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托兵工厂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试制与“德雷福斯案”

在接到军方命令后，皮托兵工厂迅速对圣克莱尔·德维尔上尉的57毫米“速射”野战炮进行了重新设计——除将口径由57毫米扩为75毫米外，基于康拉德·豪赛尔专利原理的长后坐式液压制退复进装置令整个设计脱胎换骨。也正因为如此，阿尔伯特·蒂勃特的设计一经提交，便被法国军方视为本国最大的军事机密。到了1894年夏，皮托兵工厂试制的首门75毫米“速射”野战炮，是在一种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试射。除了厂方工程师外，只有接替马蒂厄将军任法国战争部炮兵总监的蒂洛伊将军及其副官观摩了整个过程。遗憾的是，即便如此低调行事，这门秘密试制的75毫米“速射”野战炮还是惹起了轩然大波，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战争部（国防部）。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署名为“D”的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信中细述了1个多月前有关法国新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所进行试验的详情，以及法国炮兵部署的情况，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

法国情报机关不敢审讯有背景的军官，于是胡乱依据笔迹，把总参谋部的见习上尉军官德雷福斯当作替罪羊抛了出来。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结果，因为他是犹太人，况且他的名字正好是以字母“D”打头的。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四人。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尽管缺乏确凿证据，笔迹又有多处不符，但军事法庭为了维护陆军部的声誉，草率地以叛国罪判处德雷福斯终身监禁。1895年1月，在军事学院的操场上，当众举行了革除德雷福斯军职的仪式，德雷福斯的肩章、帽徽、绶带、勋章全部被扯下，军刀被一折两段。

对此，亲临现场的法国著名作家都德，以一支妙笔惟妙惟肖地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一幕：1895年1月6日。在那高高的铁闸后，在那广阔、方正、庄严的莫兰庭上，部队开始聚集。士兵一队一队在我面前走过，我听到数以百计整齐划一的步伐，也听到来复枪、皮革和军刀的声音……9时正，将军拔剑，鼓声响起，群众默不作声。持续低沉的鼓声似乎正在传达群众内心的战栗。门开了，四名炮兵围着罪犯，旁边是一名由共和卫队中士担任的执刑者。这令人悲恸的小队伍踩着军人的步伐，沿对角线穿过广场，在距离将军数米处停下。旁观者的心停止跳动，四周一片寂静，云雾中射出一线阳光，短暂而鲜红，给死亡一线生机。军方书记官上前宣读判决，但是他的声音一如将军的声音，消散在广阔的空间中。很快，戴头盔的高大执刑者走近罪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挺直的黑影上。执刑者毫不犹豫地走上前，扯下罪犯军帽上的徽章、金色穗带以及外套和衣袖上的饰物。那愚笨的木偶对这残酷的动作已有准备，他甚至举起他的双手，嚷着几个字眼：“无辜！……清白！……法国万岁！”但是，他的叫喊难以穿透那沉重、凄惨的气氛。在外边的公共广场……群众愈来愈不耐烦，叫喊声愈来愈激烈。他们号叫，他们嘘嘘作声。那是一场刺耳、愤怒交加的风暴，愤怒战胜了沮丧与麻木。但是，没有任何事能动摇这些在场目击并有所评判的士兵。我拿出观看歌剧用的望远镜，它在我手中晃动着。在薄雾中，我看到军服的纽扣及肩章被扯下来了……我偶然瞥见罪犯那苍白、瘦长的脸，抬得高高以示不服。他那筋疲力尽的身体引起我的注意，那是说谎者的身体，一切有社会价值的东西都像皮肤一样，一片片地被剥掉……高大的执刑者将罪犯的军刀放在自己的膝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拍，把军刀一分为二。军刀的遗骸落在地上，与它的主人同归于尽，永蒙耻辱……

在被剥夺全部军事荣誉三个月后，德雷福斯被押往魔鬼岛服刑。随着德雷福斯上尉的定罪和流放，事件似乎应该逐渐淡去，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扭转整个事件的奇迹还是发生了：德雷福斯上尉被放逐的两年后，竟然找到了指向真正叛徒的新证据，而这还不算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在于发现并间接将该证据公布于世的，竟然是亲自参与定罪的桑德赫尔上校的心腹——坚定的反犹太主义者，皮卡尔上校。由于皮卡尔上校的反犹太主义立场深得桑德赫尔上校的信赖，他成为桑德赫尔上校继任者，并且从桑德赫尔上校处接管了军队掌握的与德雷福斯案件有关的秘密档案。然而，1896年，特工巴斯蒂安夫人又送来一份显示法国军队中存在着叛国者的“蓝色便条”。皮卡尔上校产生了疑问。当他将蓝色便条与先前的文件进行了对比后，一个惊天的秘密被他发现了：两份通敌文件竟然出自一人之手。经过皮卡尔的缜密调查后，嫌疑指向了一名在情报局工作的同僚，贵族私生子埃斯特哈齐。该人好色好赌，欠有大量赌债，同时又参与了当时涉案的情报工作，他会成为叛国者毫不稀奇。当皮卡尔上校认定德雷福斯无罪的真相之后，摆在他面前的还有另外一个更为沉重的问题：为了一个犹太上尉的清白，是否值得牺牲陆军部长、军方和法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出于多方面的原因，皮卡尔并没有保持彻底的沉默，而是一边向其直接上司贡斯将军，然后是更高级别的布瓦代弗尔将军，最后是继梅西耶将军之后任陆军部长的比约将军报告他的猜疑，一边又将该信息通过一名律师好友间接告知参议院64岁的副议长克斯特纳。

作为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克斯特纳完全可以像历史上其他为求自保的官员那样闭目塞听，假作糊涂对付过去，但克斯特纳似乎是个对真相相当感兴趣的人。于是他开始暗中调查埃斯特哈齐，并向共和国总统及陆军部长提出他的疑惑。然而，他的疑惑并没有从总统和部长那里获得积极的答复。克斯特纳以其多年的政治经验明白，现在还不是将真相公布于世的最佳时机（克斯特纳的半官方调查从1896年5月进行至9月，有两件事是确定的：贡斯将军深信埃斯特哈齐有罪，而布瓦代弗尔将军及比约将军并不怀疑通敌文件是出自埃斯特哈齐的手笔，这些结论是基于皮卡尔上校的调查。但是，如果埃斯特哈齐若有罪，德雷福斯的判决势必被推翻，而这正是参谋部决定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的——他若沉冤得雪，参谋部全体官员便必须认罪）。不过，正当皮卡尔和克斯特纳良心不安时，一个偶然事件却使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了对埃斯特哈齐的审讯。1897年11月，一名叫卡斯特罗的银行界人士在巴黎等候公交车时，看到了德雷福斯案件通敌证据的宣传单。他认出了上面的字迹来自他声誉极坏的顾客埃斯特哈齐。于是他立即回办公室整理相关档案寄送给德雷福斯的家人。由此，法国上下才知道了真正的叛徒。

此后“德雷福斯案件”如何沉冤昭雪暂且不叙，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皮托兵工厂那门引起了如此风波的试制75毫米“速射”野战炮，在经过1894年整整一个夏季的试射之后，进展却并不顺利——制退复进装置的液压油泄漏问题，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拦路虎（老谋深算的老克虏伯正是因此将康拉德·豪赛尔的专利拒之门外），整个夏天的试射都很不成功。而这种失败又因德雷福斯案件向公众的披露而昭于天下。以至于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舆论界很快都对此失去了兴趣，将注意力从皮托兵工厂的军事机密转到与德雷福斯案件有关的点点滴滴上来，这门不成功的75毫米“速射”野战炮似乎沦为了一个受人嘲弄的笑柄，并且很快被迅速遗忘了。然而，舆论界注意力的转移，却正中法国军事当局下怀。事实上，虽然遭遇制退复进装置液压油泄漏这个技术瓶颈，但法国军事当局仍视皮托兵工厂的这门75毫米“速射”野战炮为大有前途之作——从技术的前瞻性而言，不得不说这种眼光很有见地（皮托兵工厂的75毫米“速射”野战炮在试验中虽然因液压油泄漏而狼狈不堪，但其表现出的精度、射速却令人振奋）。由于德雷福斯一案令这个本应严守的“军事机密”曝光于天下，大为恼火的法国军事当局也只得将计就计，一面淡化德雷福斯一案所涉军事机密的价值，掩人耳目（为此不惜买通新闻界大造舆论，施放烟雾，德雷福斯一案案情周折，与此不无关系）；一面积极寻求技术突破，试图在神人不知的情况下，瞒天过海，率先装备这种具有革命性的火炮，从而一举取得出人意料的军事优势。

1894年12月，正当法国各界为“卖国贼”德雷福斯上尉的被捕而群情激昂之时，皮托兵工厂厂主法国陆军中校阿尔伯特·蒂勃特因渎职罪被解除职务，新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也因负责人的“下台”而被宣布取消。然而实际上，两名年轻的军事工程师——设计57毫米“速射”野战炮原型的圣克莱尔·德维尔上尉与其同伴艾米利·雷玛尔赫上尉，却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挑起了大梁，新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研发自此离开了公众视野转入了地下。经过近2年时间的不懈努力，到了1896年，圣克莱尔·德维尔上尉与其同伴艾米利·雷玛尔赫上尉，终于拿出了一个自认为相当满意的改进设计——与老版75毫米“速射”野战炮相比，新版75毫米“速射”野战炮制退复进系统经历了反复改进后，要命的液压油泄漏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令人感慨的是，为了解决令人头疼的液压油泄漏问题，两人采取的技术措施非常简单，即以含40%银与铜、锌、镉的银铜合金制驻退筒活塞环取代了原先的青铜合金制活塞环，改善了抗硫化性能，提高了耐腐蚀性。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极其有效。试验证明，即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进行长期使用，充满了液压油和空气的驻退筒也很少会发生泄漏的情况了。

除制退复进系统（即反后坐装置）的改进外，圣克莱尔·德维尔上尉与艾米利·雷玛尔赫上尉还对新版75毫米“速射”野战炮进行了其他一些改进，以使其性能趋于“完美”——比如设计了一种用于在连续射击时，对榴霰弹的药盘引信进行自动设定的辅助装置（药盘时间引信依靠燃速恒定的压制火药环的燃烧，火药装在相邻各药盘的环形槽内，先燃烧一个药盘，再燃烧另一个药盘。这种辅助装置装定过程就是使药盘相对于引信体转动，而转动多少，可从装置本身的划分而不必再从刻在引信体上的划分看出，不必再对每一发榴霰弹进行手工设定，从而大大提高了射速）；采用了更便于炮手进行战场使用的瞄准具（其特点在于，对初速偏差和身管跳动所引起的偏差，都可在对瞄准装置进行零位、零线检查时进行修正），以及为炮架设计了一套简单有效的刹车和驻锄装置等。至此，新版75毫米“速射”野战炮才算是成熟了，成了真正堪用的武器。不过由于法国军方对这门火炮抱有极大的期盼，所以从1896年7月到1898年5月，经圣克莱尔·德维尔上尉与艾米利·雷玛尔赫上尉进行了重大改进设计的新版75毫米“速射”野战炮，又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严格测试，直到1898年5月28日才正式通过定型，官方赋予的正式型号为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并在1899年的“巴士底日”阅兵式中首次亮相。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已在1899年正式“解密”，然而当年因其而牵扯出的“德雷福斯间谍案”却仍然没有尘埃落定。1898年1月，埃斯特哈齐终于被押往军事法庭。皮卡尔也回到巴黎准备出庭作证。但无耻的参谋部军官再次将伪造的信件塞进“秘密档案”。新任陆军部长又授意埃斯特哈齐提出离职休养的申请，这样又一次使真正的罪犯得以逃脱。围绕着援救德雷福斯，法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民主和正义的社会运动，反对军队领袖们的专横跋扈。事态的发展，很快使公众舆论分成了两派，出现了反德雷福斯派组成的“法兰西祖国联盟”，以及由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若莱斯为首的“人权联盟”。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都仗义执言，积极参加了“人权联盟”的斗争，左拉的《我控诉》也因此成为不朽名作。这场斗争如此广泛和深入，以至于原有的政治团体内部，朋友之间，甚至家庭内部，都由于观点不同而发生了分裂。两派的斗争不仅限于文字上的论战，甚至动员起各自的群众进行示威游行，一直发展到武装冲突。在法国各个城市和乡村，都有此类冲突不断发生。法国因德雷福斯案，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皮卡尔这时直接写信给法国总理，证实给德雷福斯定案的罪证是伪造的。陆军部长老羞成怒，下令逮捕皮卡尔，但也不得不奉命对罪证进行核实。受命核实罪证的一名上尉，由于是第一次接手此案，很快发现了法国陆军情报处副处长亨利少校出具的是伪证。亨利在承认伪造事实后，自杀身亡。从此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等几名高级军官辞职，埃斯特哈齐则畏罪逃往英国。1899年8月，军事法庭重新开庭审理德雷福斯案件，但与人们预料相反，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这项判决激起了法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应，抗议的电报像雪片似地飞来。新任总理卢贝不得不以总统的名义，宣布赦免德雷福斯。但是特赦不等于无罪，德雷福斯在给总统的信中指出：“共和国政府还了我自由，然而失去了名誉的自由对我毫无意义，从今以后，我将继续力争纠正使我至今仍受其害的可怕的司法错误。”1906年，坚决支持重审德案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7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和军籍，并在原来举行革除军职仪式的军事学院操场上，接受了荣誉军团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