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络使用潜在的危险的担心是新媒体儿童研究中另一重要部分。Weather（2008）认为媒体恐慌强调的危险因素与成年人呈现出来对儿童在网上受到欺骗的紧张相似。然而，儿童和年轻人则强调他们可以意识到网上带有恶意的人们，他们会采取行动来防止这种接触的发生（Dunkels，2008）。儿童总是被认为是现代技术的天生的使用者，但是对于儿童们自学技能来避免网络伤害的有效性的研究很少（Lüders et al.，2009）。

新媒体与都市儿童研究导论：新媒体与都市儿童研究的国际论述与本土关怀在欧洲国家中，年轻人一贯地被警告泄漏自己个人信息（例如，名字、照片、联系方式等）的危险，以及匿名来作为避免危险性接触的保护方式的重要性。例如，英国、斯洛文尼亚、挪威、德国以及丹麦使用“绝不泄漏个人信息”来提高人们警惕性。其他国家例如芬兰、塞浦路斯、瑞典以及爱尔兰则是关注警告而非禁止性言语，“避免泄漏个人信息”（Cyberethics，2008）。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网络安全建议在保护年轻人上网安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Lüders et al.，2009）。然而，Dunkles（2007）的研究提出儿童在接受安全性建议的时候会参考个人经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们有更多上网经验的时候，他们也会慢慢明确网络使用行为的边界。研究发现，大部分年轻人在接收到那些不需要的黄色信息时，会选择忽略，拒绝进一步的线上接触（Hasebrink et al.，2009）。近年来美国研究显示，对网上骚扰和黄色信息研究课题的缺失也是互联网儿童研究值得关注的方面。根据Kowalski和Limber（2007）的课题，就目前来说，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依旧匮乏。儿童仍然是网络用户中的弱势群体，容易受到网络风险的冲击。尤其容易被卷入不同形式的网络风险，例如和陌生人聊天，浏览色情网站，和他人讨论色情问题等等（Ybarra et al.，2007）。即使这些孩子是以匿名的形式上网，他们依旧会面临这些风险。

Livingstone和Haddon（2012）通过对25个国家9岁到16岁儿童的面对面深度访谈来研究儿童网络问题，网络危险与伤害是他们的关注点之一，他们认为保护儿童网络安全需要多边监管，共同合作。研究者们期望可以将政府、教育者们、网络产业以及家庭联合起来，共同商讨保护儿童网络安全（Nutley et al.，2007）。对于家庭来说，父母采取限制性的措施来规范孩子的上网行为的确可以降低风险，但是也降低了儿童在网络使用中得到的益处。早期研究表明，唯一能够有效地保护儿童网络安全，抵御风险的措施就是限制儿童上网时间（Lee and Chae，2007）。对于政策制定者，Lüders等人针对儿童上网风险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年轻人在网上保持匿名并不是一个能够有效保护他们的措施。在给年轻人提供建议的时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考虑到现在社交网络使用的现实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令人反感的黄色信息以及网络骚扰现象的出现。因此坚持匿名性，对于保护儿童上网并不能产生任何实际性的效果。第二，社交媒体上面的隐私设置选项应该被更加谨慎地对待，认真衡量这些设置选项（从电子邮件到社交网站都值得考虑这个问题）。因此互联网行业在设计社交网站或其他网上社交互动时，应该将个人隐私纳入考虑范围内。第三，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网络安全问题，也应当考虑他们如何接触、使用互联网。政策制定者或者互联网产业提供的信息，应当与孩子们被期望的网络行为礼仪与规范相一致，网络上的社交活动也应当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活动所遵循的礼仪相符。第四，应当对儿童和青少年这类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给予特别关注。Ybarra和Mitchell（2008）研究总结出，与其关注特殊的技术手段和安全性措施不如考虑到孩子们的精神-社交状态，直接针对他们之间的互动行为以及孩子们总体的心理／身体健康状况。因此，明确儿童们最迫切的网络需求，给予他们社交上、精神上的支持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Lüders et al.，2009）。

中国大陆的新媒体与儿童研究集中在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领域，以实验数据分析、问卷调查等量化取向的研究路径作为普遍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结果为我们展示了新媒体语境中儿童的网络体验、网络影响与网络社交行为等面向的议题，但成果多为描述性的总结，缺少多重权力关系思辨的深度理论提升。中国大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与日新月异的传播新科技的发展导致儿童成长环境发生剧变，媒体公司的效益与利润的最大化目标早已瞄准毫无防备的孩子们的娱乐时间，通过推销产品、开辟消费市场和建立品牌忠诚来保护利润和股东们的诉求同样让儿童不能脱离电子媒体，家庭难以幸免沦陷为公司利润来源的作坊。当儿童在一个商业化的、屏幕饱和的、需要游戏产业创造巨额利润的文化中缺少社会与家庭的保护时，技术异化的侵蚀就会吞噬儿童的时间、精力、健康与生命的意义。宏观社会场域与微观家庭空间都出现了传播新科技宰制的种种病理，这正为我们探索新媒体与都市儿童的研究提供了复杂多样的试验场，课题组透过网络民族志、传统民族志、交叉分析路径和个案研究透视了新媒体与都市儿童研究的机理。

国际学界在儿童与媒介的研究领域，过去二十余年来，相关研究者已经突破之前研究局限于关注西方的、受教育的、工业化的、富裕的以及民主政治语境的层面，而开始广泛触及儿童及其家庭在种族（Race）、民族（Ethnicity）、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移民代际（Immigrant Generation）、残疾和疾病等范畴中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因此，之前许多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群体和个体也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Alper et al.，2016）。本项目的系列成果（十一篇论文）的突出特色就是吸收了国际学界的交叉分析模式，将政治经济、社会性别、城乡结构、区域差异、技术鸿沟、强制性消费、国家、媒介再现等多重权力关系纳入新媒体与都市儿童的阐释范畴。当下中国的儿童已经被新媒体技术、强制性商业消费主义等力量构建的环境所包围，从童装、奶粉的广告到洋玩伴、iPhone手机等电子智能产品，乃至儿童电视节目，无一不是在吸引儿童参与消费或者把儿童作为最易控制的商品来消费。身为家长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以下案例略作笔者及其团队合作者的忧患之表述，不得不呼吁全社会警示儿童面临的威胁。十一个个案研究，除加拿大学者Leslie Regan Shade 和Nikki Porter的论文之外，都是笔者亲自领衔研究或者指导研究生完成的专题论文。从每一个个案的研究发现来看，儿童生长的社会与家庭空间，在国家发展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演变为资本征服的领域，已经丧失与资本对抗的张力，其本真的面目趋向于具有商业欺骗性的、虚饰性的含义。伴随儿童成长的文化产品都是整齐划一的文化工业的一部分，儿童的闲暇时光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的各式产品，资本变成绝对的启蒙主人，儿童的成长固守着商业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自幼就被驯服着适应商业生活，传播新科技则协助文化商品的倾销，制造宣传与需求的幻象，传播商品消费的意义。

曹晋与庄乾伟联合完成的“指尖上的世界：都市学龄前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侵袭的玩乐”一文认为乔布斯的苹果“迷思”席卷全球，中国大陆都市家庭也未能免于此潮流的驱动，媒介环境成为儿童家庭生活娱乐的重要载体，儿童着迷iPad、iPhone等电子智能化产品，并日渐将其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鉴于此，作者深入幼儿园和学龄前儿童家庭，调查上海市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iPhone的基本情况。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都市家长对学龄前儿童使用新媒体技术产品有着理性认识，能够监控并合理引导儿童使用iPad一类的智能电子产品；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对儿童具有极大吸引力，儿童“玩工”成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垄断资本与新技术的圈地运动已经深入家庭与年幼的孩童，“技术异化的低龄化”趋势不容忽视。

曹晋与刘亭利合作的“都市男人的同性社交与媒介化家庭沟通”论文认为传统的社会性别与家庭问题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妇女在家庭内遭遇父权制的劳动剥夺或者肉身、情感的家庭暴力，其结论必定是为妇女作为体力与精神的双重受害者而鸣不平。作者另辟蹊径，凭借历经三年半的实地田野调查和数字民族志的研究积累，深入了解都市中年男人的同性社交与家庭沟通的冲突，从而构连 市场经济转型、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与削弱家庭亲密关系的联系，反思已婚中年妇女在家庭社会性别权力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维度所承受的多重压制，她们甚至被持续贬抑和蔑视。

曹晋与梅文宇联合完成的“城乡起跑线上的落差：转型中国的数字鸿沟分析”论文讨论了继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之后，数字鸿沟已成为当今中国第四大不平等范畴。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与传统的结构性因素结盟，导致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化。该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民族志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透过小学生新媒体使用的差异描述，分析数字鸿沟的城乡景观并构连转型中国的社会情境，探寻数字鸿沟的生成及其后果。

进入了青春期的少年因为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的萌芽，在缺乏相关教育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中，急迫地试图在流行音乐的文化消费中探索自己的身份和欲望。王黔教授的“丽江少年的‘纳西三部曲’：流行音乐、媒介幻象和民族身份的共同想象”一文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丽江市古城区福慧中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展现以丽江青少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青少年怎样在流行音乐的文化消费中言说他们少数民族、中华民族、网络公民和世界公民的多重身份。

王黔教授的另一篇文章“数字时代的亚瑟王之剑：智能手机与青少年流行音乐消费中的性别麻烦”则探讨了智能手机对青少年接触流行音乐的影响，认为以智能手机为首的新媒体毫无疑问已经改变了全球社会的文化景观。新媒体不仅让青少年从过去的文化消费者转变成为了当今的文化产消者，不仅模糊了在线和离线的生活状态，也模糊了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的界线。两个文化空间身份的重叠和掩饰导致对青少年身份和思想真实性的研究愈发困难。因为青春期荷尔蒙的驱使，青少年对性和性别有急迫的认知需求，新媒体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父母、学校和其他社会组织难以真正管控这类资讯的海量传播，所以智能手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通讯工具，而是数字时代青少年手中的亚瑟王之剑。出于娱乐和社交的需求，流行音乐是青少年新媒体娱乐中最主要的文化形式，而流行音乐中丰富的性别文本既能启蒙青少年，也能迷惑甚至误导他们的性别认知。但不管如何，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麻烦制造者”，挑战了青少年和社会、青少年和性别亚文化以及青少年性别亚文化和社会的三重关系。

“双重性/别矩阵里的迷思：自然、性/别和流行音乐的复合符号体系研究”一文可以说是对前文的深入注解。受众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流行音乐里的性/别是至少双重的：一是音乐自身具有的天然的性/别价值，比如声音、旋律、节奏、乐器和表演唤起听众欲望和性/别意识的能力；一是音乐产业为了市场在异性恋规范性的框架下制造和推广的性/别范式与价值。通过研究，王黔教授得出结论：流行音乐作为一套复杂的性/别符号体系确实能够展示异性恋霸权的性/别二元结构之下隐藏着自然的性/别流动的汹涌暗流。霸权能够在主流社会的公共空间强行遮蔽不被认可和接受的性/别概念、类别、风格和实践，但这种社会性的不可见是典型的掩耳盗铃，自然、性/别和流行音乐会始终交织在一起构建独特的符号体系，客观地呈现人类和人性的真实。

郑春风与郑生竹联合写作的“父职的媒介再现、社会再生产与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论文以湖南卫视热播的国内首档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为研究个案，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一方面探讨了国内电视媒体对于父职议题的媒介再现逻辑，即电视娱乐节目如何通过一种“民众化”的媒介再现策略对当下中国的父职问题进行媒介再现与建构；另一方面则将这种父职的媒介再现与当前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以及由这种转型所诱发的复杂的中国父职境况进行构连，进一步批判性地检视了这种父职媒介再现所暗含的深层次结构问题。

郭若筠所著“芭比娃娃：都市儿童的‘洋玩伴’”一文，聚焦西方文化的产物——芭比娃娃，通过实证研究，以上海学龄前儿童为中国都市儿童的样本，测量并评估了芭比娃娃这一来源于西方的玩具对女童自我认知形成的影响，主要包括它对种族观念、女性气质观念和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形成的影响；然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康奈尔的社会性别理论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芭比娃娃作为一种物质媒介的传播符号所蕴藏的文化霸权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产业扩张。

周彦所著“真人秀节目与被消费的儿童”论文以亲子类真人秀《爸爸去哪儿》为研究个案，通过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以下两个议题：该真人秀节目是如何在父职展现的遮蔽下，将儿童作为明星隐私的一部分合法公开；在真人秀所强调的“真实”下，儿童是如何被取消了主体性，成为受众/粉丝的消费品并被商业绑架利用。该研究也是对中国大陆媒介市场化转型的反思：在商业化的媒介环境中，要求男性履行父职的性别平等诉求最终被去政治化的娱乐所侵蚀，对名人隐私的追逐取代了有益的思考；而儿童也被捆绑在明星的光环下被人消费，最终成为市场吸引眼球、追逐利益的卖点和工具。

徐璐所著“哺育童年：‘洋’奶广告中的儿童消费景观”一文，以进口自新西兰的卡洛塔妮幼儿羊奶粉为例，透析其投放于全球市场处于半边陲地带台湾的广告视频，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学理论述，探索台湾儿童世界性别化的消费景观。童年已然成为全球化圈地运动的重要场域，儿童的消费者文化设计并提供了一整套针对儿童的意义和场景，从吃穿用度到情感体验，跨国资本宰制的商品殖民实现了对童年世界的侵略。其中配方奶粉成为现代性魅惑的重要象征，通过母亲之手将儿童带入消费世界的大门。此文在探索儿童广告的性别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关联方面有独特视角。

近年来，全球经济缩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各大奢侈品牌战略性收缩，但奢侈品童装线却在中国异军突起，销量一路走高。顾亦滢所著“奢侈品童装广告符码生产与消费”一文采用了访谈法和实地考察法，研究了以Baby Dior为代表的奢侈品童装广告符码的生产过程，并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消费者与广告符码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奢侈品童装的广告符码生产几乎完全由西方总公司完成，本土分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的是“搬运工”的角色，消费者极易受到广告符码的影响，将产品本身与不相关的积极意义相联系，并试图通过奢侈品童装消费强化自己的阶级优越感。结合消费社会“虚假自由”和广告符码理论，该文认为西方符号系统和消费主义正通过以奢侈品童装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生产的广告符码入侵中国，试图将儿童改造为新一代热忱的消费者，跨国公司的商业利益和儿童的成长利益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应以批判的态度去审视奢侈品童装消费。

黑格尔的辩证法有肯定和否定两个向度，而在发达工业社会，否定向度被整合、收编，社会仅存肯定向度，这是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4）一针见血的讨论，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体化（需求到利益的一体化）、丧失否定性、不再能够自我超越的社会，工人阶级革命意识丧失，压抑更加严重，明明处于异化之中却感觉不到这种异化。《单向度的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双面的人变成了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向度的人，令具有批判功能的哲学成了与统治阶级利益协调一致的单向度的思想。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痛心疾首地呼吁：“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中文版2015年版扉页语），波兹曼特别强调图画和其他图像与印刷文字相比，因其不隐含资深的对立面和对自身的否定，它无须遵守任何证据规则或逻辑，由此可被看作“认识上的一个倒退”（波兹曼，2015）。儿童作为生活在数字环境中的原住民，自幼就跟随网络和电子媒体的页面触屏，并没有受到深入阅读印刷媒介的训练与滋养，缺少深刻的独立思考，其思维往往紧跟电子媒体美轮美奂的画面进行链接，他们在童年时代就失去了否定性的批判思维熏陶，只要是电子媒体提供的文本，他们都照单接收，除了课业的负担之外，儿童为电子媒体创造的免费劳动和被驯服的市场资源已经不知不觉地宰制了儿童的日常生活。最为严重的是移动网络游戏很快成为数字时代儿童的通用语言，因游戏娱乐而逐渐形成谈论游戏的社交范畴，在紧密的游戏团体中所培养的社交认同也形成跨越班级同伴、家庭亲属关系的重要玩伴网络。儿童对伙伴“归属感”的寻求更强于成年人，“被孤立”的另类担忧使得越来越多的都市儿童开始玩游戏，如果不与玩游戏的多数保持一致，那么就可能因缺少游戏话题的谈资而感受到格格不入的同侪压力，社会为儿童提供的游戏之外的替代性娱乐相当匮乏，许多儿童是迫于同学和朋友的压力而跟风打游戏。如何拯救单向度的儿童，并使之成为非异化的栋梁之才，已经是目前全社会要警醒的、迫在眉睫的关键议题，切盼本项目的研究，有助于家长与产业界人士反思，我们需要从电子鸦片的泛滥中“救救孩子”！

注释

1.Tweens由teens和ween组成，前者指青少年，后者的原意为weenbopper，形容穿着时髦、迷恋音乐的小孩，他们生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穿着时髦，热衷上网沟通、发手机短信，说着全新的语言；他们爱吃快餐，喜欢名牌，喜爱流行音乐；他们有自己的主张，有着超强的消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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