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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秦淮河畔的酒色征逐之日，还是如皋小城的诗意生活之时，世家子弟冒襄可能从来未曾想到过，有一天，自己将沦为遗民。
冒襄的青少年时代，明朝政治黑暗，民变风起云涌，关外女真虎视眈眈。享国达两百多年的大明王朝终于像一座被慢慢掏空的大厦，于甲申年轰然倒塌。这一年，冒襄年仅三十三。
尽管冒襄在明朝生活了三十三年，在清朝生活了五十年，但我们习惯上仍把他视作明人而非清人。其原因，在于一种基本事实：大明灭亡后，冒襄隐居不仕，以遗民身份度过了后半生。
甲申之变带给明末士人的打击极其沉重，一方面，固然是夷夏之防之类的形而上刺激；另一方面，则是生活上从优裕走向拮据。以张岱为例，他早年也曾是鲜衣怒马的富家子弟，过着“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的写意日子，一旦变身遗民，“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
幸运的是，冒襄虽然也有遗民的亡国之痛，但根深叶茂的冒氏家族在经济上并没受到多少影响。这也就决定了，当秦淮河畔的风流往事烟消云散，冒襄还能在小小的水绘园里，重续从前的优雅与自得。按李孝悌先生的论断，那就是“在这个乱世桃源中，冒辟疆一方面找到了寄托性命、成就令名的据点。一方面也借着丰富的士大夫园林生活，在另外一种时空环境中，重演昔日金陵的繁华岁月”。
顺治十一年（1654），冒襄买下水绘园。冒家数代为官，宦囊丰盈。以居所而言，购买水绘园之前，就有集贤街祖宅和逸园等三处；在城郊，还有影梅庵别业——从冒襄回忆董小宛的文章题为《影梅庵忆语》来看，他们的二人世界大抵在乡下而非城里。冒襄买下水绘园后，用了三四年时间进行改建，使它与逸园通过洗钵池连成一体。
花掉了不菲的金钱与精力后，一座三面环水，假山之间掩映着亭台楼阁的园子成为小城如皋的地标，亲历其盛者写道：“环以荷池，带以柳堤。亭台掩映，望若绘画。江山无山，巢民性好石，积之数十年，曲而为洞，折而为渠，迭而成峰，凌空插虚，有云气生其上。”
在已有多处居所的情况下，还重金购买并打造水绘园，隐约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冒襄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其二，他断绝了再仕新朝以求飞黄腾达的念想，决心在一座精致的、自己的园子里，适性得意地过完这一生。或者，更进一步说，冒襄以遗民的身份坚守了士大夫的气节。但是，他从小锦衣玉食，花天酒地，让他像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那样饿死首阳山绝无可能，哪怕像张岱那样因亡国之变而过于影响物质生活也难以忍受。为此，他庆幸家中数代的积蓄，足以修园子，搞雅聚，养戏班，娶小妾，在一个面积有限而享乐无限的水的园子里继续秦淮河畔的奢华和放纵。
冒襄曾是晚明影响甚巨的复社的核心人物之一。明亡之前，他多次支持和赞助复社的雅聚。国破后，复社子弟大多飘零江湖，而水绘园，充当了冒襄收留复社子弟的重要场所。与冒襄同为“晚明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的儿子方中德、方中通，绝食殉节的戴重的儿子戴本孝、戴移孝，吴应箕的儿子吴孟坚，魏大中的孙子魏允楠等，都先后客居水绘园。其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当数后来成为著名词人的陈维崧。
陈维崧之父即“晚明四公子”中排名首位的陈贞慧。从1658年起，陈维崧在水绘园断续居住了十年。其时的水绘园，高朋满座，雅士流连，他们曲水流觞，分韵作诗，留下了大量作品。后来，冒襄以水绘园唱和为基础，把与他有文字往来的朋友的作品结为《同人集》，作者多达四百五十六人。后人将《同人集》作品称为水绘园遗民诗群或水绘园词群。
吟诗作文、谈古说今之外，水绘园的主人与客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他们都深谙如何在钳制日紧的大环境下，努力营造一个小环境，以便及时地享受生活。冒襄不无自得地写道：“每当月明风细，老夫与佳客各刺一舟，舟内一丝一管一茶灶，青帘白舫，烟柁霜篷，或由右进，或自左出，举会食于小三吾下。”所谓小三吾，是水绘园中的一座亭子。小三吾之侧，有一座草庐，名曰碧落庐。冒襄的好友戴重，号碧落道人，曾来水绘园小住。不久，清军南下，戴重起兵，兵败后绝粒而死。为了纪念戴重，冒襄修建了碧落庐。这一细节，耐人寻味地表明了遗民冒襄的内心世界。
如果说月夜荡舟、煮茶品酒乃是不经意的日常生活的话，那么，盛大的聚会更让人对水绘园心向往之。
顺治十五年（1658）冬，陈维崧首次来到水绘园。冒襄遍请名贤，宴席摆了好几天。席罢，更赏心悦目的是欣赏家乐班的表演。
晚明时，殷实的官宦家庭，常常会养一支人数不等的戏班子，称为家乐班。像侯方域、阮大铖均如是。冒襄也不例外——他的戏班子里，有几个名角就是从前阮大铖家的。
宴席开到黄昏，家乐班用四十张八仙桌在寒碧堂前搭起一座舞台。到了晚上，几十盏红色琉璃灯或悬于树梢，或挂于假山，或列于水涯，“晶莹闪烁，与人影相凌乱”。喝得满面潮红的主人和客人坐在画舫上，从洗钵池划进来。画舫后面，是一叶小舟，坐着几个乐手。一声鼓后，丝竹齐响，树上夜宿的鸟儿惊得一齐飞了出来。俄而，戏台上，二十四支大红烛次第点亮，演员粉墨登场。画舫划到戏台下，宾主一边饮酒，一边欣赏……
水绘园的盛况持续了将近四十年。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清政府严禁结社聚会的背景下，前朝遗民冒襄利用有限的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以一己之力，延续着秦淮河的香艳、风流和优雅。对其盛况，前人的说法是：“先生于其中征歌唤伎，无朝非花，靡夕不月。海内贤士大夫未有不过从，数数盘桓不忍去者。贫贱之交，通门之子，云集于是，常数年不归。主人为之致饩，不少倦。名贤题咏水绘，积至充梁。四十载宾朋之盛，甲于大江南北。”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四十年后，冒襄垂垂老去。曾经春花绚烂秋叶静美的水绘园，也渐渐走向了破败。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兄弟告密，冒襄被朝廷盯上。为此，他只得变卖祖业，上下打点。原本就坐吃山空的冒家，此后再也没有更多的金钱去支撑水绘园的赏心乐事了。
晚年的冒襄终于体会到了张岱的忧愁。他的友人说他“食指什百人，宾朋满座，征歌度曲，夜以继日，床头金或不给”。七十多岁时，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卖字。他自称“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为了给小孙子筹措旅费，他以八十高龄出门借贷。当此之时，回望水绘园曾经的优渥与热闹，真真恍若隔世。
冒襄高寿八十三。这个大半生寄情水绘园的才子，并没有死在水绘园，而是终老于水绘园西北的匿峰庐。他长眠前关心的最后一件事是：
“窗外的梅花开了吗？”
其时，朔风怒号，雨雪霏霏，寒梅悄然绽放。
……
步出水绘园，天色已黄昏。春日的江南，自带三分阴郁。回想起冒襄与水绘园的历历往事，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涌上心头：“上帝啊，即使你把我放进一个胡桃核里，我仍然能把自己当作拥有无限疆土的国王。”
对冒襄来说，水绘园就是他的胡桃核。在那里，有他的青春热血，也有他的故国哀愁，还有他的逃避与逍遥，以及逃避与逍遥之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悲欣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