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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特征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格尔哈斯·伦斯基，1988）。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目标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在中高层收入群体。在上海，由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一个主体即新中产阶层——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周晓虹，2005），iPad、iPhone等受到这一群体的普遍青睐，在这一群体中有着“时尚消费”（齐美尔，2001）、“符号消费”的特征（波德里亚，2008）。这一阶层大多为中年人，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具有一定消费水平，育有独生子女，并视其为“掌上明珠”。父母重视子女的教育，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加入当下技术产品的选择。对子女有较高的成才期望，这在他们对新媒体技术产品上的使用和满足儿童要求方面均有所体现。
上海市杨浦区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爱德双语艺术幼儿园的学生家长主要来自大学或是白领阶层，利于笔者洞察“知识分子”家庭的父母对儿童使用iPad的看法；本次调查一共发放问卷100份，两所幼儿园各50份，两所学校小、中、大班分别发放问卷为小班10份、中班20份、大班20份，由小朋友带回家中，父母填写后，幼儿园老师帮忙回收，有效问卷共回收97份。最后数据利用社会科学打包软件（Spss）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出家长对儿童智能产品玩乐做出相当理性的时间控制，为了进一步确认数据与情境的相适性，笔者再次联系家长，进入10户家庭进行访谈和参与观察，并在幼儿园和小朋友进行交流，以洞察描述性的问卷所不能表现的新技术动态使用场景。
第一，学龄前儿童对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喜爱程度偏高；
第二，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以玩游戏为主；
第三，父母对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基本持赞同的态度；
第四，家庭收入和父母学历水平较高者与对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态度方面存在相关关系。
分析显示，42.6%的家长选择了为自己购买新媒体产品，7.2%的家长选择为孩子购买，“绝对不会单纯为孩子购买”。为孩子购买的家长基本出于“早教工具”和“为孩子生活增添乐趣”两种考虑；为自己的购买者则集中在“追赶潮流，共享乔布斯‘迷思’，对最新科技有着强烈兴趣”，占72.8%。通过这一分析发现，这一阶层的家长对新技术有着比较强烈的追赶趋势，这也契合了鲍德里亚所讲“符号消费”的特点。
从分析结果看，对是否赞同使用iPad、iPhone等产品，家长基本保持开放的态度。有43.3%明确表示赞同儿童使用，42.3%表示无所谓，只有14.4%的家长明确表示反对儿童使用此类电子媒介。大部分家长认为使用iPad等电子产品对儿童的正面影响大，占65.3%，具体正面影响主要有“增长知识、开发智力”，比例达到51.3%；有36.3%的家长认为可以为儿童提供娱乐，培养兴趣。涉及负面影响时，多数家长的担心在于儿童过于“沉溺网络依赖技术”和“脱离实际，不善交流”两个方面，二者占有负面影响的比例为85.2%。此外，51%的家长认为，此类产品对儿童的成长不是特别重要，使用与否不会对儿童成长造成影响；认为非常重要的家长只占3.1%；35.4%的家长认为智能产品对儿童成长比较重要，儿童应适当地学习。总之，分析得出在上海，都市家庭生活中智能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家庭空间中的重要媒介物，家长对儿童接触新兴数字产品基本保持开放的态度，赞同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并认为儿童使用此类产品有着积极的意义，儿童适当使用可以使其增长知识、开发智力。与此同时，家长普遍对儿童可能会沉溺网络，或者脱离现实不愿与人交流两个方面表示担忧。从长远来看，多数家长认为iPad、iPhone等新技术产品在儿童的成长过程扮演着并不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儿童在认知、思维、主动性等各方面的发展还完全依赖于家长的监管，因此，家长对学龄前儿童是否使用新技术产品，存在十分重要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都市家庭中，尽管家长对新技术产品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兴趣，并且积极使用 iPad、iPhone 等产品，但是在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游戏工具等的选择和管理上表现出了理性的一面。一方面他们认为新媒体产品使用技能是儿童融入社会必不可少的工具。另一方面，涉及儿童早期教育时他们又表现出了难得的理智，对儿童使用的时间、主要用途、使用目的、喜爱程度、使用之后的心理、情绪反应等都十分清楚，并且多数家长还会在儿童使用的过程中给予指导，并通过与儿童的交流来达到启发智力的教育目的。
总体来讲，学龄前儿童对iPad一类的新媒体产品表示了极大的兴趣。非常喜欢的比例占到41.2%，比较喜欢的占40.2%，一般情况的占14.4%，在所有被调查的儿童中不大喜欢或不喜欢的仅有4.1%。由此看来，几乎90%以上的儿童都对这种新技术产品表示喜欢或者感兴趣。在被问及儿童最感兴趣的特征时，63.7%的家长认为儿童最喜欢各种各样的“触摸屏设计”，而认为这一特点并没有对学龄前儿童产生非常大的吸引力的仅占有14.3%。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学龄前儿童对iPad、iPhone等智能终端比较喜欢，主要是由于这些设备上自带或者能够上网下载各种游戏。游戏始终是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等智能产品的最重要因素。
在父母的监管之下，64.4%的学龄前儿童一次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时间一般在10—30分钟之间，33.3%的儿童使用时间在30—60分钟之间。同时，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主要用于玩益智型游戏，这一比例高达73.6%。儿童用来玩游戏的时间一般在0—40分钟之内，这一比例达到80.9%。儿童用来看视频（如动画片、网络课程）一项，仅占3.3%。由此，可以看出，学龄前儿童每天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时间没有预期假设的多，这主要在于家长对此有明显的控制意识，使得儿童只能在规定时间使用，从而有效控制儿童接触此类产品，以避免对其产生不良影响。
“父亲学历”与“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玩游戏时间”相关，两者是负向关系。父亲学历越高，允许儿童使用其玩游戏的时间越短。反之，学历越低，则时间越长。家长学历对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产品玩游戏的时间会产生一些影响。
总之，通过问卷调查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当下中国的都市家庭环境中，尽管家长对最新科技产品保持较高关注度，追求“时尚科技”，但是在学龄前儿童的新媒介产品使用方面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和理性的管制，他们有意识地控制学龄前儿童的使用时间，在使用过程中积极引导儿童科学地使用新媒介产品。近期，西方媒体不断爆出有关儿童迷恋iPad、iPhone等电子产品的负面消息。与国外家庭相比，中国都市家庭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和客观性。在调查可及的范围内几乎没有发现“iPad宝宝”等现象。
透过实证数据，笔者发现都市知识分子与白领家庭对儿童玩乐新技术产品进行了理性控制。但问卷的形式过于单一，为此，笔者回到日常生活的动态语境，直接选取了10个家庭进行入户访问与观察，从而弥补貌似客观的静态数据的不足。
笔者深入家庭的实际访谈和观察却发现实际情况比问卷调查的结果严重得多。这就说明问卷的远距离调查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未能如实再现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的关联，家长替代儿童填写的表格渗透了自己的主观顾虑。比如担心老师对孩子印象不良就尽量让问卷再现的内容表现出乖孩子的言行等。
案例1 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大班，张元（化名）：表现积极热情，非常喜欢iPad。每天放学回家他可以自由使用iPad，上网、玩游戏等。晚饭前，父母忙于家务基本不会管他。晚饭过后家长则忙自己的工作，孩子继续用iPad玩游戏。张元同学每天使用iPad的时间大概是两个半小时。
案例2 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大班，Alice和Joe（化名）：两位女同学是邻居，由于父母工作比较忙，所以两人几乎每天放学回家都会聚在一起玩iPad游戏或上网逛淘宝。尽管只有6岁，二人已经熟练掌握网购技巧，并经常自己在淘宝上买东西。
案例3 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中班，许小宁（化名）：不太喜欢iPad，用过一个月之后就不再玩了。现在只是偶尔用它看电子书，但是由于家长担心对眼睛不好，所以几乎不用。小宁说自己每天放学回去也很少看电视，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做运动，再就是父亲陪着练习象棋。
案例4 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小班，黄凯（化名）：iPad是父母为自己买的生日礼物，自从有了iPad之后他几乎不看电视，每天回家用iPad看动画片，玩切水果游戏，或者在网上下载其他游戏。每天睡觉时他会将iPad放在枕头边，否则会睡不着。
通过对儿童使用情况的观察以及访谈，笔者发现在避开家长陪伴，单独和儿童面谈，小孩子们畅所欲言，坦率说出对iPad等智能电子产品的好奇与迷恋。比如，若干孩子透露出自己的小秘密，睡觉前和家长讨价还价的条件就是允许其再玩多少时间的 iPad游戏。孩子们看见大家都玩这些产品，觉得自己理应也是玩乐群体的一员。而且，家长也喜欢用iPad和手机，晚餐后各自看电子产品，家庭交流十分有限。孩子缠着家长讲故事或玩乐游戏时，家长习惯同意孩子玩乐智能产品，解放自己免于被孩子捆绑。孩子们还谈到现在很多儿童商店最吸引人的营销广告就是抽奖iPad，访谈中的一个孩子就是2011年通过抽奖获得了iPad，作为奖品，孩子爱不释手，甚至睡觉也放在枕头边。
调查问卷数据也显示，学龄前儿童对iPad、iPhone等智能产品都有极大的兴趣，普遍喜欢这些新科技产品，且主要用其来玩游戏，游戏过程中投入程度很高，79.8%的儿童比较投入乃至非常投入，全神贯注。且当家长规定时间拿走设备时，78.9%学龄前儿童会有情绪上的反应，特别是儿童投入性极高时，儿童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不满或者不高兴。以上案例也可看出，iPad甚至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过去电视所担负的保姆（Babysitter）的角色，儿童沉迷游戏、网上消费等现象也存在，可见，国外的“iPad宝宝”现象在中国家庭中同样存在。
对学龄前儿童而言，感觉、思维、认知方面皆处于从自然性向社会性的发展过程中。新媒体技术进入家庭，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为其主动参与和进入虚拟网络空间提供可能。许多家长以有助于儿童早期教育的名义让儿童自主使用新媒体产品，让新媒体技术产品伴随孩子成长。
正如，《童年的消逝》中描述的电视进入家庭空间以后，对儿童与成人之间关系的打破、对儿童成长环境产生影响一样，iPad、iPhone等智能产品进入家庭本身会对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成长带来更多的虚拟性、数字化。这不仅是“童年的消逝”，更意味着儿童遭受技术异化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他们玩iPad、iPhone的同时，智能电子产品也在塑造着儿童感知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