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与微信等社交软件的迅猛普及深刻地改变着家庭沟通模式，家庭成员之间不必仰赖在场交流来建构彼此的情感联系，跨越时空的留言、视频对话等便捷措施一方面活跃着家庭内部的沟通，但同时也瓦解着昔日缺少技术中介化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畅叙，移动网络与便捷携带的手机联袂架设的社交朋友圈分散着人们的时间和精力，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交流限制于聚餐或者就寝、起床前的片刻，甚至在课业中仍然是关注各自手机的微信内容或者游戏，而非家庭亲情沟通。

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带动了教育行业的迅猛发展，但国家提供的优势资源至今仍然不能满足大众所需，以教育领域而言，上海每年春季学期开始，迫于小升初和中考的紧迫形势，家长们一起针砭中国教育的畸形发展的时弊，以及这一客观环境对家庭养育下一代的强烈冲击。小升初和中考的热身时段，所有家长的焦虑，尤其是母亲们的不安已经白热化，海量的微信内容得到母亲们的广泛讨论和认可，其中最猛烈的讨伐就是对孩子成长期间父爱的缺失以及都市中年男人的权威滋长，这些议题伴随家长对教育体制霸权、教育优势资源分配不公等宏观问题的全民讨伐而浮出水面，人们开始检讨培育子女的微观环境的种种不利，中年父亲家庭教育与子女关爱的缺位，甚至成年父亲的巨婴形象和表现很快成为议题焦点。作为社会性别研究学者，笔者有责任结合社会性别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学理揭示具有隐蔽性的且常被忽略的都市男人同性社交对家庭沟通的破坏性力量，其打击家庭亲密关系的力度并不亚于老生常谈的亚洲经典的婆媳矛盾或者婚外情对家庭的损伤。当然，笔者的这个议题颇令浪漫幻想着家庭乃爱的城堡，或是残酷竞争环境下唯一的温馨港湾，乃至险恶社会的避难所等等的善男信女感到惶恐不安。但笔者以为揭示社会性别不平等在家庭这个情感共同体或者上野千鹤子称为“无私共同体”（其中所有成员承担所有苦乐，达到真正平等的超个人单位）的领域中的瘟疫伤情，再现“爱之城堡”中女主人被轻蔑、被贬损、被宰制的辛酸与创伤（上野千鹤子，1997），以及未来下一代经受的父爱缺失，正是一个批判传播学者迫在眉睫的道义与职责。

研究问题： 本研究由关注微信热烈讨论的家庭子女培育进程中父爱缺失的社会议题而起，特别洞察都市家庭中年男人的同性社交与家庭沟通的冲突，从而构连市场经济转型、新媒体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削弱家庭的亲密关系的联系，反思已婚中年妇女在家庭社会性别权力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维度所承受的多重压制，她们甚至被持续贬抑和蔑视。

研究方法： “社会性别的建构作为一种过程和社会互动与权力关系的产物，是能够被分析的，因此要求一种阐释的研究策略，才能敏锐地分析人类的互动与意义结构”（van Zoonen，1994）。范祖伦的观点正是笔者所言关切的要义，也就是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权力体系来考察，而不是生理上父亲为男性，母亲为女性的两个生理变量指标，家庭内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剖析，绝对不是一个性别变量的简单二元划分就可以阐述透彻。而都市男人的同性社交研究则是既要聚焦男人之间的社会性交往，又要将其交往关系放置在各种关系的体系之中来体察，正如Eve Sedgwick的论著《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论著中强调“男性之间的友谊、师生关系、权利关系、对手关系以及异性和同性恋关系等新型模式与阶级有着密切的、不断变化的关系；该模式中的任何因素都不能脱离它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或脱离作为整体的性别系统来解释。”（Eve Sedgwick，2011）。因此，本文以传统的民族志和数字民族志两种途径透视媒介技术、家庭内外的社会性别等级相互交织的多重权力关系，再现中年妻子同时遭遇的压制情境如何生产中年妇女的自卑意识和自我蔑视。

笔者自2014年9月至2017年3月，在上海选择了二十五个中年家庭，又因获得2015—2016年美国富布莱特项目前往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笔者有缘和四个美国加州伯克利家庭（两个移民美国的华裔家庭和两个纯粹美国本土的白人家庭），以及一个波士顿非洲裔美国黑人学者家庭建立深入的面对面友情交流，除了每个月参加朋友家庭午餐聚会，彼此始终保持微信或手机短信的定期沟通。如果仅仅局限于在场的田野考察或者停留在数字网络的微信、邮件往来，都不能全面地洞察笔者所选取的中年家庭的沟通状况。

笔者作为家长，与同是面临繁重学业和激烈竞争的升学压力的其他学生家长具有一致的身份共鸣，彼此投缘互加微信而进入网络对话，并不是尴尬的陌生人或者圈外人，很容易因为培育孩子的问题而和家长们产生共情，线上局内人极其容易建立线下的面对面访谈，实际是家长身份的因缘际会创造出联络和聚餐的机会，这正印证了ChristineHine主张的强调线上线下两个世界的日趋交融的现实性，媒介技术中介的人际交流和家庭沟通将是日常生活最普通的场景（ChristineHine，2000）。 VwfbcsWr5ysZksUa6TfWqlFrm5GrL7c9ZHaIX16Ww5Ddrb2YNxnHalbUIBsPaOU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