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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台梭利认为，自然在儿童3岁时划了分界线，即儿童在3岁以后便开始有意识地吸收环境（蒙台梭利，2008）。依据笔者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深入的观察和访谈，发现学龄前儿童在对iPad、iPhone等电子化智能产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儿童的好奇心与电子产品五光十色的图像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融合。他们“全身投入或漫不经心进入有如空气与阳光般的传媒环境。”（冯建三，2010）甚至孩子会问，电脑是不是活的，它们与人的思维方式有何不同，在智能电子产品时代，人区别于其他的特殊之处是什么？（Sherry and Alone，2010）
皮亚杰指出2—7岁是儿童早期，随着对语言的掌握，儿童心理的发展也受到影响。伴随行动社会化开始，思维也开始发展，最重要的是行动本身开始内化。随着语言的出现，幼童要面对的是两个密切相连的新世界：社会的世界和内心的表象世界（让·皮亚杰，1982）。当下时尚电子智能产品消费日盛，并且毫无阻碍地进入到儿童成长的私人家庭空间，儿童的闲暇时光在把玩新技术产品中溜走。同时，其思维的发生和延展、语言的习得和运用都在屏幕中被数字化的影像和符号所塑造。杰妮弗在《险象丛生的童年：消费主义如何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认同》中指出，无所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裹挟下的消费主义力量扩展到全球，许多儿童被剥夺了“完整的”童年，他们作为儿童的一系列与成人世界不同的需求也被剥夺（Jennifer Ann Hill，2011）。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当代儿童过度沉浸在消费主义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并且，女孩子尤其成为许多商家锁定的营销目标，通过他们的产品将自己塑造成“理想型的女性”。在案例2中，Alice和Joe利用iPad进行网购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她们熟稔网络消费的模式，并且观摩网店中的女生形象，在这一标准下选择自己的“宝贝”。
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玩网络游戏，这同时也培养了其在某一游戏社群中的身份认同。儿童在互动游戏中遵循游戏空间的规则，他们处于数字“游戏生活（Play for a Living）”的状态。学龄前儿童过早进入虚拟世界，尽管他们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但是在数字化生活中必须遵循资本和技术的逻辑律。孤立的个体原住民必须以服从游戏世界中的规则为前提。
麦克卢汉认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马歇尔·麦克卢汉，2000）。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使媒介成为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监狱。笔者在儿童家中的观察中发现，孩子使用iPad相当娴熟，他们准确地知道如何开始游戏，其中张元喜欢一款小型连续性游戏，每次的内容不同，且玩过之后可以自动保存以确保下一次继续进行。张元告诉笔者，他很期待每天从幼儿园回家，“因为那就可以和他的宝贝一起战胜魔鬼了。”卢梭在《爱弥尔：论教育》中主张，这一阶段儿童应享受天赋的自由（卢梭，2001）。然而，电子产品作为替代性保姆出现在儿童生活之中，却为儿童成长环境增添了另一种远非自由的因素。劳伦斯·莱斯格已在《免费文化》中指出，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一个自由的新世界，自由和创造力在这个虚拟的空间无时不在遭受着技术变革和市场的威胁（劳伦斯·莱斯格，2009）。莱斯格在《免费文化》中看到了商业团体操纵法律和技术、禁锢文化、压制创新，自由文化和人类的数字权利并没有在所谓的开放代码空间中得到应有的保障。文化是文化工业模式下的标准化复制产品，它使得艺术的形式发生转变，艺术的否定性被压抑，转向肯定性的维护或刺激商业需求的作用。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控制创意的权力空前集中在“媒体巨头”手中。他们限定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们锁定文化，并支配创造力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6 。儿童虚拟游戏开发是当前网络游戏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为商家带来巨大的利润。而网络游戏市场目前并无严格分级，即便是iPad 自带游戏，其对儿童智力开发、思维发展的有用性也值得商榷，例如一些儿童在访谈中提到的“切水果”游戏。这名为“水果忍者”的游戏软件自产生以来引起了玩家的极大追捧，而它的最大亮点竟然是“简单” 7 。新媒介产品的智能化使得儿童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和范围大大拓展，儿童每日使用iPad，其触摸的是一个个的商品，数字化游戏内在的商品逻辑并不为儿童所察觉，然而那些五光十色的图像却塑造了儿童的思维和感知，并使他们成为网络世界的幼小玩工。
儿童的心理在两架不同的织布机上编织出来：一层是主观性、欲望、游戏和幻想层，下面一层为客观性、言语、逻辑观念层。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层处于第一层次，以自我为中心（皮亚杰，1980）。学龄前儿童在屏幕上简单拨弄手指让虚拟的水果汁四溅并不能对培养健全的思维方式和提高行动能力有任何的帮助。
海德格尔在《技术之追问》中分析了技术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孙跃，2006）。技术通过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主客两极化、谋算、贯彻和统治、生产和加工进而耗尽和替代来展现人之外的一切对象。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即“限定”和强求。技术将一切对象化的同时，作为主体的人也被对象化。“由于技术生产，人本身和其他的事物遭受到日益增长的危险，即成为单纯的物质，成为对象化的功能。”（岗特· 绍伊博尔德，1993）
在冰冷的数字化虚拟空间中，儿童触摸不到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温度，触摸不出健全的人格，更触摸不出自然中美丽的风景，更遑论滋养出美丽的心灵。这只能使儿童在眼花缭乱间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的对象物”，在此，不是儿童使用媒介，而是媒介主导儿童。技术成为限定儿童思维的“座架”。儿童也成为了媒介产业链上驯服的低龄劳工，他们用自己的指尖触摸屏幕的玩乐掩盖着影像背后，传播新科技与市场经济联袂创造的“利润”。
卢梭曾经说过：“家庭生活的乐趣是抵抗社会风气毒害的最好良剂。”（梁克隆，2007）真实、爱、温暖、不孤独——始终是人类情感需求的主体。“科技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曼纽尔·卡斯特，2006）家庭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空间，父母对学龄前儿童的社会化教育承担着重要责任。
《消费主体在媒介语境下的生存状态》一文指出，消费主体在媒介语境中处于驯化的被动性，解码的多元性，以及单维化、非我化状态，但同时，消费主体也具有主体重构、时间流整合、大众驯化的自我强制特征（连珩等，2009）。从实证数据结果中可以看出，中国都市家庭中的家长对孩子接触iPad、iPhone等电子产品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并且能够理性安排儿童使用媒介产品。时间限制、陪同使用、实时监督是家长普遍采用的三种方式。这似乎契合安德鲁·芬伯格所讲到的“主动性”，面对技术，个人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在服从技术控制的情况下，个体的人可以用富于创造性的新颖方式使用技术装置和技术系统（陈慧文，2008）。因此，正如邵璀菊所指出的：“人类只要针对产生技术异化的技术、主题和社会等根源寻求对策，技术异化是完全能得以遏制或弱化的”（邵璀菊和张克让，2007）。
但是另一方面，在入户访问以及观察的过程中，笔者也看到有些家庭的儿童基本是自由使用iPad产品的，母亲忙于做晚饭，饭前半小时孩子基本属于自由玩乐的状态，他熟练地使用iPad上网，自行下载网络游戏，安装成功后全神贯注地玩游戏。这种情况在笔者与幼儿园的儿童交流时得到的情况相似。
中文互联网数据中心2012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平板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在加速向低年龄的儿童渗透。截至2012年1月，美国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拥有平板。22%的家长会给孩子一个智能手机、iPod或者iPad，以便自己去做事。在拥有平板的家庭中，70％的孩子用过平板；77% 的孩子会用平板玩游戏；77%的家长认为平板对孩子有益；77%的家长认为平板会促进孩子的创造力 8 。英国科技公司（Westcoastcloud）发表最新调查报告也显示，每10位英国儿童中，就有一位有自己的iPhone；5%的小学生已经拥有自己的iPad。 9
信息时代，媒介和讯息就像我们的皮肤，苹果产品风靡全球，其专卖店遍布国际都市。孩子的父母一方面受到时尚技术潮流的影响，对媒介产品背后的本质特征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并且他们无论工作还是娱乐都在网络上进行，已经活在一个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中，尚不自知；另一方面家长对儿童使用iPad等电子智能化产品潜在的影响也并无客观科学的认识。许多家长本身便对这类新媒介产品有着强烈的喜爱。新媒介技术带来的“自由”表象令普通民众保持了高度开放的态度。朱利安指出，在数字游戏产业中，以一种休闲娱乐的参与式创造性游戏方式遮蔽了作为不稳定的不被付酬劳工的创造者身份。他提醒人们注意，在娱乐行业工作和玩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并正在产生一种“玩工”的混合体（Julian Kücklich，2005）。当下，都市家庭中的家长并不能很好地意识到在创意性产业中工作和娱乐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背后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后果（the Ideological Ramifications of this Change）。
学者担心的是，信息传播技术允许大众自我生产乐趣和休闲，成为商品被不断生产和消费。事实上，这意味着，媒介生产者的数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数量有关，导致一种新的“产消合一”的劳动形式。而根据笔者的调查，尽管部分父母对儿童使用媒介产品理性控制，然而，在市场和技术的双重侵蚀下，父母本身作为媒介使用者其自身的使用习惯，以及在家庭中的媒介使用情况，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儿童的使用习惯。情感维护的力量显得非常微弱。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指出的：“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流行”，当前社会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技术产品，它为人类的虚假需要提供了充分的选择，而这喧嚣的科技恰恰导致人们一味的迎合和欢呼。他们看不到“技术的秩序同时包含着政治和知识上的协调”（马尔库塞，2008）。正如梭伦分析的那样，网络空间资本的再生产依靠媒介使用者的自我生产机制。
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会逐渐被剥夺。媒介技术更新并进入家庭，使得儿童和家长同时生活在一个虚拟环境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以智力开发、娱乐休闲的名义，在数字化产品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信息的活动也频频出现，作为消费者的数据则有可能在网络空间中被商品化处理。已有学者指出，当代信息技术的数据库正是信息社会的电子化“全景监狱”。
因此，笔者以为，尽管情感对维护儿童成长的环境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但是父母对新技术产品的真正意图并没有深入地了解，有限地使用引导几乎不能起到彻底的改变作用。如何培养儿童在新媒介产品使用中的独立意识，比如朱利安所言的开创一种新的劳动与休闲之间的关系，而成为非异化的劳工（Nonalienated Labour）。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难又意义重大的任务。但是作为批判学者，提高消费者的警惕，揭示背后的本质是其根本职责。
在国人趋之若鹜地成为果粉时，笔者作为批判传播研究的学者，有责任警醒大众体悟新技术是以娱乐为名，还是以启蒙智力为担当，揭示其作为资本积累的核心垄断力量如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构连，电子智能产品如何在全球找寻有丰富空余时间的免费劳工，以及这些产品本身如何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进行全球流水线的生产。苹果一方面标榜为信息时代的“人性化”标杆，另一方面却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廉价成本进行生产，再以高价出售到其他国家赚取利润。一方面，中国消费者对高科技产品趋之若鹜。如2012年1月13日，苹果iPhone 4S登陆中国内地市场，国人彻夜排队购买。 10 2012年第二季度，苹果iPad中国区销售额更是高达79亿美元。 11 另一方面，中国底层的劳工却在“血汗工厂”中夜以继日地为苹果公司组装元件。2012年1月26日，《纽约时报》A1版头条披露苹果在中国组装iPad和iPhone的工厂剥削工人的现象。 12
在中国，牢牢掌控核心技术的跨国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最低成本生产出高科技的产品，转而却又在中国的消费市场上高价销售这些时尚科技产品。技术侵入中产家庭，资本吞噬低龄劳工。而低龄儿童对此类电子产品的过早使用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培养了新一代的“玩工”，技术和资本的双重力量塑造了现代都市家庭的感情维护途径与娱乐休闲模式。
“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在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利益，总是要用技术来设计它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这就使得‘统治’的某些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的和从外面强加于工艺的，而是早已渗透进技术设备的构造中。”（马尔库塞，2008）吉里德（Gerard Goggin）在《全球移动媒体》一书中分析了iPhone产品如何击败其他对手，以及怎样塑造了即时通讯技术、受众和创新之间融合的新阶段（Gerard Goggin，2010）。苹果的创新是以迎合消费者的心理需求为导向的，并施以“人性化”的营销策略。一系列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体的延伸，同时技术也将人限定为“对象物”（韦路，2010）。
“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了脱离群众而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2008）信息时代的传播技术，使得全球各地的民众在网络空间中聚合。社交网络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iPad等随身产品的便携性，导致大众处于永久性在线状态，而大众自我生产的机制却同时被转换为商品再出售。劳动和休闲之间的界限模糊使得民众意识不到自己处于被销售的状态，他们只是觉得在虚拟空间中找到了现实世界不曾有过的自由和民主。“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统治和以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所有抗议。”（哈贝马斯，1999）
新媒介产品侵入家庭空间，学龄前儿童在数字游戏中成长。无论学校还是家庭都在为培养儿童的电子技术技能而营造良好环境。媒介产品、传播内容的商品化逻辑借由技术之便深入到儿童成长空间。他们在盲目崇信技术的同时却忽略了附着其上的负面因素。这有可能使得儿童的反思与交流能力萎缩，甚至演化成为依赖傻瓜机器的指尖触屏高手，思维创新的低能儿。“地球村”中的儿童在苹果技术的“迷思”与崇拜中，存在着失去多样性文化环境的危险。甚至，都市家庭可能逐渐演化为苹果的消费商场，儿童“玩工”成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垄断资本与新技术的圈地运动已经深入家庭与年幼的孩童。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指出：“在城市化中，目的理性活动的类型涉及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的不断‘合理化’是同科技进步的制度化联系在一起的”（哈贝马斯，1999）。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今天，统治不仅借助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持续永久化和扩大化；技术给扩张性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哈贝马斯，1999）。苹果的“迷思”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将人带入虚拟情境并使其乐在其中的玻璃房，看似透明却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无处遁逃。如何惊醒大众打破时尚技术的“迷思”，防止技术异化低龄化的蔓延，并引导都市家庭中的家长慎重地培养儿童的技术观念，使其处于科学的社会化情境之中，从而使媒介技术的发展真正成为自由解放的力量，这是数字化时代的学者需要不断追问和警示的问题。
1.转引自Rhoda Alexander：《没有对手：2012年苹果仍将是平板电脑销量冠军》，21IC中国电子网，http：//www.21ic.com/news/ce/201205/121437.htm，2012年5月1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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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肖锋著《喧嚣的孤独》，载《新周刊》总第369期，第32页。
6.转引自豆瓣读书：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050757/，2012年5月31日访问。
7.转引自《揭秘水果忍者，年下载量超2000万次，简单成亮点》，中国市场情报中心，http：//118.145.25.40：8080/market/article/content/3781/20111129/244554.html，2011年11月29日访问。
8.转引自《平板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中心，http：//www.199it.com/archives/44450.html，2012年5月31日访问。
9.转引自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研究中心，http：//www.199it.com/archives/16168.html，2012年5月31日访问。
10.转引自《国人彻夜排队购买iphone4S》，天水生活网，http：//www.0938.cn/article/article_10149.html，2012年5月31日访问。
11.转引自《苹果CEO解读财报：中国区销售额达79亿美元》，腾讯科技，http：//www.techweb.com.cn/internet/2012-04-25/1183554.shtml，2012年5月31日访问。
12.转引自《苹果深陷“中国血汗工厂”漩涡》，东方早报网，http：//www.dfdaily.com/html/113/2012/1/31/734057.shtml，2012年5月3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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