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兽鱼能入法眼

谈完鸟，再说虫。对昆虫的审美，清人陈淏子在其著作《花镜》中专有论述。在养昆虫法的总论部分说：“昆虫至微之物，何烦笔墨？然而，花间叶底，若非蝶舞蜂忙，终鲜生趣。至于反舌无声，秋风萧瑟之际，若无蝉噪夕阳，蛩吟晓夜，园林寂寞，秋兴何来？” 这意味着，在秋天的时候，没有蝉鸣与蟋蟀声，就失去了园林当中的“声景”，虫声亦是一景也。

至于山林而非园林当中的“声景”，陈继儒的《岩幽栖事》具体说到山中声景：“山鸟每至五更，喧起五次，谓之报更。盖山中真率漏声也。余忆曩居小昆山下，时梅雨初霁，座客飞觞，适闻庭蛙，请以节饮。因题联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籁喧林鸟报更。可谓山史实录。” 可听的虫鸟之声多着呢，并各自成趣。

万物生万籁，其中的生物所产生“声籁”各式各样，都能让古人生发综合之美感，“有天然之声籁，抑扬顿挫，荡漾余之耳边。群鸟嘤鸣林间时所发之断断续续声，微风振动树叶时所发之沙沙簌簌声，和清溪细流流出时所发出之潺潺淙淙声，余泰然仰卧于青葱可爱之草地上，眼望蔚蓝澄澈之穹苍，真是一幅绝妙的画图也。以视拙政园一喧一静，真远胜之。” 真可谓“美声”也。

关于“兽之审美”，也有两类，一类是被驯化的美，另一类则是未被驯化的美。最早进入古人审美视野的还是前者，然后才有后者。因为对人形成威胁的兽类，对人而言危险性必定压倒了审美感。

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半大光破章》说：“伯乐所相，君子之马：阴阳受绳，曲直中矩。”还有南北朝伪托春秋时齐国大夫宁戚《相牛经》之类。但此种“赏看”，还不是“欣赏”，或者说还未升华到欣赏的层级。但后世，随着牛、羊、猫、犬逐渐进入审美视野，从颜延年的《赭白马赋》、柳宗元的《牛赋》、张大复的《猫》再到李渔的《逐猫文》《瘗犬文》，蔚为大观的动物审美由此可见一斑。

未驯服的兽类进入审美，以虎居多，其为猛兽，谈者色变。但在明人王稚登《虎苑》所记上百个虎的故事当中，却屡屡有审美的辉光，如说虎与“天文协应”，那就是“虎交而月晕”“虎啸则风生”；再如说虎的“威猛”，“虎骨甚异，虽咫尺浅草，能伏身不露，及其虓然作声，则嵬然大矣”！

现实中常说“猛虎对神獒”，神话里还有所谓“龙虎斗”。龙，到底属不属于动物呢？历代都有画龙的大家：曹不兴、张僧繇、冯绍正、吴道子、董羽、僧传古、陈容……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其实在今人看来，从写生的角度，骨倒好画，就是这龙恐怕还是中国人想象的“拼贴神兽”。还有狮子，也是反复出现在文化象征里的动物，要知道，其原产地乃远在非洲，对于中国而言的确也是舶来品。但在九州大地上，还真有不少外来生物成了中国人的“吉祥物”了。

还有虫子呢，虫如何成为美的？按照古人的说法，虎乃“大虫”，如今的虫，大都主要指“小虫”。

最早有《诗经》，以诗言志，“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蟋蟀当时就与“人之乐”衔通了起来。晋人郭璞《蜜蜂赋》则赞蜜蜂之美曰：“穷味之美，极甜之长，百药须之以谐和”，“灵娥御之以艳颜”。南朝梁简文帝《咏莹》诗赞流莹之美云：“本将秋草并，今与夕风轻。腾空类星陨，拂树若花生。屏疑神火照，帘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不吝此生轻。”

历朝历代的咏蝉诗也是不胜枚举，史上竟有“咏蝉三绝”之说：虞世南“垂 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被认为是“清华人语”；骆宾王“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被认为是“患难人语”；而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则被认为是“牢骚人语”，足见对虫的好恶早已与文人人格高下匹配了起来。

最后再说鱼。鱼，更容易被纳入审美眼光，特别是人工培育的，今人称之为“观赏鱼”。这种被用于单纯观赏的鱼类，一般都是基因突变而进行人工选育的结果。但问题是，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审美标准恐怕是第一要义，这些鱼类被培养出来，以更适合古人的审美之眼，今人继承了这种美感，要不你就去花鸟鱼虫市场观瞻一下？

明人屠隆在《金鱼品》中说：“夫鱼，一虫类也，而好尚每异。”也就是说人们所喜好不同，从金鱼眼这一点，就可分为墨眼、雪眼、珠眼、紫眼、玛瑙眼与琥珀眼，真可谓“金鱼之色相变幻”。其中，提到的鹤顶红这种金鱼，由古至今都非常受人喜爱，头部肉瘤如仙鹤之红冠，游动时尾部甚为飘逸，如今仍以色泽鲜红者为佳，在水墨画中这种鱼也常被当作题材，现代画家吴作人更善此道。

从现代的视野来看，这种对观赏鱼的培育，恰是为了让动物进化来极度符合人化的审美，也被很多现代人视为一种极端的“畸形美”。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样说的确有道理，因为这种看似具有极端美感的观赏鱼，往往是从基因变异当中选取适合人类审美眼光的品种，从而越来越偏狭地匹配了人类“美的眼睛”之追求。依据当今西方流行的动物伦理学，如此为之乃是戕害了鱼自身的动物权利，但是从美学的角度看，因服务于人的审美而变得畸形，那还是不是一种健康之美呢？

明人黎遂球的《玻璃盎双红鱼记》，似乎又在重复与拓展“人鱼之乐”的本土主题：“人乐也，鱼安得乐，鱼之水仅可以寸，并以身人焉，而以为人玩，鱼则何乐，是乌知其不然。鱼不得知其几何水，触而宛转，动而水已，与影相戏，管而复远，又不知其几何鱼，鱼故甚乐如江湖矣。”这就要回想起庄子之千古之问——“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不是鱼，怎知鱼之乐？但庄子游于濠梁之上所观之鱼，乃是在悠游于自然中的自由之鱼，而黎遂球所赏之鱼，则是游于方寸之间的为人所玩的禁锢之鱼，它又何乐之有呢？！

实际上，中国审美所希冀的理想状态，那就不仅是“吾乐同鱼乐”，而且是“鱼乐人亦乐”。古代文人曾爱笼鹤，也就是用竹笼之类罩住仙鹤，以观赏鹤之美，如今松鹤延年的形象仍是一种审美象征。但是烹鹤之行则是大煞风景之事了，古人笼鹤之后还要放鹤，任其回归天地遨游，这大概就是“久在囚笼里，复得返自然”之乐吧。

这就是人与天地万物的共美，这是一种高级的“天人合体”，人与自然是在审美和谐大道之中得以冥合的，它来自中国人的“审万物之情”的智慧，由此万物皆具一种“生生之美”，真可谓“生意盎然”！ vESBGo5ChNk/V7tAtocXilPbB+KKGWtzloYy/gxrRdDDeAXJwViMcqEBj+7e3P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