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二世与乌尔班
——“乌尔班大炮”的缔造者

黑火药本身只是一种危险性中等的火药，欧洲人直到1250年才懂得使用它。至于已知最早的关于欧洲火炮的图示绘于1327年。大炮的设计与1128年的中国炮极为相似。事实上，火炮技术自中国传入欧洲以后，首先在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1364年意大利佩鲁贾军火库的清单上就记载了“500门炮”，而后很快就出现了安置在木质发射架上的火炮。另据佩特罗维奇研究，塞尔维亚人在1389年著名的科索沃战役中也使用了火炮，战役的亲历者记载说：“到处充斥着人们的尖叫和武器的嘈杂声，飞箭遮天蔽日，炮火轰鸣，大地颤抖。空中回荡着塞尔维亚人火炮的怒吼，充满了炮火硝烟”。一位土耳其编年史学家说道，塞尔维亚人已经拥有了“能够引发闪电雷鸣的”发射装置。当然，火药和火枪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器，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必须看作区域性技术并行发展的综合结果。尽管世界各国都在发展黑火药和火箭兵器，而中国和欧洲又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里启用了原始的枪炮，然而，枪炮在欧洲的发展速度却比别的地方快得多。到了15世纪中叶，欧洲人的黑火药兵器在提高杀伤力方面开始清楚地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加农炮逐步取代抛石机，成了重要的攻城工具。

不过，在欧洲火炮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无论是拜占庭人还是土耳其人，都没有敏锐地看到新式火器的强大生命力，他们仍然坚守着中古时代的武器传统。我们从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最初20年的文献中看到，他们尚未使用火炮。直到1422年苏丹穆拉德二世（MuradⅡ，1403-1451年）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双方才首次动用了小型的火器。根据希腊史学家劳尼库斯记载，穆拉德派遣其部下、来自德意志的加农炮炮手开始制造这种小型火炮，说明土耳其军队从西方获得了这种技术。而末代拜占庭人主要依赖意大利雇佣兵，因此其火炮技术可能来自意大利。关于1422年君士坦丁堡围城战的史料则主要来自约翰·卡纳诺斯， 他提到，土耳其人拥有“十字弩和弓箭以及大型攻城机械，还有数不尽的小型攻城机械”，其中包括小型的加农炮和其他围攻机械，他们“制造了极其精巧的武器、带小轮的精致火器，当时流行的撞城机和大型及中型盾牌不计其数；他们还建造了不计其数的用铁皮包裹木轮的木塔”“各部队分别使用各种武器和大型装备及精巧的火器疯狂地进攻。当一些人架起云梯和各种梯子时，另一些人则用石弹弩发射，还有人用手持火器发射，很多人手持铁制战斗武器，他们都全副武装， 穿着铁质铠甲和头盔”。拜占庭人也使用了火器，这就迫使土耳其人构筑防护，“以便抵御罗马人发射的弓箭和十字弩的箭矢，以及火器发射出来的石弹”。这份史料表明，土耳其人和拜占庭人一样，都不是欧洲地中海世界火炮发展的弄潮儿，他们几乎是同一时间开始从欧洲火器发达国譬如意大利、德意志雇佣兵那里接受了这种尖端武器的。但是，同样的新式武器后来在两个国家的发展却差距悬殊，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此后30年迅猛发展，很快赶上了世界兵器变革的时代潮流，而拜占庭却因为国力的不足而错失良机……

作为狄奥多西城墙的击破者，乌尔班大炮实际上有两位缔造者——一位是物质上的，一位是精神上的。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无疑是后者。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断崛起的过程中，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对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穆拉德二世统治期间与东欧国家打过很多次仗，有胜有败。正是这些战争，提升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安卡拉之战后的战斗实力，为穆罕默德二世的征伐之路奠定了军事基础。穆罕默德二世（是穆拉德二世的四子）从小就非常桀骜不驯，喜欢看地图（很多雄才大略的人都很喜欢看地图）、喜欢听英雄的故事，特别崇拜亚历山大。穆拉德二世也非常看重自己的四子，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让他成为马尼萨（小亚细亚半岛上一个很小的地名）的总督。在穆罕默德二世十二岁的时候，他父亲为了更努力地训练他，主动逊位，让穆罕默德二世成为苏丹（虽然是名义上的）。成为苏丹的穆罕默德二世立即挂上欧洲地图，开始研究部署征讨君士坦丁堡的战略，但遭到老臣的强烈反对，十三岁被迫下台，回到马尼萨当总督。直到1451年父亲去世，穆罕默德二世才正式成为苏丹。在这六、七年的时间里，他刻苦学习、研读历史，掌握了七门外语，能流利使用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斯拉夫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拉丁语、阿拉伯语，熟读伊朗、希腊、罗马的古典诗篇，钟爱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当然，他最爱看的书还是亚历山大、奥古斯都、君士坦丁等古代帝王的传记，从中汲取征服天下的勇气与经验，做事风格也沉稳了很多。所以再次继位后的穆罕默德二世一边命人将他同父异母的幼弟溺死在浴缸，一边立志要攻下君士坦丁堡，以此树立统治的威信。

饱览史书让穆罕默德二世懂得，要攻占君士坦丁堡，有两件事情必须做：第一：夺取制海权。为此他派出工程人员，测量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处的宽度——欧亚两个大陆在此仅仅相隔640米，然后分别修建了割喉堡和安那托利亚堡，以此拦截黑海方面的援军，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双柱港建立庞大的海军舰队。规定凡是通过海峡的船只都要停船交税。后来有一艘威尼斯的商船因在驶过割喉堡时拒绝检查被击沉，船长在被俘后遭木棍刺穿示众。这座要塞名副其实，目的就是要阻断拜占庭与黑海地区的商业联系。第二：铸造攻城巨炮。在这一时期，人类对化学和冶金的认识大大加深了。首先，从1422年之后，火药技术迎来了一个不短的发展期。之前，人们普遍的做法是将黑火药的原配料——硫黄、硝石和木炭装在不同的桶内，到战斗前夕才将它们现场搅拌。如此生产的火药不仅容易受潮，而且一旦搅拌不均，燃烧速度将非常缓慢。另外，在细小的粉末火药颗粒之间缺少足够的空隙，爆炸也就不能充分地进行。由于黑火药存在这些缺点，因此它的用量特别大。往往火药要占据炮管四分之三的容积。当火药装好后，在炮管上面要放一段木栓（称为弹底板）。有时，考虑到火药燃烧得又慢又差，因此还不得不在炮管内放上一些碎布片和黏土，让火药有足够的燃烧空间，使炮膛内的压力逐渐增大。最后才装上弹丸，这时候弹丸实际上已经放到了炮管的口子上了。因此发射时谈不上什么精确度，而且初速也极低。为了提高火炮的效能，不得不将火炮放到离城墙很近的地方，这样石弹才能轰击到目标。所以早先的火炮，更准确地说是攻城炮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威力，可以说只是一种心理战的武器。而此时出现的新方法与传统方法不同。粒状火药的发明解决了火药爆炸所应达到的压力问题。由于构成粒状火药的三种成分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加之火药颗粒之间有均衡的空隙，粒状火药的爆炸更加均匀，几乎做到了即时爆炸。改良后的火药会在生产阶段将原料混合成糊状，然后将其烘干，做成饼形，需要时再从饼上取下相应的分量使用，此举让火药的威力提高了30%。有了新式火药的助推，重型炮弹就能以惊人的速度发射。

此外，火炮本身的铸造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早期大炮射程有限，为了造成足够的破坏力，它们不得不被布置得很近，但太近了又可能被敌人缴获或破坏。甚至到16世纪，专家们仍认为小于91.44米会太近不安全，而大于274.32米又太远，明显不能贯穿加固的城墙。直到15世纪早期，炮筒长度与炮弹尺寸的比例也很少有超过1.5:1的。但到了1430年时，由于出现了新的工艺，也就是将分段的铜制炮管用熟铁条焊接起来，再用环套加以固定，这个比例提到了3:1，这在增加了准确性的同时也加大了初速和射程。另外，由于人们发现铁弹或铅弹比石弹能够减少火炮的游隙（即炮膛内径与弹体之间的空隙），提高炮弹的初速，增强了炮弹的冲击力，因而更具有破坏性，制造炮弹的工艺复杂度也下降了。这一切都为制造威力更为巨大的攻城火炮提供了可能。在留传下来的这一时期的样炮中，最小的火炮发射的是直径127毫米的炮弹，而最大的炮竟能发射直径762毫米、超过680千克重的炮弹。比如1449年勃艮第公爵下令铸造了一门名为“巨形绅士”的射石炮，后由船运载到苏格兰。炮身长4.57米、重15吨，能够发射直径为5.49米的花岗石炮弹。在其帮助下，许多重要的坚固堡垒都被攻陷了。但要让它发挥作用也会带来许多问题。例如，1450年将它从爱丁堡运送到战场时，动用了100人和一队牛车，可刚出城它便散架了，不得不花费三天时间来修复炮架。通常，射石炮、加农炮和蛇形柄长炮（一种射程更远，能够发射一些较小炮弹的火炮）只能利用水路运输才能将它们送到目的地。但是这些庞然大物还是被像生产啤酒桶式地生产出来。或许是作为年轻人的一种直觉，19岁的苏丹本能地认为“巨形绅士”或是与之类似的东西是能够击破狄奥多西城墙的唯一工具，因为在此之前的1000多年时间里，除此之外的方法都被试图征服“罗马”的人们使用穷尽了。换句话说，残酷的现实是，在东罗马帝国千年历史中，该城共遭25次围攻，没有一次敌人可以突破它的城墙。但年轻的苏丹坚信对他们这个民族来说，重型火炮尤其迎合了他们的作战信条——“攻城必须速战速决”。之前，这一理论更像是纸上谈兵，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手段，但现在，在巨型攻城火炮出现后，它终于能被付诸实践了。

穆罕默德二世是幸运的。当他想要一门“足够大”的攻城巨炮时，能为他建造这门炮的人适时地出现了，这就是来自匈牙利的铸炮大师乌尔班——“乌尔班大炮”的“生父”。当然，像那个时代很多的人和事一样，促成穆罕默德二世与乌尔班两人会面的机会是很有些戏剧性的。当时火炮工厂遍及欧洲全境：硝石作坊兴建起来，矿山开采铜和锡，铸造工匠将手艺卖给最富有的主顾，试图借此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乌尔班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员。1452年，巴尔干地区战云密布，伴随着土耳其人的割喉堡拔地而起，匈牙利籍火炮设计师乌尔班，或许是出于他敏锐的嗅觉，来到君士坦丁堡，希望通过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效力，觅得一份锦绣前程。乌尔班自认为拥有当时全欧洲最高明的铸炮技术，任何一位有雄心的君主面对他这样的才俊，想必都会求贤若渴，拜为上宾。君士坦丁十一世本人不是不明白这样一位铸炮大师的价值。作为约翰八世的幼弟，魅力不凡、勇气十足的君士坦丁十一世不但在年轻时就对拜占庭漫长光辉的历史烂熟于心，下定决心要挽救帝国的悲剧命运，而且身体力行，早在登基之前就已经是一名饱经战火的将领了——他耗费了大半生时间与土耳其人作战，对自己的敌人和他们的手段可谓了如指掌。6年前，在最初的匈牙利十字军（即瓦尔纳十字军）带来的胜利中，君士坦丁十一世便利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注意力分散的时机将雅典和希腊北部的大半土地夺回，几乎获得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并攻入了雅典，扩张到了大约相当于1831年的希腊王国的领土范围。但当十字军溃败后，君士坦丁十一世将独自面对怒火万丈的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当时的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穆罕默德二世的父皇）率军突袭希腊，重新占据雅典城，并迫使拜占庭大军撤退到“六英里城墙”之后——这道城墙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父皇曼努埃尔二世利用一段短暂的休战期，模仿狄奥多西城墙围绕柯林斯地峡建造的一堵长达六英里（9.66千米）的城墙，将伯罗奔尼撒半岛彻底隔绝。他希望拜占庭能够依托这堵城墙坚持至少数月时间，但土耳其人却带来了一种恐怖的武器——数门庞大的火炮。威力巨大的炮弹穿透了城墙，带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仿佛整个天地都要为之变色。无论防御要塞规模多么宏大，都会在这样的威力下成为一片废墟，火炮的时代正式开启了。“六英里城墙”在几天之内便轰然坍塌。

亲身经历让君士坦丁十一世清楚，乌尔班这个人所掌握的技术（如果确像他自我标榜的那样）绝不能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这对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来讲意味着灭顶之灾。更何况，除了破坏，乌尔班的技术对于增强君士坦丁堡的防御也是有价值的。当时欧洲的许多要塞已经增添了自己的火炮，来封锁或阻隔敌方大炮的射程范围：比如1381年意大利中部的博洛尼亚在城墙上设置了35门大炮；而尼德兰的梅赫伦则在1372至1382年间，以平均每年14门火炮的速度扩充自己的军火库；勃艮第的第戎在1417年拥有13门大炮，1445年便增加到92门。然而悲哀的是，罗马皇帝一个人的清醒在羞涩的钱袋面前无济于事。对于拜占庭帝国（东罗马）而言，此时是最黑暗的日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前的150年间，拜占庭的疆土早已支离破碎。在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登基的1449年，帝国势力已经不出君士坦丁堡市郊，且被土耳其的广袤领土所围困，国力衰败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对此，我们仅仅看一看君士坦丁十一世登基时的惨状便可见一斑：这位罗马人的末代皇帝是乘坐一艘威尼斯大帆船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此时已无多余船只可用。而等到新皇帝正式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整座城市俨然已经丧失了它昔日的辉煌，徒留一片暗淡颓败的景象，如今只剩下君士坦丁堡这座孤城依然耸立，繁华与荣耀如潮水般渐次退去。都城的街道不再有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嘈杂低语，商人的船队不再挤满帝国的港口，宫殿和教堂也不再闪耀富丽堂皇的光辉。在查士丁尼带来的最繁荣的岁月中，这里的人口曾经接近50万，如今已经衰减至大约5万。城市里到处是荒芜的土地，滋生出繁茂的野草，半毁的建筑依然在不断凋败，化作一片废墟……在这种情况下，君士坦丁十一世勉强筹集了一些资金，铸造了一些小型铜炮，之后便无力继续支付乌尔班所要的报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投入出价更高的对手营帐。就这样，最令君士坦丁十一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穆罕默德二世则万分高兴乌尔班的加入，并给予他大笔赏赐，询问匈牙利人设计出的大炮能否击破城墙。乌尔班对苏丹的言外之意心知肚明，因为他已经花了足够长的时间对君士坦丁堡闻名四方的防御措施加以研究，他承诺会制造出一种大炮来破坏君士坦丁堡的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