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机动与进攻

法制M1897年式75毫米“速射”野战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技术和时代背景。自从19世纪中期大西洋两岸的大杀戮——美国内战期间的安提塔姆和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与普法战争中的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战役——发生以来，军事专家们就已经在研究和重视武器不断增大的杀伤力。19世纪80至90年代的技术进步使得这一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高爆炸药取代黑色火药，变成枪炮弹头推进剂，从而改变了这类武器的射程和精确度。不仅如此，新型炸药燃爆时几乎完全不释放烟尘，因而战斗人员只要原地不动，便大致非常隐蔽。同时，随着冶金技术与膛内弹道学的进步，人们认识到用钢而非青铜制造线膛炮在坚硬和耐久方面的优越性。不过，对于这些技术进步到底是有利于进攻还是有利于防御，军事专家之间争论激烈，特别是在经历了普法战争惨败的法国军界尤甚。

1870年，路易·拿破仑皇帝的法国政府由于对普鲁士宣战而自我毁灭。普鲁士人在摧毁了法军后，长驱直入，包围和攻陷了巴黎。为了消除任何未来的法国军事威胁，新统一的德国吞并了阿尔萨斯和包括要塞城市梅斯在内的洛林的一部分，使法国暴露于未来的入侵前面。于是，战后的法国军事工程师以沿着一百五十英里（241.4千米）法德边界的四个城市为中心，构筑了一系列堡垒。东南从瑞士坚不可摧的屏障阿尔卑斯山开始，坚固的混凝土堡垒从贝耳福、厄比纳尔、土尔和凡尔登伸展开来。在厄比纳尔和土尔之间设计了一个宽阔的缺口，作为准备让敌人进入的巨大陷阱，然后用从掩护得很好的混凝土掩体中发射的交叉火力加以歼灭。凡尔登以北约二十英里（32.19千米），就是卢森堡、比利时和崎岖的阿登森林。

不过，尽管法国的堡垒系统在那时是最好的，但在19世纪末的最后20年里，越来越多的年轻军官却对在参谋部占优势的固定防御战略提出疑问，那就是法国人应当争取战略主动权，而不是消极等待德军攻击。这个新的进攻学派找到了能说会道的卢瓦佐·德·格朗梅松上校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格朗梅松上校倒也不负众望，其“名言”至今仍然被广为传颂：“对进攻来说，只有两件事情是必要的：了解敌人在什么地方和决定应该怎么干。至于敌人想干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格朗梅松上校的拥护者们更是煽情地宣称“胜利的桂冠就悬挂在敌人的刺刀尖上，必须将它从那上面摘取下来，必要的话可以通过一对一的搏斗。要么逃跑，要么进攻，此外别无选择。必须进攻，以大量兵力成密集阵形进攻，那是安全所在。用更多的大炮，我们可以使敌人的大炮变成哑巴，就步枪和刺刀而言也是如此，只要我们知道如何使用所有这些东西。”

这个论调在法军中引起了许多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认为炮兵没有进行白刃战的武器，它的全部威力在于能从一定距离进行射击。此外，只有当它占据阵地的时候，才保持着战斗准备；而当火炮架在前车上或连上牵引索转移时，就暂时失去了战斗力。由于这两个原因，在陆军的几个兵种中，炮兵比其他兵种具有更多的防御特性而非进攻性，因为进攻本身是一种前进运动，而进攻的最高潮是白刃格斗。因此，在敌人火力下前进、占据阵地以及进行射击准备，对于炮兵来说是危险的时刻。然而由于信奉进攻学派的重要人物逐渐掌握了实权（比如战争狂人博兰格尔将军就担任了战争部长一职），事情最后的结局，还是以“格朗梅松上校们”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法国军方的权威观点开始认定，火炮的新技术之利于进攻不亚于它利于防守。这种观点固然承认在攻方占有火力优势以前，任何进攻都无法成功。但是，大炮的射程、威力和准确度的增进使得占有这种优势成为可能，进击的步兵就是要借助炮火掩护，一个阵地接着一个阵地向前推进，直到己方的火力可以达到对方的防线，在其展开攻击之前将其完全压倒。

结果，格朗梅松上校作为一名军事理论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受到了过分重视，这种重视很快又被落实到了“细枝末节”上。“……火力投送和火力控制在当今有极大的重要性。火力最有分量。战斗热情最高的部队、士气最为激昂的部队，总是渴望通过连续冲锋夺取阵地。然而，每当它们的局部冲锋缺乏密集的火力配合时，它们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遭受沉重的伤亡。它们会被打退到原来的阵地，带着更大的伤亡。拥有火力优势……成了步兵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换句话说，在“进攻学派”的蓝图中，虽然将法国哲学家伯格森所提倡的精神战力放到了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即战争的结果受到双方精神战力强弱的支配，精神战力强的一方可不断运动、压迫，促使守方崩溃。当然，认为自己的士兵具有更高昂的士气和战胜对手所必备的决心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这种世界观是由强有力的民族主义、达尔文主义和一些不切实际的舆论所培养出来的）。但野战炮兵却也不再被看作是多余的拖油瓶，一种射速快、弹道平直、射击精准、弹丸威力大，且能在人力的推动下紧随步兵实施战场机动的轻便式野战炮，成为他们心目中制胜的关键。后来的“75小姐”，正是在这样一片叫嚣着“进攻和机动”的聒噪中，走上了法国工程师的绘图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