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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知道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只知道十九路军的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而不知道1938年到1941年在山西黄河岸边中条山同样英勇抗击日军的十七路军，不知道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孙蔚如、赵寿山。因为十九路军的抗日事件写进了历史课本，而十七路军的抗战事迹湮没在了民间。
十七路军，是一支异常神勇的部队。因为和同一条战线上抗战的八路军联系紧密，军中又有众多的共产党员，老百姓称十七路军为“七路半”；因为他们依托中条山顽强阻击日军，连战连捷，国民政府称十七路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因为日军无法占据中条山，进而渡过黄河，侵占西北，日军称十七路军为“盲肠炎”。
十七路军，就是西安事变后经过改编的杨虎城的部队，也是我的家乡陕西的部队。
可是，我了解十七路军，了解中条山保卫战，已经到了工作之后。
十多年前，在我还没有做流浪记者的时候，我是一名文学青年。那时候的文学青年，普遍有着浪漫情怀和报国热忱，对文学和生活有着一种神圣的感情，总感觉自己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每个文学青年都像教徒对宗教一样虔诚，为了文学会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痒死而后已。
那时候，我骑着一辆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像一只笨拙的大鸟，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飞翔在关中平原尘土飞扬的乡间道路上，挖掘那些鲜为人知的或者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至今还记得，在一次听陈忠实老师讲课的时候，他说到了他对陕西各地县志的关注，他说《白鹿原》中一个名叫小娥的人物，就是从县志中得到的灵感。每本县志中都有一章《烈女传》，专门记录那些为了贞洁而守身如玉的女子，还十万男儿血。
有为了丈夫甘愿殉葬的女子。但是这些女子都没有名字，她们在县志中的符号是“王氏、李氏、张氏、赵氏……”她们的面容在那些发黄的志书中模糊不清，并渐渐被人们遗忘。
从那时候起，我觉得县志中一定有很多故事。因此，我每到一地，就想方设法寻找县志进行阅读。在县志中，我看到了很多烈女的事迹，这些事迹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瞠目结舌。
我现在还记得一本县志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某氏，刚结婚第二天，丈夫就离世，此后终身不嫁。曾有邻居一男子妄图轻薄，拉了她的手腕一把。她回家后用快刀砍断手腕，血流不止身亡。死后，县令命修建牌坊一座，彰显她的高风亮节。
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没有受到感动，我只感到不寒而栗。
我到过关中平原的很多地方：黄陵、长安、三原、蓝田、临潼、华阴、华县、潼关、大惹、合阳、韩城、蒲城……也翻阅过这些地方的县志。我在县志的最后几页，总能看到一长串姓名，每个名字的后面都有“死于中条山保卫战”几个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这场战役的记载。这场战役留给我的印象是异常惨烈悲壮，即使按照县志上的不完全统计，每个县城死于这次战役的都有几百人，而关中平原就有上万人。
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的伤亡？
有一年，我在渭南塬上寻访到一位参加过中条山保卫战的老兵，他姓关，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现在已经去世多年了。
渭南塬是秦岭的一条余脉。秦岭像一条蜈蚣一样，它西起甘肃，爬过陕西，来到河南，它伸出的无数爪脚就是它的余脉。渭南塬上有好几个乡镇的人居住。
当时我还没有把中条山保卫战写下来的想法，只是出于好奇才向老人打听这场死伤惨重的战役。
老人说，陕西军在中条山打了三年，日本人用了三年时间也没有攻下中条山。中条山是中国军队在黄河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失去了中条山，中国黄河以北就全部沦陷。
老人所说基本正确，后来我查找资料得知，当年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部署了十几万军队，其中的主力就是陕西军。而这支陕西军，就是杨虎城留下的西北军。西安事变后，那支镇守陕西的西北军去了哪里？
他们去了中条山前线。
杨虎城的名字，是和西安事变连在一起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带到了南京，杨虎城留在了西安，被解职。陕西军由孙蔚如将军统领。孙蔚如是一员抗日虎将，他身高一米九以上，膀大腰圆，孔武有力，是一名典型的关西大汉。接下来我会重点写到孙蔚如将军和他那些能征惯战的部下。
杨虎城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孙镇。我曾经去过那里，那里是远近闻名的鞭炮之乡，那里人的性格也像炸药一样一点就着，爱憎分明，快意恩仇。就是这样一块土壤养育了杨虎城这样的人。
陕西人把侠客不叫侠客，而叫刀客。陕西人把土匪也不叫土匪，还叫刀客。而杨虎城就是一个刀客。关中这块地方不但盛产小麦，还盛产刀客。关中刀客是和油糕、棍棍面一样成为关中平原的名牌产品。
蒲城的人都说，杨虎城胆子大得很，又有计谋，从小就看出了和别人不一样。
杨虎城出生在穷人家庭，从小饱受磨难。他和后来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不一样，张家公子尽管出生在东北一辆马车上，但是随着父亲张作霖职务的不断升迁，他的荣华富贵也就接踵而来，养尊处优的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艰苦卓绝。当张学良把心思都用在怎么玩乐的时候，杨虎城的心思全用在了怎么填饱肚子上。
杨虎城12岁那年，父亲去蒲城县城赶庙会，母亲在家患急病，杨虎城一路奔跑去找父亲。到了集市上，看到人山人海，哪里能够找到父亲，怎么办？小小的孩子看到路边有一个旗杆，就像猴子一样“哧溜哧溜”地爬上去，爬到高处后还手搭凉棚四处观望。庙会上的人都围聚过来，纷纷打听：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爬这么高，多危险啊！杨虎城的父亲也来到旗杆下，看到了他。就这样，杨虎城找到了父亲。
杨虎城15岁那年，父亲因为参加哥老会被抓。哥老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从长江沿岸波及黄河两岸。父亲被押解到了省城西安后，杨虎城一路乞讨，来到西安一家饭店打杂，每天都把节省下的一碗饭端进监狱，送给父亲。两个月后，父亲被执行绞刑，杨虎城又用自己两个月的打工钱，买了一辆独轮车，载着父亲推回家乡。从省城西安到渭北的蒲城，路程长达二三百里，杨虎城硬是推着独轮车一路“吱吱扭扭”地回到了家乡。
杨虎城18岁那年，蒲城县孙镇成立了孝义会，这是由七户农民组成的民间组织，宗旨在于互相帮助，扶贫济困。敢作敢当、智勇双全的杨虎城成为了孝义会的首领。几个月后，这个组织很快就发展到了上百人。但是这时候，杨虎城还只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少年。
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的浪潮也席卷了西北，当时陕西有一支秦陇复汉军，杨虎城带着100人的队伍加入了这支武装，与清兵作战。
接下来的一年里，中国乱得不能再乱了，你方唱罢我登台，争权夺利名利场，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绳争血，战场变成了官场。中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军队了，秦陇复汉军被解散，杨虎城带着子弟兵又回到了渭北，面朝黄土背朝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
如果没有接下来的这一起凶杀案，杨虎城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农民。
杨虎城21岁那年，渭北出了一个名叫李桢的人。李桢是前清武秀才，会两下拳脚功夫，纵横乡里，无恶不作。李家在渭北势力很大，有一支私人武装，又与官府往来密切。用今天的话来说，李桢就是一个“黑社会”老大。李桢当年是渭北的老虎，李桢一出门，人们就纷纷躲避。
当年的“黑社会”就是这样的，都是一方恶霸，走路都像螃蟹一样横着行，现在的“黑社会”老大都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把自己装扮得像个贪官，而贪官则吃喝嫖赌，一脸恶相，随意抓人打人，又像是“黑社会”。
那时候，李桢经常带着一帮子打手下乡，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打，看到交不起租的人就打。很多人都挨过李桢的拳脚，他们没办法，就找到杨虎城。杨虎城曾经看到过李桢把一个农民吊在树上打死了，他早就看不惯李桢这一套，决心为民除害。
这时候的杨虎城就和《水浒传》中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一样，匡扶正义，除暴安良，鲁达二拳打死镇关西，石秀一刀砍翻淫和尚。《水濟传》之所以能够流传几百年，而且还将永远流传下去，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一直盼望的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
杨虎城要为民除害，干掉李秀才。
杨虎城干掉李桢的故事在很多书籍中都有记载。杨虎城没有枪，就向别人借了一把马拐子，这是陕西人口中的短把步枪，是骑兵用的，可以一只手使用。杨虎城把枪揣在怀里，去找李桢。有人说李桢在一家粮店里催债，杨虎城就找到了这家粮店。李桢手下的打手在粮店门口拦住了杨虎城，问他干什么，杨虎城不动声色地说：“给李秀才送信。”打手就放杨虎城进去。杨虎城走进粮店后院里，看到有两个人躺在炕上吸大烟，他就问：“哪一位是李秀才？我送信给他。”李桢毫无防备，站了起来说：“我就是。”杨虎城从衣服里摸着摸着，没有摸出信件，却摸出一杆枪，一枪就把李秀才撂倒了。然后，杨虎城在人们惊恐的目光中扬长而去，这就像武侠小说中常常写到的剑客一样，收剑入鞘，飘然远去。
打死了李桢，官府就捉拿杨虎城，杨虎城干脆组织起了一队刀客，杀富济贫，来往于渭北，让官府惊恐。这批刀客有100人，这100人以后成为陕西军的中坚力量，无论是杨虎城落魄还是风光，这些老弟兄都没有离开他。陕西人讲义气的特点在这些刀客身上充分体现了。
官府围剿了“关中刀客”几次，都惨遭失败，后来采取安抚政策，收编他们为民团，杨虎城想到做刀客也不是长久之计，就接受了改编，后加入了陕西护国军。
这一时期，贺龙在湘西拎着两把菜刀砍翻了盐税局的公务员，拉起了一支队伍，也接受了改编，加入了湖南护国军，刘伯承在四川部队里当上了连长，也加入了四川护国军，而彭德怀也像杨虎城一样，打死了一个地方恶霸，正在躲避官府的追捕。
各地的护国军，打的都是袁世凯的军队，因为袁世凯要称帝。
这时候，孙蔚如、赵寿山都在杨虎城手下任职。孙蔚如和赵寿山以后都在中条山保卫战中大显身手，建立殊勋。
孙蔚如是西安市长安县人，赵寿山是西安市户县人，两人都毕业于当时西安的陆军测绘学校，他们都在杨虎城手下，从下级军官做起，以后成为了集团军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