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大美自不言

我们每天都呼吸着空气，享受阳光雨露，每早打招呼会说“天气真好”。每天早上要听或看天气预报，每个人都生活在天气之中。除非我们生活在人造的真空环境当中，或者飞到大气层外的太空里面，或者仅仅生活在无窗而自控室温的地方。除此之外，天气真可谓无所不在，也无时不在。

一般而言，我们生活在自然当中，就意味着，我们首先生活在天气里面。

即使城里人皆生活在水泥丛林内部，但是天气对他们的影响犹在，哪怕是热岛效应影响了小气候，也左右不了大天气。如今频现的雾霾，由于长期工业化，使得城市气候发生了缓慢的改变，这也是人类对自然“人化”的消极一面，反过来也影响了国人的健康。要知道，这呼吸权，可是人类生存权之内更为根本的人权呢。如果我们连新鲜空气都呼吸不到，美又从何谈起？！

那么，天气如何生成美呢？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天气，究竟如何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的呢？

除非天气出现特别变化或者剧烈改变，天气常是被我们所遗忘的对象，而一旦我们以审美的角度来参与到天气之中，你就会发现，天气原来如此之美呀。就像每次雾霾遮天蔽日之后，万里晴空的照片总会占据网络的头条位置，人们都会对如此的好天气赞曰：好美呀！

原来，这样的好天气，其实也就是一种美天气。

我们可以体会下，天气的变化，竟是如此微妙，从季节之变到时刻之变，从闷热正午到恐怖午夜，从乌云笼罩到大雪满地，无不与身处其中的人相系。几乎每个人都在感受着天气的变化，并给他们自身带来身心的改变，当他们倾向于用审美态度来观照之，那就会产生相应的美感。于是，我们不仅在天气之中呼吸，而且，我们自身就置身于现场的大气压强、湿度温度之中，从而形成了身心合一之情境，因为我们乃是全方位地投身于天气之中的。

天地之大美，就这样呈现在人类面前，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

原始人类的狩猎与耕作依赖于天气的好坏，如果天气不好，就无法走出洞穴去猎杀动物。在农耕文明形成后，人类的耕种生活对天气的依赖尤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类活动也可以改变天气。不为常人所知的是，人类第一次影响大气层，恰恰在新石器时代。

刀耕火种就是一种能迅速满足原始人类生存并向自然索取资源的方式。在初春，原始人使用石刀或石斧之类砍倒山间的树木，然后在春雨来临前夜，放火烧尽所有的山林，树木被燃尽后就可当作肥料，第二天乘土热时下种，因为经过火烧的土地会变得松软而无须翻地。随着主动燃烧山林的规模越来越大，导致二氧化碳排放过量，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影响了大气结构。

据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之间，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区就采用刀耕火种来种植粟和黍了，那时的中国人就懂得了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直到战国时期，云南的土著民族还在普遍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直到公元前1世纪后才逐渐减少，不过至今在一些边远地区仍有这种耕作方式的遗存。

随着原始人类与自然抗争的深入，当他们进一步掌握自然规律如天气改变的规律时，天气之美就被逐步地彰显出来。

中国古人早就讲“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礼记·孔子闲居》）。对于云卷云舒、斗转星移最为敏感的中国古人，很早就把天气作为审美对象加以对待，从而形成独特的四时之美与节气之美。

二十四节气的美感，如今的中国人都能充分感受得到。每年的惊蛰时节，“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开启了一岁的节庆变换。关键是那种万物复苏的惊蛰之美，从古至今都为国人推重，且看这般的时令美景：“浮云集，轻雷隐隐初惊蛰。初惊蛰，鹁鸠鸣怒，绿杨风急。玉炉烟重香罗浥，拂墙浓杏燕支湿。燕支湿，花梢缺处，画楼人立。”（范成大《秦楼月·浮云集》）

农业文明发达之后，中国古人谈天说地，却并不是从大自然谈起，而往往从圣人说起：“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礼记·礼运》）

实际上，中国古人早就“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了，在俯仰之间，观天法地。所谓“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时至气至，生理因之”（《农书·天时之宜》），此处的“生理”乃指生长繁育之理。由此，天地万物结合在农事的生生不息之中，而二十四节气与四时之美也成了古人讴歌的对象。

与中国人一样，西方人很早也观天地了。我曾到过哲学的真正发源地米利都去朝拜，在这南爱琴海的小城岸边，历史上第一批被称为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披挂登场了。其实，米利都而非古希腊的雅典，不只是哲学的发源地，而且也是科学的发源处。这决定了西方观照自然的方式与路径，与中国从始基处就不同。

从这批哲人开始，人类去追寻万物的本源了，人类的哲学就此得以开启。泰勒斯说，万物都来源于“水”；阿那克西曼德说，万物都来源于“无限”；阿那克西美尼则说，万物都来源于“气”。就在此地，米利都哲人们不再将宇宙看作是充满了众神的活物，而是要找回神话之前的本然。所以，水、无限和气就被他们视为万物之本源。

随后来到另一座古城普里内，我突然感到与最早的哲人们心相契合。直面碧绿的门德雷斯河三角洲，远方一线蔚蓝的爱琴海，还有浮在海面上的一层雾霭，我突然顿悟到：为何米利都学派哲人，将水、无限和气视为始基，这不正是来自他们在生活中所见并由此上升到形而上学了吗？三角洲的土、海与河上的水，还有空中的气，不正是他们哲学智慧的自然之源吗？这种人类最早的哲思，已经力求万物归一，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曾预测过日食的泰勒斯，也许就是看到水的由下向上的蒸腾与由上向下的降雨，才得出“万物皆由水构成”的结论，这与中国古人朴素的科学观不谋而合，所谓“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郭璞《葬书》）。曾把地球看作圆柱体的阿那克西曼德，也许正是极目远眺天地间，感受到湿与干、热与冷的张力，看到了气的消散为无，因而才将无限归为物质因。与中国人智慧最接近的却是阿那克西美尼，也许他正是有感于宇宙内气之聚与散的运动，最终才将更为虚空的气作为万物始源的。看来天地之间的气，也未逃脱这第一代哲人的眼光。

与米利都哲人开始就观天不同，中国智者则历来更重人事。西方哲人，从一开始就讲“无中生有”，中国人原本则求“有中生无”。西方的无中生有竟也是一脉相承的，由此才生发出“向死而生”的现代思想，而“未知生焉知死”早就讲求无生于有，这实乃植根于中国人“一个世界”的智慧，西方人则讲求人与天分殊的“两个世界”，这也决定了中西方观天方式的根本不同。 jTzS3SyDzn9GXiD2+EsPu15P7qAYLPy2x0rst9WPZ3loHxpFmj5UXvwcQ8bXCs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