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崇拜”的牺牲品？
——对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声誉”的反思

人们对“75小姐”在一战中的表现当然是不满的，以至于后世的军事历史学家，将其评价为“进攻崇拜”的牺牲品（法国人似乎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同时顽固地拒绝任何进一步的创新），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也许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1914年以前的法国军事家对军事技术的防御优势视而不见，不顾火力的增强使进攻面临极大的危机，未来战争有可能沦为纯粹的阵地消耗战这一警告，固执地为下一场战争准备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75小姐”由此成为军事技术进步并未引起战术上相应改革的笑柄。可事情的真相却要复杂得多。在19世纪中叶，随着来复枪和后膛炮的出现，步兵和炮兵的火力水平（射程、精度和杀伤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军事技术的防御特性在两场德国统一战争（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中显露无遗，师、旅、营、连、排级的战术进攻被防御方粉碎的战例相当普遍。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进一步明显表现出了弹仓式步枪、堑壕和速射火炮在防御作战中的战场效能。法国军方对这一切并非无动于衷，但他们的反应却并不是将国家军事战略调整为防御性的，而是为解开由此形成的战术僵局进行了种种尝试——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正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其最终之所以沦为所谓“进攻崇拜”的牺牲品，原因其实非常复杂。

1899年，约翰·布洛赫在其巨著《技术、经济和政治视角中的未来战争》中声称，战争已经不再是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政治工具。就军事而言，武器火力的增强使进攻不再可能成功，战争最终将变成阵地战和消耗战；就经济而言，未来战争将是长期的消耗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支撑数年的战争成本；就文化和心理而言，现代国家的人民已过度文明，以至于无法忍受战争的苦难；就政治而言，战争只会使参战国精疲力竭却达不到其政治目的。该书一经出版，便被当时的各军事强国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在当时的法国军方看来，他们并不反对布洛赫对战争的经济分析和心理影响，但严厉驳斥他通过蓄意歪曲战争和技术事实来论证战争的黯淡前景。事实上，当军事技术有利于防御时，军事家们不可能坐视新武器的防御效果彻底扼杀进攻的可能性。他们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进行军事学说上的创新。

事实上，面对军事技术变革可能导致“防御主导”这一趋势，法国军方和民间的一些专家坚信，因火力增强而带来的防御优势并不必然转化为战役和战略上的僵局，国家可以通过军事学说和军事技术的创新来打破防御优势。此外，对过去富有戏剧性的进攻行动的怀旧思潮也影响了战术思想，认为“18世纪那些计谋和策略的时代已成过去，和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未来成功领导的实质是……快速而连续地进攻将用其强大的力量摧毁所有抵抗”。这一陈述颇有中世纪的味道，自然会对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思想抱有蔑视的态度。正像中世纪的指挥官，他们受骑士文化的影响，希望看到由骑兵发起正面攻击所进行的交战那样，许多20世纪初的法国军人受强调士气的影响，受增强火力效果的引导以及受到舆论的诱导而误入歧途，认为当交战双方使用相同的武器系统时，战术进攻比防御有更大的力量。以格朗梅松上校为代表的一些人就对此针锋相对地指出，布尔战争表明，无烟火药对攻防双方都有利，因为它也可以使进攻者利用地形掩护而射击时不暴露自己的位置。

还有一些军事家指出，火力与机动性的正确配合可以使战术进攻获得成功，虽然这有难度，但并非遥不可及。从战术角度而言，当时步兵的战术进攻通常采取以营级纵队为基础的密集队形冲锋战术。在300米范围内，防御方的密集火力会形成一个难以逾越的死亡地带，而且进攻方的支援炮兵和散兵在这个距离内因担心伤及同伴而停止压制火力，这就使得进攻方处于困难境地。因此，进攻方如何冲过最后300米就成为法国军界的重大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国军方内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炮兵是决定一切进攻的先导，并为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而在1885年得出的初步结论则是这样的：“当步兵进攻时，炮兵的压制火力不在于它的杀伤力，而在于令敌人抬不起头，使步兵能够在弹幕射击所形成的火网后顺利前进”。这个结论在随后的几年中得到了进一步解释：“由于防护措施的进步，进攻方炮兵虽然很难完全摧毁敌人的力量，但哪怕能使对方哑火几分钟，对步兵进攻也是很大的支持。所以，我国的炮兵操典应更强调压制而非摧毁，为步兵冲过死亡地带创造机会。炮兵和步兵要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双方的行动要保持同步，强调火力的集中而非火炮的集中，即分散的各炮兵单位要突然而迅速地同时开火，以最大限度来集中火力。在步兵进攻时，炮兵要提供不间断的火力压制”。无论是圣克莱尔·德维尔上尉在1889年设计的那门57毫米口径原型炮，还是后来完善的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都是这种思想在军事技术上的具体化（体现在对射速的极度追求上），试图以这样或那样的军事技术变革来突破另一些军事技术变革所导致的防御优势。

应该说法国人的想法到目前为止无可厚非，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在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也的确应该被正视。然而正是由于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在技术层面的成功，事情却开始走上了“歧途”，这是一个辛辣的讽刺，也是一个事实。历史一再表明，人们并不总能从军事技术的发展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军事家们总是迷信他们愿意相信的趋势。法国人制造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种（些）军事技术的创新将另一种（些）军事技术的相对防御优势基本化解，使之首先在战术层面上不能形成防御主导的局面，进而将这种局面扩大到战略的层次，从而使战争的威胁止步于军事力量的炫耀上。就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技术性而言，法国人的确得偿所愿，但遗憾的是，恰恰是由于这门炮的表现过于出色，法国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中的掌权者对其战场效果做出了过高的估计（由于夺取主动权，发动无坚不摧的大规模进攻所产生的快感，在这些人们心目中树立起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即便不断有清醒的人对一门野战炮在国家军事学说中所占据的这种不正常的高位提出了异议，也未能促使法国军方重新加以充分估量），以至于先是形成了所谓的“速射炮万能论学派”，再由这种学派升级为狂热的公众信仰——即历史学家口中的“进攻崇拜”。结果事情变得荒谬起来。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确定，究竟是“进攻崇拜”催生了“75小姐”，还是“75小姐”的出现强化了法国人脑海中的“进攻崇拜”情结。我们只得将“进攻崇拜”与“75小姐”视为一体——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在军事学说上的投影即为“进攻崇拜”，而“进攻崇拜”在军事技术上的折射则为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然而这种思想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忽视了武器与人相结合的困难，想当然地简化了军事技术与军事艺术相结合的过程。虽然人与武器之间存在复杂的军事辩证法关系，但中外军事家们大多承认，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要素。比如，恩格斯虽然高度重视军事技术的进步对于战争的促进作用，但他仍然认为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实际上，人与武器的结合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矛盾和摩擦，甚至导向不可预知的结果。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而武器是被动的，所以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与武器结合，而且并不一定有“最优模式”——因为使用武器的人既然可以通过战术和战略创新来“恢复进攻”，那么也存在将军事技术有利于防御的一面发挥到极致的可能。可惜，一战前的法国人只看到了前者却对后者视而不见，有关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战场效能有缺陷的大量推理，对法国军队出现迷恋进攻的倾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再加上认识到士气的重要性也在这种崇拜中起着主要作用。格朗梅松上校这类博学之士列举了历史上许多数量上占优势、装备精良的军队被那些充满信心并极力主张进攻的部队所打败的战例：“罗马老兵们在几乎没遭受伤亡的情况下击败了许多数量众多但缺乏作战技能和信心的军团”。结果许多人受此蛊惑，“突然意识到”因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这类武器的出现，将使“进攻一方的火力得到极大增强”，以至于将这一很有价值的见解很快发展到了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极端程度。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凭借着由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带来的强烈信心，法国军方那个“进攻到底的学说”在1914年初被正式接受了，并被称为第十七号计划（因为它是1870年以来被批准的第十七个计划）。可这个第十七号计划很快就要变成法国军事史上凋谢的一叶。也许它恰当的墓志铭就是格朗梅松上校弹痕累累的尸体。由于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没能像想象中那样将德国人的火力压制下去，他是在一次轻率的步兵冲锋中被杀的。牺牲了大量生命和领土的可怕代价，法国总参谋部最后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战争中，军事技术所带来的防御趋势才是主导的。为进攻而设计的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声誉也由此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但即便如此，我们仍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如此便将“75小姐”草率地视为“进攻崇拜”的牺牲品也有欠公平，毕竟战前的法国军事家对新型武器的相对防御优势有清醒的认识，在1871～1914年间反复尝试创新进攻战术，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步炮协同、疏散队形和侧翼攻击等战术原则成为新进攻战术的核心，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则为这种进攻战术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只不过过犹不及的“高估”将一切都变了味，畸形的“进攻崇拜”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 kkJXaex5LrS4s115Vbq9ytILHhzukot2pzNnlPEwfT0yTit00c7qv+FbrDqRpGQ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