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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准备来南方闯荡的第二天，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中说，父亲的疾病又发作了。
父亲是一名农民，为人老实，与人为善，他一生没有和任何人吵架过，即使遇到不平和委屈，也默默地埋藏在自己肚子里。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很低，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多年，一双袜子补了又补。他总是教育我：“做了能说出去的事情，再做；做了不能说出去的事情，不要做。”
父亲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农民一样，性格淳朴，与世无争，只想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只想着儿女们能有出息，能过上好日子。父亲一生坎坷，小时候因为家穷，没有上过一天学，后来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算账。父亲是农村那种明事理、懂法规的长者。在北方农村，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当人们遇到难缠的难办的事情时，都会找他们出主意。这样的人在北方农村被称为“能行人”。
但是，“能行人”父亲一生贫困，他从来没有在食堂吃过一顿饭。北方农村把街道上的饭馆酒店统一叫食堂。父亲非常勤劳，省吃俭用，每天累得像一头老牛，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和那时候的所有农民一样，父亲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出现了问题，而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命运。
我们家的经济在我参加了工作后，才略微有些好转。当时我每月工资三四百元，每月给家中积攒100元，父亲用这100元买种子化肥农药，缴纳电费水费提留款，缴纳道路修建费教育附加费等等各种费用，这样一年下来，我积攒的钱都补贴家用了，而家中日子还是没有多大变化。
农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努力劳动，还是忍受着贫穷？后来，湖北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触目惊心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凋敝破败、苟延残喘的中国底层农村景象，人们才了解到了农民的悲惨处境。
就是在农民负担最重的那几年，也是在医疗费用高涨的那几年，父亲染上了疾病。
我在县城工作，县城距离家乡有几十里路，坐一个多小时的班车，下了班车后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平时很少回家，不想走那么远的山路，更舍不得花费那几元钱的车票钱。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亲的背上隆起了一个大包，将棉衣高高撑起，我问父亲脊背怎么了？父亲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不就是长了一个疙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父亲背上的疙瘩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她一直劝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拖着不去，最近这一个月长得很快。
我预感到病情不好，就强拉着父亲去医院，父亲还是不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家中仅有几十元钱，还要等着交电费，买食盐。父亲也预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不好，可能要花费很多钱。而那时候的医院，正是医生大肆收红包，乱开大处方，乱收费，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将父亲拉进医院里，医生检查后说，属于癌症。不过立即做手续，也许还有救。
父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奔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钱。我向别人说着父亲的病情，说着说着就会流下眼泪。但是，那时候的人们也都没有多少钱，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几百元。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伤心得嚎啕大哭。后来哭累了，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去医院看望父亲。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担保下，我去银行借了几万元，才让父亲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我以为父亲身体彻底恢复了，没想到，现在又旧病复发。
妹妹带着父亲来到了省城。那时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间非常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仅仅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占据了大半空间。每天晚上，我会爬在这张桌子上写稿件写小说，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个囫囵觉。我身上背着几万元的借款，几万元的借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拼命工作。
父亲和妹妹来到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过道上，父亲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铺张报纸，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没有见，父亲瘦了很多，双颊塌陷，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看着让人心疼。父亲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只有累了一天的妹妹睡得正香。我看着床上瘦小的父亲，眼泪一直在流。父亲每隔一会就会翻身，长长地吐一口气，癌症病人都会非常疼痛，父亲害怕我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咬牙忍受着刺骨的疼痛，一声也不吭。
天亮后，我们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父亲一直用左手扳着右肩胛骨，腮帮子高高鼓起，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没事。”我明白，父亲一路都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而右肩胛骨，正是病灶所在的地方。
10年过去了，我常常能够想到父亲痛苦地走在大街上的这个情景，每次想起来，就泪水盈眶。
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避过父亲对我说：“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还建议住院化疗，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晚了。再说，化疗需要几万几十万，而我一个小记者，当时每月仅有一两千元的收入。
我和父亲、妹妹走出医院，来到了大街上一间照相馆里，此前，因为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终于能够在一起照张照片，可还是不完整，母亲和弟弟都没有在。后来，全家没有再在一起照过相片，这让我终生遗憾。
从照相馆走出来，我带着父亲走进饭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说回家做饭，花这么多的钱干什么。我有些气愤地把父亲推进饭店，三个人吃了三碗炒面。父亲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进饭馆吃饭的一次。
也就是在这家医院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血奴”，见到了“血奴”。
那天，我陪着父亲在医院检查身体，医院里患者很多，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无意中听到了身边两个人的对话。他们在谈论自己的身体，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很差，连一桶水也提不起，以前不是这样的。接着，他们说起了卖血的事情，他们一月要卖十几次血，卖血太多了，让身体垮了。听到这些对话，我感到很震惊，扭头看过去，看到他们两个都非常消瘦，脸色蜡黄。
我想起了几天前接到的一个线索，报料人在距离省城几百里之外的一个乡村，他说他们那里整村人都在卖血，很多人以此为生。还有人承包了长途汽车，拉着一车人去周围的省市去卖血。我把这条线索汇报给了老总，老总认为题材太过敏感，放弃了。
现在，想不到血奴居然就在我的身边。
我和他们攀谈，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尽管这个题材老总不让报道，但是我还想了解这一群人特殊的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这种特殊的“职业”让我诧异。然而，他们很敏感，防范心理很强，他们听到我的问话，便闭口不言，匆匆离去。
别说10年前，即使在现在，这个话题仍然是敏感的。几年后，有人看到赵本山的电影《叶落归根》，看到那里面血奴卖血的场景，仍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编剧导演凭空想象的。
血奴，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依靠卖血生活？这样做，是不是在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还是在那家医院里，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医托。
由于父亲患有这种疾病，我们徘徊在医院的走廊里，不知道该去哪一个科室。医院里没有癌症科室，也没有肿瘤科室。我先挂了内科的号，然后带着父亲去了医生办公室。我现在都能记得那名医生的长相，年龄在50多岁，戴着眼镜，皮肤白皙，看起来医术很高明。他劝我们去另外一家医院，说那家医院能够治愈骨肉瘤，而且收费比他工作的这家正规医院便宜。接着，他打电话叫来了一名女子，女子带着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了小巷尽头一间房屋里，房屋很小，靠墙的位置摆着一个书架，上面摆放着几瓶西药。
女子从每个药瓶里取出几粒药，包好，然后说“价钱5200元。”父亲当时就感到很奇怪，大医院不接诊，为什么让小医院治疗？几小包西药，为什么就要这么高的价格？父亲不愿治疗，带着我出来了。
我们来到那家正规医院的门口，看到很多男女在游荡，眼睛像贼一样在每个路人的身上瞄来喵去，一发现目标，就贴上去，介绍说“我以前也还有你这样的病，我是在某某医院治疗的。”
这就是所谓的医托。
后来，我们又在这家医院挂了骨科的号，这个医生很好，他避过父亲告诉了我病情。
关于医托，我在后面的《暗访医托群体》里，将会详细写到。
送父亲回到家，看着家中破败的房屋，和屋檐下的那几件农具，我感觉很伤心，这间陈旧的房屋，和那几件不值钱的农具，就是父母辛苦一生积攒的所有家产。农民真穷啊！这些年我没有再回家，不知道家乡面貌改变了没有？听说种地不用再缴纳各种税费了，农民生活应该能好些吧。
父亲身染重疾，母亲腿脚不灵便。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总是吃不饱穿不暖，忍饥受寒，腿脚落下了风湿和骨质增生的病症，走路有些困难，更不能干重活。这样的家庭，怎么能离开我？可是，我如果不去南方打工，又怎么能够还清借款？我守在家中，日子又怎么能够好起来？
我一直想给父母说，我想去南方了，那里工资高些。可是我一直张不开口。
后来，一直到我离开北方，都没有向父母说明。我偷偷地来到南方的一家报社，第一个月工资发了后，我给母亲邮寄了2000元，打电话回家说：“我现在在南方。”母亲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出差多长时间？”我无话可说，只好说我现在在南方工作。母亲没有责怪，只说：“南方那么远，你要自己珍惜自己。别给家中邮寄钱，我和你爸爸都不需用钱。”
其实，那个时候家中需要很多钱，父亲每天打针吃药，就需几十元。后来听妹妹说，为了省钱，父亲坚决不吃昂贵的杜冷丁，只吃几毛钱一包的止疼片，止疼片的效果很差，父亲疼得浑身颤抖，疼痛难忍时，他就用指甲抠住砖墙，将砖墙抠出了几个深深的洞。
在北方的农村家中，父亲的疾病一天天加重；在南方的城市里，我全力打拼，想挽留住父亲的生命。
那一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