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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邓安庆的一个同事写他，这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邓安庆时的情景。我跟邓安庆第一次见面是在合肥火车站。现在记不得他是发豆邮还是打电话给我的，他说：“风老师，我要来看你！”我说你来吧！车站门口有很多人，又在修地铁，一地的垃圾。西瓜皮上几只绿头蝇子飞来飞去，一边搓着自己的前胸后腿。人像走失了的羊一样来来去去，其实都有目标。有地走的，有打车的，有等公交的，有坐三轮的，还有坐摩的的。我倚在电动车上抽烟，一边隔着马路的护栏向对面看。这时看到一个很白的人从广场上走过来，走路也不好好走，别人冲过来的时候他就向后退几步，看到地上坐着一堆人他就绕圈子，很无辜和茫然的样子，过个马路等了好几个红灯。我想这大约就是邓安庆了。我就朝着他大喊一声：“邓安庆！”他就像梅花鹿一般四蹄翻飞跑起来，后面背着一只大包，在半空中拍打着他宽厚的屁股。整个姿态有点像飞行中的汤婆婆。
他问：“你是风老师吗？”我说：“我是呀！”纸上君就问：“你的大宝马呢？玛莎拉蒂呢？”哦，忘记说了，安庆曾有个笔名叫“纸上王国”。我说都让人给借走了，别看了，就电动车吧。本来人家还想借电动车的，我没让。我说今天要接一个中央来的朋友，死活就没给，不然我们今天就要地走了。我说：“上来吧！”安庆往车上一坐，车就矮下去一截。我带着他穿大街走小巷，烤羊肉串的刚刚出摊，拿一个纸箱板做的扇子在起炉子，青烟直冒。煎鸡蛋饼的把打开的鸡蛋甩在面饼上，一边仔细不让它流到旁边去，油泛出珍珠般的气泡，在锅里欢快地叫着：邓安庆快来吃我吧！我问他：“安庆你吃了吗？没吃我们在小摊上吃点儿。”他在后座上左右看，使得车很不好开。因为是初次见面，我也不好说他。他感叹道：“合肥县真繁华呀！”我纠正他：“合肥市！火车站这边算是荒凉的了，闹市区你还没看过呢。英伦风！”这孩子这么胡说八道，怎么还能活到现在？我心里闪过一点疑问。“哎哎，风老师。你们这边的电话亭子真的跟英国一个样哎！红色的。”我说：“你见过英国的电话亭？”他说：“见过，在画报上见过。”
回到家里，我吩咐丫鬟泡上茶。我让他去洗个脸再来说话。他一边呼噜呼噜地洗脸，一边说话。我问他在北京是租房子住吗，他说是的，说最近一个同学也来投奔他了。我说你穷成这样，还有人来投奔你。他说，这个人比他还穷，反正他那个房间还能放一张床。我问他有多大一间房，他看了看我家卫生间说：“比这个大不了一点。”洗完脸他就要跟我谈文学，坐在我家唯一的木头沙发上，说今年又看了什么什么好书。迷文学现在跟做贼似的，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比黄赌毒还害人。尤其到了我这种年龄还跟一个小年轻谈这个，脸上相当挂不住。大部分时间是他说我听。
安庆是湖北武穴人。武穴在长江边上。江对面是江西，这边是湖北。两边老百姓经常打仗，还造土炮往对面轰。我问他好好的，怎么忽然弄起这个败家的文学来了。他说小的时候挺孤独的，父母在江西种地，他是留守儿童，爷爷脾气又古怪得很，不好相处。后来就是他一个人在家过日子，这在他的新书《柔软的距离》中都有描写。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下雨天打雷，吓得钻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最好的娱乐就是坐在那里做白日梦，默默地笑和悲伤。别人以为他脑子好像有点什么问题。
那天中午具体是在家吃还是外面吃我忘记了。晚上我问他能吃辣椒吗，他说自己很行。我说那就吃烤鱼吧。鱼果然很辣，身上撒的全是辣椒面子。我还没说一个“请”，安庆就把筷子在桌子上一顿开工了。我想他几岁就站在凳子上一个人烧饭，烧好便吃，哪里还要别人说一个“请”字。我看了一会儿，也默默地拿起筷子吃起来。因为再不吃，鱼就要翻面了。
晚上本来他还要跟我谈一会儿文学的，可我年纪老迈，乏得不行了。我说我书读得少，外国书更读得少，不信你去看看。他到书架上看了一会，大概没有他要看的书。有几本《金瓶梅》都被我翻得卷了边。他问我：“外国作家你喜欢谁？”好多年没有人这样考过我了。我抬起头想了一会儿，海明威、契诃夫、老陀读了几本。其他呢？没啦！然后他就给我推荐赫拉巴尔的《河畔小城》《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又给我推荐帕慕克的小说。都是我没有听过的，我心里知道这孩子是魔怔了。看这么多书，脑子怎么受得了？后来我就请他到阁楼上睡觉，门对面住着一只去了势的雄猫。这只猫晚上就拼了命地挠邓安庆的门，但他睡得很死，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安庆睁着眼睛的时候就这样两件事：吃饭，谈文学。
后来我去过几次北京，安庆跟我出去“扛锅铲”（蹭饭吃），他都是一马当先抄起筷子就吃。安庆吃饭的礼数很奇特，他一阵风似的吃完了，我们还在喝酒，他把碗端起来，举碗齐眉道：“我吃好啦！”然后就趴在一边听我们胡吹画画写字什么的，也不问什么，就是在旁边看。老是让我觉得后背上有一双眼睛，所以不敢铆足劲吹，让北京人占了上风。有一次我喝多了，躺在一张懒凳上睡觉。有一个画家实在找不着人说话，就跟邓安庆吹牛。说自己如何了得，在全世界怎么怎么有名。然后到处找照片给他看，跟某某在一起照的，在某某地方照的。安庆表情配合到位地惊叹，不住赞叹说：“这太了不起了！”这个画家估计是想吓吓邓安庆，像一个大人吓小孩。比如那座山上老虎那么那么大，“呜”地一下蹿过来，“呜”地一下蹿过去。其实他狡黠得很，等我醒了，他笑吃吃地跟我说：“这个画家挺能吹的！”我说：“北京这个地方不吹会死！”
我是傍晚的火车，安庆在超市买了不少矿泉水和果子面包给我，结账的时候一路冲在前面给我把账结了。这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说：“你还得付房租呢！”他摆摆手说：“没事，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看着他过马路，忧心忡忡地想这样一个人儿，在北京怎么活得下去呀！他过了马路，冲着我挥挥手，然后走到地铁口，像土行孙一样土遁了。我叹了一口气，背着小山一样的面包上天桥，朝火车站走去。
晚上我在火车上吃了一袋果子面包。火车过山过水，外面灯火箭打的一样射过来，然后又擦身而过。火车上的人都木僵着脸，如同老僧入定一样。后来我的肚子就剧烈疼痛起来，我把剩下的面包翻开来看，后面都长了绿霉。我捂着肚子向厕所走去，蹲在厕所里，我掏出手机给邓安庆发短信：“北京的面包不能吃！”我想这时如果我死了，就算我的临终遗言吧。这足以证明京城是不好混的，处处是陷阱啊！愿主赐福所有混在北京的人，尤其是邓安庆。为了证明你没有毒死我，我一定会去买一本你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