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界对男人的同性社交研究并不匮乏，学者们认为男性同性社交贯穿了其生命历程的每个阶段，社交形式主要包括青少年时期共同的“叛逆行为”，学校里的同学关系，工作中的同事关系，运动中的伙伴关系以及军队中的战友关系。Goldberg曾经反复重申，男人之间可能有很多的伙伴，但是却很难拥有一个真正的朋友（Goldberg，2000）。

男人之间的疏离感是男性同性社交的显著特征之一。Pieck在研究中发现，虽然有时候男人之间的同性社交会优于男女之情，但是他们的友谊停留在某种程式化的形式，事实上内心的疏离感依然存在，止步于亲密关系（Pieck，1976；Powers and Bultena，1976）。首先，并不“亲密”的男性同性社交与传统意义的“男子气概”密不可分。因为在传统认知里，过多关注个人情感或是儿女私情常常与软弱或者脆弱相联系。他们认为保持男子气概/阳刚之气需要摒除过于“女性化”的行为，例如：男人之间的对话常常围绕一些非个人的主题，他们很少谈论自己情感或是隐私话题，聊天大多是关于运动、政治以及汽车（Goldberg，2000）。他们的聊天看上去大多是“问题解决导向型”，没有给个人情感关系交流预留空间（Fasteau，1974）。

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许多理论学家否认了“男子气概/阳刚之气”是一种静态的特质，相反他们认为这一性质是在持续变动的。男子气概/阳刚之气的多样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男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存在于不同时间段的同一男性群体（Paechter，2003）。酒精是男性同性社交中的重要一环。首先，在西方文化中，从历史上来看，酒精消费量与男子气概/阳刚之气紧密相关（Campbell，2000）。酒精是男性用来建立或是重建性别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之一（Lyons，2009）。在其他途径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他们需要通过喝酒来加强自身对个人权力的认同感，男人们认为喝酒也是自我权力的表现方式（McClelland et al.，1972）。

其次，在社交方面来说，喝酒在男人同性友谊的建立、加深、维持中的作用不可小觑。男性霸权（Hegemonic masculinity）的彰显与男人们在酒吧里一起喝“啤酒”密不可分。然而饮料、混合果汁酒、玫瑰葡萄酒以及鸡尾酒等却在男人喝酒文化中被嘲笑，他们认为这些酒是和毛头小子、女性化或者不够强大的男子气概相联系的。对于中年男人来说，在酒吧里一起喝啤酒是他们维持友谊的重要形式（Emslie et al.，2013）。Tilki在针对伦敦中年爱尔兰男人的研究中也发现，这些男人将喝酒视为释放压力、缓解社交疏离感的一种方式，酒吧是他们暂时放松享乐的“避难所”，同样也是他们寻求社交支持，获得工作机会的场合。在2007年对英国25—40岁男人的一项研究中，Robertson发现男性同性社交常常与酒吧这类充满男性气息的场所相关，这种社交也是一种对日常生活压力的“放松”形式。男人与要好的哥们一起喝酒，提供了他们一种缓解生活压力，暂时忘记麻烦的机会。因此，男人之间出去喝几杯被广泛地认为是男性建立、维系同性社交最自然的方式，而且他们轮流请大家喝酒也是酒吧礼仪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Emslie et al.，2013）。

第三，男人通过跟伙伴们一起喝酒社交，给予他们一种对男子气概或者阳刚之气“选择性失明”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在喝酒的氛围中开展非男性霸权的社交，例如喝一些“非男性化”的饮料，或者讨论一些内心情感问题等等。男人在喝酒的同时展现了他们更“温柔细腻”的一面，同时酒局上的社交也可以促进他们情感交流与情绪倾诉。在平时工作生活中的压力，也常常通过喝酒予以化解。在Emslie等人的研究中发现，不同的饮品代表着不同的情绪，例如烈酒与侵略性相联系，杜松子酒与沮丧相联系，啤酒与放松心情相联系等等。虽然男人与女人在喝酒之后会有不同的情绪表达，但是他们这些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是源于内心情感急需倾诉的需求。

男性的同性社交和家庭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家庭通常带有浓郁的女性化色彩，这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二元论有一定的联系（Loyd，1975）。在Hayward对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对于“家”的心理学概念研究中，Hayward发现对于“家”的概念认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人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家/房子（House）”理解为一个“物理结构”，同时也将其和“童年时代关于家的记忆”相联系；然而女人们，将“家”视为一种“自我认同感”，在某种程度上与“和他人的关系”相联系，她们认为“家”是一个“个性化的地方”。城市中丈夫们与妻子相比，对于家庭的情感投入较少（Saegert and Winkle，1978）。因此，男性同性社交更偏向于选择家庭之外的场所，男人们很少将朋友们带到自己的家中，他们更愿意选择家里以外的场所来开展社交，维系友谊（Tognoli，1980），他们认为家庭环境这种偏女性化的场所，会给男人之间的社交带来威胁（Tognoli，1979）。David和Brannon（1976）的研究中也指出，避免一切女性化元素是建立男性化角色的需求。这一说法也为现实生活中，男人们倾向于花费更多的时间离开家庭，在外面交际提供了理由。

Eve Sedgwick的论著《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最大的贡献是提出“性欲的不对称与情欲望三角”，也就是“（男权）男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物质基础，它们尽管是等级制的，但依然在男人之间建立或创立了相互依赖和团结，以使他们能够支配妇女”（Eve Sedgwick，2011）。在第三章《乡村太太》的研究中，作者指出“对女性而言，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通过异性恋来绕道而行，不论这是否成功，都可能造成损害，尽管损害的方式取决于它的‘成功’”（Eve Sedgwick，2011）而且“这个世界的同性社会性（Homosociality）似乎完全以其异性恋来体现，它的形式并非是兄弟关系，而是极端的、强制的以及极度易变的掌控和贬抑”（Eve Sedgwick，2011）。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厌女》深受《男人之间》的启发，她以犀利的笔锋和睿智的洞察勾勒出日本社会中男人的同性社交对男人主体性的建构，她指出：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上野千鹤子，2016）。“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这就是塞吉维克教给我们的精彩的理论。”（上野千鹤子，2016）“男人喜欢在男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中使自己的实力得到其他男人的承认、评价和赞赏。”（上野千鹤子，2016）。上野教授在《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上野千鹤子，2005）中继续探索日本家长制的控制模式，意识形态的家族模式，父权制威权在握的父亲和沮丧的母亲在家庭的交集，作者长叹人类的愚蠢行为和破坏行为，哪里有理性和和谐的历史？

中年父亲忙碌于职业或者私人朋友圈的社交饭局，必然导致家庭沟通与亲子陪伴的缺失，手机作为家庭交流和联络的便捷工具，在家庭出现问题的过程中，滋生了更加损害子女成长的弊端。如国际学者就发现网络上瘾与网络使用问题与家庭关系失常有着紧密的联系（Li et al.，2014）。同时，在一项对平均年龄为15.6岁的台湾高中生的研究中发现，网络上瘾也是父母与青少年争吵次数的提高与家庭功能性的降低的征兆（Yen et al.，2007）。另一项研究显示，对家庭不满意的15/16岁的男孩与同龄人相比，有着更高的网络上瘾比例（Lam et al.，2009）。其他关于中国大学生的研究显示，在缺乏爱的家庭或者在家庭氛围差的情况下，这些学生更容易出现网络使用问题（Huang et al.，2009）。同时，一项已被证实的研究表示，与父母关于结婚问题的争执也是孩子网络上瘾的一个危险因素（Werner and Smith，1992）。而且，缺乏家庭沟通、缺乏家庭和谐、家庭暴力等一系列家庭问题与网络上瘾有着非常密切相关性（Park et al.，2008）。在黎巴嫩的研究发现，家庭观念被保护得相当完整，但是智能手机在年轻一代中的入侵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家庭习惯，也可能会动摇长久以来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Hawi and Samaha，2017）。从父母角度来说，由于父母行为以及父母与孩子互动的质量对孩子的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Fay et al.，2014；Zimmer et al.，2017）。近年来关于父母手机的使用是否会干扰父母与孩子互动的研究正在增加。Radesky等（2014）的研究发现，那些专注于手机的妈妈们与不使用手机的妈妈们相比，和孩子的交流程度（包括言语交流与非言语交流）较低。 2ieyRvysemPxgulgWrVGRBfh/bfAKWxxDLbcA0gvXEmWyuuc8FjwdBp7UDlK1q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