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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别了魂牵梦萦的桑梓之地吉安，文天祥不像之前那么孤独了。他知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既然不能死在家乡，那死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就没了区别。对死志已定的人来说，早一天晚一天死，也不用那么刻意。
日夜奔流的赣江一路喧哗北行，于永修县注入鄱阳湖。文天祥的小船也顺流而北，横渡了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后，来到庐山脚下的湖口，并由湖口进入长江。此时，故乡吉安早已远了，就连江西，也成永别。
六朝古都南京，是文天祥北行途中停留最久的地方。在那里，邓光荐因病躯沉重，被送往天庆观就医。文天祥也因几个月舟车劳顿，加上绝食而元气大伤。这样，文天祥在南京暂住了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后，邓光荐继续留在南京，而文天祥必须北上。当他们执手相看时，他们都知道这既是生离，也是死别。文天祥感叹时运不济，“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英物”，而“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同样是在南京，两个囚徒还干了一桩十分风雅的事：邓光荐编定了他的诗集《东海集》，文天祥为诗集作序。
几年后，被元朝廷释放回乡的邓光荐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此人竟是元军主帅张弘范的儿子张珪。张珪一向敬慕邓光荐的才学，从此师事之。这是题外话。
农历八月底的江南，当富于情趣的江南人忙于登高把酒时，同为江南人的文天祥却不得不再次踏上路途。文天祥知道，今日一别，杏花春雨的江南，从此将恍如遥远的前世。驿站里，他留下了两首泣血之作，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日，化作啼鹃带血归。
文天祥从南京出发，经真州而上扬州。在扬州，他结束了长江上的航行，从长江转入运河北上。此后，他将次第经过高邮、宝应、淮安、邳州、徐州、鱼台、济宁、宁阳、东平、陵县、献县、河间、保定、范阳，进而到达元朝首都大都。
这一路，依赖南北大动脉大运河，文天祥大多时候以舟代步。享国一个半世纪的南宋，拥有的是半壁河山，它先后与北方的金国和蒙古（元朝）对峙，长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作边境。身为南宋人，渡过长江，尤其是进入长年征战的两淮地区后，眼前都是陌生而刺目的异国景象，“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围。隔溪胡骑过，傍草野鸡飞”。至于征雁南飞，寒蛩夜唱，这对一个敏感的囚徒来说，都是无穷无尽的黍离之悲。总之，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江南渐行渐远，如同崖山下沉入大海的故国。
与此同时，随着大都越来越近，文天祥也越加明白，逃脱的奇迹不可能再次发生。他的死志也更加坚定。因而，斯时的文天祥便有一种潜意识行为：他不断寻找精神上的知音与同道。沿途经过的地方，那些历史上涌现出的忠贞者、节烈者，不论男女尊卑，都带给文天祥一种异样的温暖。这种温暖，大抵缘于吾道不孤的欣慰。他不断写诗作文，以抒胸臆，以证大道。
微山湖之南的徐州，大运河横贯境内，自古就是交通要津。九月初九，古人遍插茱萸、登高饮酒的重阳节，风尘仆仆的文天祥解鞍少驻。在徐州，他寻访了城东的一座楼。这座楼叫燕子楼。
很多年后的今天，徐州云龙公园内，一汪湖水包围的知春岛上，也有一座燕子楼。但可以肯定地说，文天祥凭吊过的燕子楼，并非眼前这一座。因为，作为徐州历史上著名建筑的燕子楼遭逢多次毁弃，又多次重建。
最初的燕子楼建于唐朝，是镇守徐州的节度使张愔为爱妾关盼盼所建。白居易和张愔是朋友，曾与关盼盼见过面，他笔下的关盼盼：“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张愔死后，关盼盼拒绝了众多求婚者，在燕子楼上度过了寂寞孤独的后半生。
对这些典故，饱读诗书的文天祥烂熟于胸。他登上燕子楼，凭吊关盼盼。美人芳草，从来都是中国士大夫骨子里最深刻的隐喻，关盼盼为张愔守节不移，很自然地被文天祥用来象征自己对大宋朝的满腔忠贞。他在徐州写下的《燕子楼》，与其说是对关盼盼的褒扬，毋宁说他在借关盼盼之酒杯，浇自家胸中之块垒：
因何张家妾，名与山川存。
自古皆有死，忠义长不没。
但传美人心，不说美人色。
告别燕子楼九天后，文天祥抵达山东陵县，也就是今天的德州市陵城区。唐代时陵县是平原郡郡治所在地，而平原郡，又和另一个如今人所皆知的名人有关，这个人就是书法家颜真卿。关于颜真卿，很多人只知道颜体，却不知道颜真卿也是忠贞之士。安史之乱前，颜真卿被贬平原郡，及至安禄山作乱，以为他乃一介书生，并没把他放在眼里。但颜真卿坚守孤城，有效地牵制了叛军。后来，李希烈作乱，颜真卿奉旨前去切责，被叛军所害。
行经颜真卿曾坚守过的陵县，文天祥必然想起这段尘封的往事。见贤思齐，更何况，在对前贤的缅怀与纪念中，还能获得一种精神力量的加持呢。为此，文天祥写诗感叹：“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还值一提的是，与颜真卿同样忠烈的，是他的堂兄颜杲卿。他在安史之乱中被叛军俘虏后押到洛阳，面见安禄山时，他瞋目大骂，为安所杀。后来，当文天祥被关押在大都狱中，他在他最知名的作品《正气歌》里，历数天地正气，把颜杲卿与博浪沙刺秦的张良、冰雪中持节的苏武和困守孤城的张巡等人相提并论。
1279年，农历十月初一，文天祥终于被押送到了目的地：大都。文天祥是从今天的房山区进入京城的。房山区境内有一条汇入拒马河的小河，名叫琉璃河，又名大石河，古称圣水。如今的琉璃河上，还有一座古朴的大桥。文天祥的《指南后录》里，有一首诗题为《过雪桥琉璃桥》。只不过，他行经的那一座早已荡然无存。我们今天见到的，建于更晚的明代。
那是一个小雪后的早晨，残星在天，寒气逼人，文天祥骑在马上，听着村野小店传来的一声声鸡啼，一大早就上路了。当天，他们进入了自五代十国起就被少数民族占据的大都。这座气势萧森的北方重镇，脱离中原汉族王朝之手，到文天祥时代已有三百余年了。
文天祥在会同馆的一间破屋里被关押了五天后，被移送到兵马司狱中。狱卒对文天祥的态度，随着元朝君臣的想法而不断变化。但无论是“枷项缚手”，还是“供帐饮食如上宾”，都无从改变文天祥的意志。
此后四年间，也就是从四十四岁到四十七岁——文天祥的最后岁月，都是在狱中度过的。接连不断的劝降几乎是家常便饭：从在京的南宋君臣到元朝高官，走马灯似的充当说客。这中间，值得一说的有两次。
其一是此前降元的宋恭宗。宋恭宗来到牢房，还没开口说话，文天祥已经口称陛下哭拜于地，宋恭宗只得尴尬地打道回府。文天祥就义六年后，宋恭宗被打发到西藏学习佛法。此后几十年里，他竟成为一代佛学大师，出任萨迦寺总管。但五十三岁那年，因一首怀念故国的小诗被元朝廷斩首。
其二是平章政事阿合马。平章政事相当于副丞相，是从一品的高官。此人把文天祥招到馆驿中，倨傲上坐；哪知文天祥见到他，“长揖就坐”。然后，两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阿合马：你知道我是谁吗？
文天祥：听人说是宰相来了。
阿合马：既然知道我是宰相，为什么不下跪？
文天祥：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跪？
阿合马：你为什么到了这里？
文天祥：南朝如果早日起用我为宰相，北朝军队没法打到南方，我这个南朝宰相也不可能到北方。
阿合马回顾左右说：此人生死由我定。
文天祥：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由你不由你。
一番针锋相对后，原本趾高气扬的阿合马只得默然离去。
元朝廷迟迟没杀文天祥，一方面是包括忽必烈在内的元朝君臣，都对文天祥的忠贞抱有程度不一的敬意；另一方面，灭宋的元军统帅张弘范，多次向忽必烈上书，请求善待文天祥。1280年，张弘范以四十三岁的壮年去世，病危之际，犹自关心被押在土牢中的文天祥，并最后一次向忽必烈建议：文天祥忠贞不贰，千万别杀。
世事就是这样难以捉摸：对文天祥来说，张弘范本是他和他的祖国的仇雠，没想到却成了最懂他也最珍惜他的知音。或许，肝胆相照的朋友尚不难得，难的是作为敌人却赤诚以待。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天祥虽然被元朝廷处决，但真正促使元朝廷这样做的，不是元朝君臣，而是文天祥曾经的同僚。从这一角度上说，文天祥不是死于敌人，而是死于同胞。
向元朝廷投降的南宋君臣中，有一个人叫留梦炎。1244年，文天祥九岁时，比他长十七岁的留梦炎金榜题名，高中状元。
状元出身意味着前途无量，留梦炎迅速做到了位极人臣的丞相兼枢密使，相当于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军队统帅。但是，元军南下时，他选择了投降。
文天祥在狱中的最后一年，由于长期关押，屁股上长了一个恶疮，“平生痛苦，未尝有此”。他的几个前同事王积翁等人联名向忽必烈上奏，请求释放文天祥，把他安排到道观做道士。文天祥也表示同意接受这种安排。
忽必烈还在犹豫之际，留梦炎却坚决反对，他说：“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表面看，他怕文天祥以做道士为借口出逃，以后再次兴兵抗元，那样，他和王积翁等人就会受牵连；其实，他更深层的想法在于，文天祥的孤忠耿耿，更加反衬了他的望风而降。有文天祥的名垂千古，也就有他的遗臭万年。因而，这个状元容不得那个状元，这个前丞相容不得那个前丞相。
1282年十二月初八，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他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但是，面对他开出的只要文天祥投降，就任命其为中书宰相或枢密使的条件，文天祥断然拒绝。末了，忽必烈无奈地问：汝何所愿？文天祥对曰：愿与一死，足矣！
次日，文天祥在大都城南柴市引颈就戮。刑前，他面南而拜，大声说：“臣报国至此矣！”
对文天祥之死，元朝人感叹说：“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不亡于崖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
文天祥求仁得仁，死而无憾。其时，距南宋的灭亡四年有奇。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崖山口外那十万溺水的亡魂，已随着故国的烟消云散而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