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普劳特在《童年的未来》中反对把儿童与成人二元对立，作者认为：“童年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不囿于童年或成年中的任何一方，而是指两者之间的关系。代际关系和生命历程通过他们与大量不同实体的依赖和关联来建构。很有必要跟踪这些被建立起来的异质性网络结构”（艾伦·普劳特，2014）。《童年之死》的作者大卫·帕金翰特别表述了对儿童与电子媒体之间关系的极端决定论，他既反对媒体对儿童具有启蒙的意义，也驳斥没有多样性研究就妄断儿童是媒体的受害者。作者提出了很切实的观点：“试图以限制儿童接近媒体来保护儿童的努力注定会失败。相反，我们现在需要更密切地注意如何为儿童做准备，使他们具备应付这些经验的能力；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需要停止单纯地依据他们所缺乏的性质来定义儿童的做法。”（大卫·帕金翰，2005）笔者认可大卫的观点，但就中国大陆本土的社会情境来看，手机游戏对儿童的侵蚀的确不容乐观，文化产业担负着经济持续增长的使命，越来越促进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儿童作为最易驯服的市场玩工，难以逃离追逐资本的游戏企业与国家政策的陷阱。

随着经济与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网络普及率迅速提高，成年人早已不是新媒体用户唯一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儿童也成为互联网用户，尤其是中高收入家庭中的儿童使用网络更加频繁。儿童使用新媒体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电子游戏机以及其他相关设备。儿童甚至在网络及电子媒体的运用技能方面，远甚于成人家长，孩子在与整个成人世界互动时获得“文化反哺”能力或“话语权力”的重要途径（周晓虹，2016），新媒体技术给予儿童的权力反转，正好说明截然划分成人与儿童的传统研究模式的过时，儿童与成人的边界在电子媒体创造的拟像环境中被消弭，提前让儿童成人化并颠覆家长的控制权威，这必然削弱家庭陶冶儿童情感与价值塑造的强劲作用。中国大陆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与市场经济利润、效益的诉求纷纷瓦解了姐妹兄弟亲属同伴看护童年的固有传统，电子媒体不但扮演了儿童伙伴或是电子保姆的角色，而且成为鸦片一般的毒品，熏染了部分网络瘾君子。

“数字化革命”意味着网络信息传播以及用户之间的交流方式革新，更加广泛、个性化、交互式的技术开始出现。与此同时，“数字化革命”也伴随着对所谓“数字化年轻人”“数字原住民”“数字化童年”的焦虑与思考。将当代儿童看作“数字原住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Prensky，2001；Helsper and Eynon，2010）。一方面，儿童和年轻人可以更加广泛地获取信息，另一方面，如果未将网络妥善运用，儿童在数字时代面临的风险也显而易见。毫无疑问，当代儿童也正处于接触新事物的阶段，他们享受着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变化。例如，社交上，数字化时代儿童拥有更多的方式结交朋友，展开社交活动，社交网络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扩充（Boyed and Hargittai，2010）；学习上，现在学习不一定要去学校或图书馆，而是可以通过网络来搜索知识、了解世界，在一些父母并不了解的领域，孩子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找到答案；家庭关系上，因为家庭相册、记录等都可以通过新媒体技术实现共享，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方便，家人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Livingstone et al.，2012）。儿童不仅仅是互联网的使用者，同时互联网也充当着儿童参加社会活动中中介者的身份（Livingstone，2009）。因此新媒体时代关于儿童的研究也显得尤为重要。

北半球国家的文献着眼于年轻人是推动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先驱，相比于成年人来说，他们使用新媒体技术的热情更高，更愿意来探索学习一些父母、老师不了解的领域（Banaji and Buckingham，2013；Livingstone et al.，2012）。关于新媒体时代儿童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儿童使用新媒体技术的受益、新媒体背景下儿童与家庭、儿童社交、儿童使用新媒体技术面对的风险、对于儿童使用新媒体技术的监管与保护、建立多边监管体制等等。 PAGh2fedVOCQrcrxrMuv7ZIOXE+TaTMS1sIdogEbTQ7CJ9z50epSiGhmMUrrFC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