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节奏律动感

春夏秋冬，四季轮转，呈现出宇宙的生命节奏。这种中国式的宇宙观，其实是来自中国人早期的关联性思想，认定天地万物与人都是息息相关的，“这种关联性宇宙观影响了日常活动，如准备食物与药物，对未来的占卜，婚姻的契约，敬神、鬼和祖先，还有凭吊” ^[1] 。中国古人极其敏感地在其中发现了律动感，这就是中国文化生命的美丽精神。

于是乎，“四时的运行，生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的旋律的秘密。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古人拿音乐里的五声配合四时五行，拿十二律分配于十二月（《汉书·律历志》），使我们一岁中的生活融化在音乐的节奏中，从容不迫而感到内部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中国古代哲人是‘本能地找到了宇宙旋律的秘密’。而把这获得的至宝，渗透进我们的现实生活” ，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生活美化的千载智慧。

中国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早就曾追问——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

宗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很早就发现了宇宙旋律、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去爱护现实与美化现实，相对而言，那就轻视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这也从美学角度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所谓“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中国古代经验科学曾领先世界千年，却未能产生近代实验科学，也是因审美—经验精神的强大，也使得科学—实验精神相对被忽视了。

中国化的审美，皆要显现生命的盎然生机、生活的灿然活力。无论是审美创造还是审美欣赏，须先与生命的普遍流行浩然同流，据以展露相同的创造机趣。那就要找到宇宙间生生不息的节奏，此乃中国美学形而上道之大问题也，这种浸渍在形下之器当中的道，就是生命的旋律。实际上，复兴生活美学，也就是在重寻中国天地间的这种美丽精神吧。

当代新儒家方东美先生对天地之美的解析最深妙：“天地之美即在普遍生命之流行变化，创造不息。圣人原天地之美，也就在协和宇宙，使人天合一，相与浃而俱化，以显露同样的创造。换句话说，宇宙之美寄于生命，生命之美形于创造。老子最见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把牲畜的长育、亭毒、养覆当作妙道与玄德。妙道之行，周遍天地，玄德之门，通达众妙。其在天地之间，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不断地表现出创造性。”

这种天地的生命节律，在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当中蔚为大观。譬如作画，从经营位置的外部而论，“凡经营下笔，必合天地。何谓天地？谓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郭熙《林泉高致·画诀》）；从与天地通气的内部而言，“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李日华《竹·论画》）。

天所呈现的乃统一性，地则呈现出了多样性。如此一来，天（地）—气（韵）—艺（道）便融为一体了，美与生、艺与活向来不是截分两橛的，而是一而二、二而一之事，中国生活美学智慧由此而彰显。

从时间的生生之妙观之，一方面，中国传统审美生活重在变与易的生生不息，亦即生命的变化无穷。阴阳互动，就形成这样一种变化的基本模式，中国古典美学的时空观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易经·革卦》观四时之变，“治历明时”；《易经·鼎卦》有观空间鼎象，“正位凝命”。这两卦分别象征时境一空境，并阴与阳相推而变“生生之谓易”，共同构起宗白华所谓的“时空合体境”。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生活审美的“变”还重在“变化于无为”，并在“虚”的层面直接与道、气和空的宇宙本体贯通。钱钟书先生曾论：“老子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按‘因应’者，因物而应之也。” 虚无因应（时）意指道家虚无也是因时为业，顺应自然无为而行的。确实，老子贵因时，庄子更以顺邃时宜为美，这就为空间的随时而化、须臾变幻因素之倾注提供了空场，而儒家动而健的生生创化正是其中的另一种内驱力。

于是乎，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特别体贴于传统审美的生生之妙，其实就是在谱写一篇天地大作，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生活与时间》。然而，本章所言说的天，乃是“自然之天”，本书末章所言说的天，则为“天命之天”，这两种天在中国人的宇宙观当中乃是合一的。

这就形成了两种“合天人”。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当中，中国人侧重审美性享受，在对天命的顺应应对之中，中国人侧重宗教般的信仰，但二者又是彼此交织的，都指向了境界性的自由与自由性的境界。这才是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为大德的“天地境界”也。

人美化天，天美化人，生生美意，美美与共！

[1] John B. Henderson, 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smolog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53. /wpJgy5fslAwxzSkcuoVVsPMECAeIRsBqaXWdAxXDEbF24Xq+kiNPD8HZw91mkY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