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射炮万能论学派与狂热的公众信仰

由于制退复进系统设计非常出色，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成功从一开始就超出了想象。事实上，早在定型之前，法国人就吃惊地发现，尽管该炮的设计指标是每分钟发射15枚定装炮弹，相比于当时普遍采用的旧式野战炮2枚/分钟的射速，这个指标已经高得离谱了，但在实际使用中，因为每次发射后不再需要重新校正瞄准，即使是未经训练的炮手也能轻易打出20枚/分钟以上的好成绩，而如果稍加训练，单单是一门75毫米“速射”野战炮就能以25～30枚/分钟的射速，向敌人精准地喷射大量弹丸。正是由于这种不可思议的“奇迹”，法国军方才决定严守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秘密，并为此不惜昧着良心将“德雷福斯案”的水搅浑，让全世界目睹了一幕丑陋的场景：负债累累、为非作歹的人被判无罪，而一个充满荣誉感、毫无不良记录的人却声名狼藉！不过，如果能从对“德雷福斯案”的义愤填膺中抽出思绪，我们会发现，随着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列装，一场席卷法国陆军的“速射炮”革命正在悄然爆发。

在引进速射炮之前，法德两国的炮兵准则可以说是几乎相同。法军在普法战争战败后大幅吸收了德军的炮兵理论，甚至在最细枝末节的地方，法军都采用了德军的角度校正法来进行射击，而在较高的层面上，法军也顺应潮流吸收了德国人的炮兵战术观点。如果真的要严格找出两军准则间的差异，法军炮兵只是在观念上比较不情愿让自己暴露在敌人步枪火力之下而已。不过，在意识到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在性能上的独到优势后，法国人的态度转为积极和自信。这种优势并非是对旧式野战炮而言，而是针对德国人当时正在开发的同类武器——情报显示，德国人差不多同时开发的77毫米“速射”野战炮在精度、弹重和射速上都大大逊色于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作为一个很好的说明，每个法国的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炮兵连采用了4门建制。而同时期德国人组建的1896年式77毫米“速射”野战炮炮兵连却采用了6门建制。在战术思想趋同的情况下，难道法国人认为自己的4门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相当于德国人的6门1892年式77毫米“速射”野战炮？这多少有些狂妄，但答案的确如此，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实际射速能够轻松达到30发/分钟以上，而德国人的6门1896年式77毫米“速射”野战炮却连15发/分钟的理论射速都难以保障，法国人当然有这个自信。

再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引发法国陆军“速射炮革命”的重要因素，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还是世界上第一门在设计阶段，就对精度和立靶密集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计算的“速射”火炮。就当时的火炮射击技术而言，精度和立靶密集度的含义可进行如下解释。所谓“精度”就是用于衡量一组射弹的平均弹着点相对于目标位置的精确程度的尺度。“密集度”是用于衡量火炮在同一仰角上发射的若干弹丸的落点相对于平均弹着点散布偏差的尺度。当射弹围绕平均弹着点散布很大时，我们说密集度不好。精度与整个火炮系统有关，并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影响精度的因素包括火炮测地误差、所决定的目标位置的精度误差以及在弹药、仪器和外部射击条件修正量上的一些固有偏差。密集度受弹与弹之间在许多方面存有差异的影响，包括初速、弹道系数、气象条件、瞄准、送弹和火炮磨损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每一枚炮弹之间的差异。事实上，精度与密集度之间充满了矛盾。在火炮射击时可能密集度很好，但是精度不佳；有时则可能相反。另一方面，如果火炮发射的炮弹每次都落到目标中心上，此时则可以认为射击精度和密集度都非常好，但是即使获得了这样的结果，从战术角度来讲也并非理想，那意味着即便射速足够，也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符合愿望的面积覆盖，从而使紧随步兵战斗队形实施不间断火力支援的目的落空。正是因为深刻地理解了这其中的“奥妙”，法国人在其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设计过程中，坚持着这样一个原则——精度与密集度之间必须维持一种平衡，即在无须修正的情况下，散布不可以大到威胁己方步兵战斗队形向前推进的程度，弹群的平均弹着点应尽量靠近目标中心，但同时散布的适度增加也是必要的，以便在接连不断的弹幕式射击中，产生一个有效的、符合愿望的面积覆盖。于是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是按照1,500米距离上的立靶密集度为2密位左右的指标设计的——从纸面上看，这个指标似乎要略低于德国人的1896年式77毫米“速射”野战炮。然而当时很少有人细细品味其中蕴含的深意。

有意思的是，由于不了解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真实性能和设计意图，面对曾经的手下败将，德国人一开始对法国人的野战炮炮兵连为什么采用“4炮制”疑惑不解，甚至是态度轻蔑——法国人的做法似乎完全违背了当时公认的炮兵使用原则：即“野战炮兵火力必须集中，要尽可能在一个区域集中最大量的火炮，并且置于单一的指挥官指挥之下”。在德国人看来，4炮编制确实灵活，在机动性和阵地选择上都较为容易，也更容易隐藏；而6炮编制所需阵地面积比4炮编制多出50%，战术灵活性也稍差，但当炮连遭受攻击时，一两门火炮失去战力不会使得整个炮连被迫退出战场，这符合野战炮使用要坚持“大炮兵连”的金科玉律，更重要的问题在于，4炮编制的炮连与6炮编制的炮连在火力投射效力上是完全不同的。也正因为如此，德国人对法国人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得将其归结为法国人的愚蠢，当然，这是建立在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与自己的1896年式77毫米“速射”野战炮性能至多持平这样一个认识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

最早的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其实安装有镍制防盾，试图在不过多增加重量的情况下，为炮手提供最起码的战场防护手段。然而不久后，这种只具有象征意义的防盾就被拆除了。究其原因，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惯性在作怪。在传统的炮兵操典中都非常强调炮手们在火炮发射时要尽可能地远离火炮，在复进机构还不发达的时代，炮手被后坐中的火炮打中可是非死即伤的，在这种情况下为火炮装上防盾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在此之前的野战炮大多是没有防盾的），所以尽管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设计者一再强调，这门火炮与原有的一切火炮是如此不同，不会每次发射就跳离原位的特性足以让其成为一种非常好的直射武器，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还是令基层士兵心存疑虑，以至于镍制防盾不得不在其强烈要求下被拆除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通过切身的体验，法军的炮手们逐渐意识到，这种速射炮的确是可以稳定射击而不是东跳西冲的东西，防盾不会危害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日俄战争的经验也表明，大部分的俄军炮兵阵地都是由日本步兵所摧毁，而非像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的炮兵火力将法军炮兵撕成碎片。这样一来，为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重新装上防盾，让炮手们可以躲避敌人榴霰弹与轻武器射击就成了件非常合理的事情。于是，作为从日俄战争中吸取到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战术研究家们很快都同意了新型的速射炮必须加上钢制防盾。防盾的效益也在实验与实战中得到证明。丹麦陆军在190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从2,000米距离外对一个占领阵地的炮连射击270发榴霰弹，虽然在实验中防盾不断被击中发出可怕的声响，但最后只有5发霰弹（其中还有整颗的未爆弹）打穿了防盾。而同年发生于君士坦丁堡的兵变中，一个速射炮兵连推进到距离叛军阵地仅有500米的地方，而即便叛军的步枪火力惊人，但直到战斗结束，仅有一名把头探出防盾观察敌情的士官被子弹击伤。法军为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装上5毫米厚的钢制防盾后，修改了战术条令，要求炮兵将75毫米“速射”炮推进到距离前线1,000米以内，以榴霰弹的弹幕压制德军战线，以支援法军步兵发起他们自豪的国技：刺刀冲锋。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10年中，在技术和精神两方面因素作用下，法国人对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热烈拥戴，干脆从军事上的“学派”升级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公众信仰”。虽然发生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给这种狂热的“公众信仰”泼了一盆“凉水”，当时法军观察家发现隐藏在隐蔽物后方的榴弹炮炮阵地通常可以有效击溃部署在空旷地带的速射炮阵地，而只要速射炮部署在挖掘好的野战工事中，几乎就可以完全抵挡敌方榴霰弹炮火。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察结果是榴弹炮的优点在于炮弹威力，而不是榴弹炮较高的弹道。然而，“速射炮万能论学派”的对策，却是发行了几本小册子，详细列出所有速射炮的优点与榴弹炮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主张是由于速射炮的射速高、弹道平伸，是所有武器中最好的榴霰弹发射工具。当对抗敌人炮兵的时候，速射炮更可以有效地压制敌人。即使敌人榴弹炮阵地躲在反斜面后面，这本小册子中指出只要山坡的坡度小于9°，速射炮就可以有效地击中目标。当法军高层阅读这些小册子后，马上将巴尔干战争报告抛到脑后，结论并不是他们需要榴弹炮，而是想办法让75毫米“速射”炮炮弹的威力加大。结果，在一战前的最后几年中，榴弹炮、重炮、臼炮等各式各样的旧式火器与大口径炮都被扔进了垃圾堆，法军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未来战争的最佳解答，全军上下只需要一种1897型“速射”野战炮就能够战胜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