尤其是那些语句错综、难以直接从德文明了其意思的段落，就翻译出来。二十年后，在那份摘要的基础上撰写了《存在与时间读本》。
阅一寒暑，读完全书，写出了硕士论文提纲，给熊伟看，说是可以，让我拿给王永江看看。王老师读后，说看得出我对海德格尔哲学有些体会，但这样写论文是行不通的。他教我写论文的方法，先用通行的语汇把《存在与时间》加以重述，然后经过分析，指出海德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加形而上学，但也含有某些辩证法的因素，结论部分则以马克思主义加以批判。王老师言之谆谆，但他建议的那种写法让我觉得为难。论文的事就先放在了一边。
我们的生活随着年龄变化。我们，或我们的女朋友，已是大龄青年，1979年前后，朋友们纷纷结婚成家，嘉曜和韩虹领先，我和申晖殿后。和申晖认识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信誓旦旦的独身主义者，十多个年头以后，她的性情和想法已经大变。我迈进了我不愿迈进的生活。
从农村回到京城，世俗生活似乎刚刚开始。韩虹怀孕了。晚上，阜成门外，我和于洋一道，对嘉曜软劝诫硬批判，几条街上走了半夜，劝他别要孩子。在这样的制度下，我们，运气使然，保持了独立品格，但谁能保证我们的孩子有同样的运气？建立一个民主强大的中国，继往圣续绝学，重建中国文明，我们的毕生志业难道不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小生活吗？年轻时候，我们对世俗生活极端轻蔑，上班糊口、结婚生子、熬个一官半职或教授研究员，是无法想象的生活。嘉曜被我们说得哑口无言，然而，生活不是辩论，更没有单一的结论。每个人追随着他命运的星辰，以他独特的方式领受神恩。
散伙了。只有于洋往来频繁。政治形势仍然是常说的话题，但现在愈发明显，我并没有很多现实政治方面的激情，更多是抱有一些看法而已。我们，芸芸北京青年人中的三两个，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毛江时期，我们清清楚楚反对当局，志在革命；新政之后，情势就变得相当复杂。那时对政治的看法，大致专注于专制和民主的消长，后来的中国，发展出多重的政治—社会矛盾，民主/专制只是这个复杂整体中的一个维度，这在当时是想象不出的。
我们上了大学，于洋不乐，大有天下英雄皆入彀中之叹。以于洋的超常聪明，考个大学生研究生不在话下，但他对这种秀才寒窗生涯嗤之以鼻。我曾在永长给他念我写的长诗《回到自然》，他听后半晌不语，最后说：小毛，你有志向，也有能力做一番事业，枉费心力去写诗干什么？我刻苦学习外语，被他讥为“一碗凉水十个单词”。于洋天生豪杰，少年时就在北京率大刀队参加武斗，在锡林郭勒盟率马队围攻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如今年过而立，却在苦撑他最落魄最苦闷的几年。
我即使说不上苦闷，也够彷徨。从前人在农村，心怀大志，像学生一样刻苦学习，现在人在大学，却不知何去何从。说起来，僵冻的中国正在缓缓解冻，《今天》的青年诗人在玉渊潭举办诗歌朗诵会，得现代艺术风气之先的青年艺术家在美术馆旁边的空地上举办星星画展，我们的政治诉求相仿，我和其中个别参与者稍有往来，但没有投身于其间的热情，我更关注哲学思考，而在这里，我没有同道。从我开始理论学习以来，嘉曜一直是导师和益友，他恋爱之后，我开始感觉到他在学业上渐渐松疏，回到北京以后，我对他的状况越来越不满意，经常直言批评。嘉曜仍然在思考哲学问题，但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全力以赴，不再是一个“全职”的思考者，也不再充当我的导师。我开始体会到独自探索的寂寞。智性精神生活注定了孤寂，那时不过刚刚开始体会而已。今后，除了短暂的间断，这种孤寂我还将一年一年体会下去。
问学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我曾经打算遍学各个学科。也是，初学时眼界狭窄，读一部三卷本的世界史，就算是懂得世界历史了，读一本天文学教程，就算学过天文学了。由于无知，学点儿什么都觉得突飞猛进。到进大学的时候，在一些基础领域，如中外历史、中外文学史、中外思想史、科学史，我已经有了一点儿了解，在政治、人生、哲学等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见解。读一本新书，不再像是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蹦出一个新想法，不再像是彻照整个心灵的令人狂喜的日出。一本书，是千千万万本书中的一本，不过增长一点点知识，一个想法，不过是融入思想海洋的涓滴。一叶小舟，在狭窄蜿蜒的河道里，感到自己疾行。河道渐宽，徐徐融入海洋。在这茫茫大海上，不再感觉到自己前行，甚至不再有前行的方向，四顾茫然，所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我开始感到生之有涯知之无涯，开始感到一个人只能学到一点点东西，只能思考一点点问题，那种尽收世间学问、独立于天下至道之巅的期许，不知不觉中显露其虚妄，尽管还要很多年，这种感觉才逐渐变成默默的体会，还要很多年，这种体会才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克服青年时期的理性骄狂。随之而去的，Shade！还有青年时期对理性光明的无界激情。幸与不幸，思想的青春结束了。今后是为伊憔悴的工作。
在问学路上，我有的时候刻苦自律，勤奋用功，一不小心会说成儒家的忧患意识，有时候贪玩求乐，放心四骛，最好说成是庄生的放浪于形骸之外。北大上学期间，一半在用功，另一半是玩乐。老朋友还有一半时有往来，又有新认识的朋友，刘建、杨炳章、赵世坚。饮酒、出游，辅导尚未入学的朋友复习功课。迷上了桥牌，组了个队，到处参赛，结识了北京桥牌队的几个牌手，有一阵子自己也曾打算成为专业牌手，读牌谱、专项练习、自撰叫牌体系。
实际上，研究生三年，我一共听课不超过十堂，多数老师只在各门考试那天见到过我。头一年，我一直赖在德语专业听课，继续和我的本科朋友们厮混。后来，西语系不愿再让一个外系学生赖在那里了，我才离开德语课堂。
读完《存在与时间》，写了个论文提纲，自己满得意的，却被王永江否决了。他建议的写法，我又不愿接受，论文就拖下来了。这期间，硕士生每人发一点儿钱，算是访导师、找资料的经费。我借了这个机会，大江南北好转了一圈。但拖得过初一拖不过十五，临到最后的期限，用了两周时间，胡乱按流行的格式写了一篇八股交了上去。我读研究生，本来是混混的，没立志用我自己的思想和风格来矫正官家体制。我自己那篇提纲倒也没浪费，一年后交赵越胜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上。
毕业分配，我留在外哲所。第一件事情，是到西安开一个外国哲学会议。火车上，我和朱正琳坐在一处。朱正琳从贵州考来，考分第一，可由于曾经判过刑住过牢，有些领导反对录取。另一些思想开明的领导，尤其是我们外哲所的党总支书记沈绍周和朱所投考的导师张世英，为他奔走呼吁，青年报曾为此做了长篇报道，还发了这位老兄一篇长文。文章写得极好，当时在青年人中广为传诵，结果，朱正琳在进校之时，已经是个闻人。我很少主动与人交往，且那时已经搬到黑山沪去住，不常到学校来，所以直到毕业，也没和此君单独过过话。赴西安的旅途上，一路也没说什么。不知怎么，车厢里有些关心政治的，天南地北的人，围到我周边，上至中央下至中国人的素质，骂了个痛快淋漓，至夜不散。朱正琳坐在一边，没掺和。到西安，我们两个住一个房间，搭起话来，话头一开就没收住。同房间还有另一个旅客，我们两个就走到院子里继续。问到我在哲学上的关切，我说，现而今大家关注的问题，实践检验真理、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中西文化比较，我都觉得游谈无根，我最关注的是本体论的深层问题。朱正琳立刻应和，说他关注的也正是本体论。我们两个的兴趣和见解，十分投合，从时局到本体论，聊了一夜，好像刚开了个头。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们在大东北，他们在大西南，我们的思想感情竟如此相似，有时直相似到细微末节，殊可惊奇。
报到时见到苏国勋，他张罗会务，待人谦和殷勤，完全一个老大哥。又见到赵越胜，也是会务组的，手里正忙着分类文件，“朱正琳啊，听说过”，扭身他去，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人说，赵家是当部长的，一向傲慢，能跟你打个招呼就是给脸了。再后来和他成了朋友，知道他有时的确不给人面子，但并非因为他爹是部长。
我和朱正琳在简报组服务。会议上念的那些论文，自然没有一篇提得起精神，只是为了编简报，不得不把这些论文读上一遍，顺手写个摘要，再时不时到会场转上一圈，此外，就是缩在宿舍里说话。认识朱正琳一年，他一直沉默寡言，话匣子一打开，无比健谈，从恋爱到入狱，从小说到哲学，感受和思考裹着传奇的经历奔腾而来。又一个传奇人物。和那个时代最富传奇的人物比，他的经历未见得惊人，但这些经历所引发的感受和思考，让我深为感佩。从我这方面说，几年来，在深刻的问题上几乎无从与人交流。这几天开始，很多年里，和朱正琳最能够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处交流。
苏国勋、赵越胜就算认识了。他们带了另一个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生徐友渔，要会会朱正琳。徐友渔也是个心高气傲的，只因对朱正琳格外钦佩，才会屈尊前来。赵越胜和我们第一次见他全不一样，热情周到。原来，在越胜的世界里，人只分成两种，一种是他认的，一种是他不认的：不认你，你就是天皇老子，他也一副傲慢无礼的模样；认你，他就心扉洞开，不存半点儿世面上的矜持。朱正琳一开始没表现出多少热情，对高干子弟、对大都市人、对知识精英，他有所保留。但在赵越胜、苏国勋煽呼之下，年轻人寻求共鸣的火种很快被点燃了。我们所经的时代，是那么黑暗；我们面对的中国，千疮百孔，让人愤怒，让人忧虑，让人急于改变；我们读过相同的书，有过相同的激动和感受；我们思考着相同的问题，唱着相同的歌，抱持着相近的理想；我们都是年轻人，中国，中华文明，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重建。火花碰撞，大火燃起，我们共度了几个异常热烈的日日夜夜，不过几天，差不多成了无所不谈的知己。另一些年轻人也来掺和，其中有越胜的一个好友，社科院哲学所科研处的魏北凌，聆听我阔论自己的哲学和理想，微笑着提出一两个疑问，我只当是在启蒙一个外行，后来成了好友，对此君了解深了，才知道这个马上要在官场上腾飞的大个子的小干部是在冷眼旁观这群狂热的书生。
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一位上一辈学者发言，开场白说，存在主义他没读过多少，接下来滔滔不绝把存在主义大批了一通。朋友们撺掇，我做了即席发言：既然没读过多少，那就先回家去多读点儿，读懂之后再决定怎么批判不迟。做了这个开场白，接着大讲了一通海德格尔哲学。这一代人大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登上学术舞台”的。我们是人微言轻的后学，但自视不凡。在现代西方哲学这一领域，我们确有优势，这一领域多年来一直是禁区，年纪大的学者不一定比我们知道得多，而且在接受、领会方面多半不如我们。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几个仍在热烈交流，眼看曲终人散，众人商量着今后的聚会。除了在场的几个将是基本的聚会者，我提出邀请胡平。北大哲学系和我们外哲所本来是极近的亲戚，但那里的研究生我不认识几个，唯对胡平钦佩有加，时有往来。徐友渔极表赞成，原来，早在四川的时候，他和胡平已相知多年。
聚会的地点落在我家。朋友中，惟我有个独立的窝，二十几平米，算不上豪宅，但比宿舍宽敞多了。就是远点儿，在颐和园北三公里的黑山沪，远点儿也好，省得惹人耳目。
从那时起到我出国的两年里，大约每个月我们就聚会一次。常来的还有嘉曜、洪汉鼎、何光沪。后来王庆节、甘阳也成为主要的参加者。我的另一些朋友，刘建、阿坚、于洋，不是学术中人，来黑山沪玩，碰上了也混在一起。朱正琳带来王蓉蓉、孙肖斌，庆节带来刘全华和王炜，胡平带来张隆熙，越胜带来郭建英，或者哪个“爱思想”的妙龄女郎。于洋的哥哥于基也来过两次，他话说，一帮年轻才子，黑山沪运河边上，东倒西歪，有的在那儿存在什么主义，有的在那儿什么救国什么自由，有谁往河里扔了个石子儿，都起来了，赛着谁水漂打得多，比谈存在什么主义起劲多了。话一正经于基就不好意思说出口，偶尔正经一回，说，那时候看到这帮年轻人，觉得眼前一亮。
有的聚会有个专题，越胜讲马尔库塞，友渔讲当代分析哲学，我讲存在主义。但更多的时候，没什么专题，大家关心什么就谈什么，而天下没有什么是这些年轻学人不关心的。满堂才俊，常常妙语叠出。友渔这样说到官方的宣传品：多不人道呀，老百姓本来就傻，还这么骗人家。胡平分析中西自由观的异同，越胜插话道：哪儿那么多啰嗦，就一句话，西方人讲自由，中国人讲自在。可惜我记性不好，听过什么，几天就忘了。
盘道之余，也有几次商议着做点儿着形迹的事儿。当时有一套丛书，叫作“走向未来”，是年轻一代第一拨挑头主编的丛书，眼界新，影响大。越胜建议我们加入。有热心的，有不热心的，没弄成。越胜为《国内哲学动态》组稿，在他眼里，懂哲学的都在黑山沪了，我们几个发表一个系列的论文，中国就开始有哲学了。我把被毙掉的硕士论文提纲改了改，题名《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篇发表。此后有朱正琳写的布拉德雷，徐友渔写的罗素什么的。新启蒙方兴未艾，我们也贡献了几块砖头瓦片。我们商量着组织翻译一套西方现代哲学名著，商量着每人写一部专著，都没下文。直到后来在甘阳的组织下，谈论不再总是谈论，成就了一番事业。
这些快乐而有益的聚会！在青春已悄然辞别的时候，仍像年轻人那样热情洋溢，契阔谈燕，本来已是乐事；何况黑山沪座上客尽是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在这里找到了情趣相投的伙伴，更是难得。这些人之间，有亲疏之别，但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圈子，这几个那几个，很多年后，仍是最近的朋友。我们将很快没入成年，在那里，友谊的机缘要稀少得多，友谊的浓度也往往浅淡不少。
（《初识哲学》最初是为萌萌主编的《99独白》作的，后来，贺照田邀我写一篇学术自述之类的东西，就续上更多内容，题作“求真迷行录”，发表在《学术思想评论》第十二辑；这篇“学述”没有写完，但不知何时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