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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师遭受重创后，于1938年初，渡过黄河，在陕北绥德补充休整。
十七师和一般的国民党军队不一样，它的师长赵寿山非常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它的中下层军官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共产党员。因为十七路军与八路联系紧密，而被人们称为七路半。
杨虎城曾经说过：我们十七路军的枪最杂，什么样的子弹都能用上，可是像八路军这样的烂杆子枪，比起我们还差得多，可就能打胜仗。所以，那时候，十七师，甚至整个十七路军，都对红军和八路军的战斗力保持敬意。
在陕北，十七师的兵力得到了补充，并从八路军那里学到了很多游击战的打法。他们仿照八路军的战斗编制，每个营组织一个武装便衣队，编制为三个班，每班12人，设立正副班长各一名，主要任务是袭扰日军后方，刺探情报，破坏日军交通，铲除铁杆汉奸。这些人昼伏夜出，出没无常，来去无踪，让日军和汉奸胆战心惊，他们称武装便衣队为夜猫子，老百姓则笑称“夜里混”。
武装便衣队有时候会与日军遭遇，如果能打过日军，就发动突然袭击。如果打不过，就迅速脱离战场，所以伤亡极小。即使这12个人的队伍，也嫌行动不方便，他们化整为零，各自执行任务，任务完成后，再在指定地点会合。而每十天，武装便衣队向营部报告一次行踪；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汇报的间隔时间又能够随时伸缩。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法打法，十七师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让他们大开眼界。
十七师在陕北得到了短暂休整后，又东渡黄河，深入敌后。袁启亚清楚地记得， 1938年3月中旬的一天，他们中下级军官接到了通知，在山西省高平县的下马游村集合。那天，他见到了彭德怀将军。
彭德怀穿着棉布大衣，戴着棉帽子，中等身材，面容清瘦，他操着一口地道的湖南口音，向十七师的军官们讲解游击战。
彭德怀说，游击战分两种，一种是待伏，一种是诱伏。待伏就是预先设伏在险要地方，等到敌人走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孙子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孙子所说的九地之下，就是说要绝对隐蔽，一击奏效。而诱伏，则是设法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然后一举歼灭。
八路军此前打过十多年游击战，他们深得游击战的精髓。八路军的游击战曾经让一个名叫卡尔逊的美军观察家惊叹不已，卡尔逊是罗斯福总统派到中国战场来观摩的，后来，卡尔逊将从八路军这里学到的游击战法运用到了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胜利。
十七师在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那里学到的游击战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1938年4月14日，袁启亚接到了一项任务，要在今夜率队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高平关。高平关扼守着两条大道，日军在这里驻扎有上百人。
那天黄昏的时候，袁启亚站在全团的武装便衣队面前。武装便衣队都是从各营抽调出来的精英，身强力壮，战斗力强，共有108人。那天晚上，每个战士一把驳壳枪，四枚手榴弹，一把砍山大刀。袁启亚检查每个战士手中的大刀是否锋利，他知道今晚有一场血战。
团部有人抬来了一大缸烈酒，敢死队员每人喝了一碗，然后把瓷碗摔碎了，踩着一地的碎片，走向高平关。塞外的四月还异常寒冷，但是每个人都光着上身，一手持枪，一手握刀，胸前吊着四枚手榴弹，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被日军把守的关口。
快到半夜的时候，袁启亚他们走到了距离山顶只有几十米的地方，然后向着十七师九十七团的方向挥舞着衣服，团长李维民看到了月光下挥舞的衣服，就命令全团仅有的六门大炮一齐向着山顶上的高平关轰击。十多分钟过后，炮击停止，袁启亚带着敢死队齐声呐喊着，冲向山顶，几十米的距离，一口气就冲了上去。然后见人就砍，月光映着刀光，汗水和着血水，山鸣谷应，杀声震天，很多日军还没有来得及反抗，就身首异处，头颅骨碌碌地滚下山坡。
战前，团长李维民曾给敢死队员说，杀死日军后，割下耳朵，回来用耳朵领赏，一个耳朵三块大洋。可是，敢死队杀得兴起，只顾挥刀奋斫，早就忘记了割掉日军耳朵。
袁启亚有武功基础，擅使大刀，他左劈右削，一连砍翻了四个鬼子。而自己的手臂也被日军刺伤了，他浑然不觉。仅仅过了一刻钟，日军就抵挡不住了，他们乱纷纷地逃下山去，袁启亚高喊：“抓俘虏。”黑暗中听到有一个人说：“到现在谁还管这一套，见了鬼子齐杀。”
一个身材矮小的鬼子从袁启亚的身边跑过去，袁启亚飞起一脚，将鬼子踢翻在地，举起砍刀，那个鬼子跪在地上喊：“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别杀我，别杀我。”
袁启亚看到月光下的这个鬼子长着一张孩子的脸，顶多十六七岁，还是个少年。他问：“中国人为什么当鬼子？”
那个少年说：“我是被日本人抓来的，我家在东北。”
袁启亚说：“起来，跟我走。”
高平关收复后，袁启亚清点人数，敢死队108人中，阵亡13人，受伤21人，缴获歪把子机枪两挺和几十杆三八大盖，另外还有军大衣、手表、王八盒子、铜佛像等等。除机枪和步枪上交外，其余的战利品，谁从日本鬼子手中抢到的，就归谁。
分完了战利品，敢死队员发现袁启亚身边有一个鬼子，纷纷举起大刀，要宰了他。少年吓坏了，他跪在地上大哭，向着每个人磕头作揖。袁启亚心软了，就收留了他，带着他下山。
这就叫“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攻打高平关的时候，日军派了一支增援部队，他们一路急急忙忙地冲向高平关，没有想到在距离高平关十里远的一座山沟里，他们遭到了九十七团的伏击，丢下几十具尸体后，又逃了回去。
这就叫“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袁启亚一直相信那个少年的话，少年说他是辽宁丹东人，是日本人强迫他来打仗，这是他第一次上战场，从来没有杀过人。
不久，一次偶然事件，这个少年暴露了真实身份。
那天中午，九十七团行军经过一条小河，所有人都脱下衣服跳入河中洗澡，那个少年也脱了衣服。大家都看到少年一双脚大拇指和食指中间的缝隙特别宽，但是没有人往更深层去想，穿上衣服后，大家又继续行军。
下午的时候，团长捎话让袁启亚带着少年来团部。袁启亚疑惑不解。在团部，李维民团长让少年脱掉鞋子，看着他的脚趾问：“你是哪里人？”
少年面露惊恐，但还是强作镇静，说自己是东北人。
李维民团长轻蔑地说：“东北人有这样的脚趾吗？”他对着门外喊：“绑起来。”两名战士冲进来，将少年五花大绑。
李维民对袁启亚说：“说你是个憨子，你还真是个憨子，日本人从小穿牛蹄子水鞋，脚趾就会穿成这样。这个日本娃要是把你杀了，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袁启亚感到一阵后怕。
牛蹄子水鞋，可能就是木屐吧。
经过审讯得知，这个日本兵的父亲是关东军的一个官佐，他在东北宽甸县出生，所以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这个日本兵后来结局怎么样，袁启亚不知道。
1938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袁启亚终生难忘。
每年的5月下旬和6月上旬，陕西的关中平原和晋南地区的小麦就成熟了。从这年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每年麦子成熟的时节，都要爆发战争。老百姓收割，中国军队保护，日军袭击。全面抗战打了八年，围绕小麦的战争也打了八年。
1938年的6月，袁启亚升为九十七团二营营副。
这天，二营全体出动，保护老百姓收割小麦，日军侵袭，双方展开了拉锯战。日军在二营坚守的阵地上方发射了几枚炮弹，炮弹是在空中爆炸的，弹片四散纷飞，像雨点一样落下来，躲无可躲。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炮弹，也不知道如何躲。
营长负伤了，弹片贯穿了他的手臂和腹部，血流不止。
营长在牺牲前，把带领全营阻击的任务交给了袁启亚，并嘱咐说，无论如何，不能让日军伤害了老百姓。营长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九一八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抗战期间，每战必身先士卒，立功无数，而他率领的二营也被十七师称为“虎营”。营长叫什么名字，至今已不可考。我从十七路军职务表中，看到三十八军十七师四十九旅九十七团二营营长的名字处是空白。
麦子收割后，九十七团与日军在毛栗沟对峙，日军没有抢到小麦，只能依靠空投补给。
有一天，袁启亚带着战士们站在山岗上，看到另一座山头上的日军把白色床单铺在地上，日军就把补给品投下来。他们灵机一动，也把白色床单铺在自己坚守的山岗上。不久，日军飞机果然也把补给品空投了下来，打开一看，是香烟、饼干、罐头，还有衬衣和鞋袜，战士们兴高采烈，欢声雷动。而另一处山头上的日军气急败坏，垂头丧气。
日军的飞机一连空投了好几天，补给品多得用不了，罐头、饼干堆成山，战士们一个个吃得都走不动了，后来，二营又分给了兄弟营一些食品。
就在袁启亚他们坐享日军食品的时候，三十八军警二旅在旅长孔从洲的率领下，离开陕西，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