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鸟观禽别有恋

说完赏花，再说玩鸟。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人之爱，如果不推及鸟兽昆虫身上去，假若没有这种对生物之爱的话，那根本就谈不上作为人会有仁心，那就只会对万物“麻木不仁”了吧。

按照儒家观点，仁者“爱人”，也是“及物”的，各种生物也要被纳入关爱的范围之内，否则便不足以谈孔学儒门之“仁”了。宋儒朱熹也强调：“天地间非特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鸟兽草木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朱子语类》）这就把人心与“鸟兽草木之心”，视为同一之“心”，即“仁心”也。

中国古人对于动物的审美，也不同于西方所欣赏的那种“野兽之美”。西方这种美更接近壮美，而性情温和的中国人则更喜优美，对待小动物也是要求一种可以控制的美感。自古中国人就用“美”来形容动物，如“角之美”（《逸周书》）、“羽翼美”（《淮南子》）之类来描绘鸟兽，说明这种本土的动物美意识很早就形成了。

这还是要从养鸟开始谈起。畜养家畜是为了生计，养鸟恐怕主要是为了赏玩之乐趣。表面上看，猪、牛、羊、马之类的家畜是用其能食、能劳的实用功能，而养鸟除了信鸽送信、雄鹰捕猎、鹈鹕捉鱼之外，基本上都没什么实用性。

事实上，从“羊大为美”的古说法开始，到后来的各种动物皆有可能被审美化，只要古人的审美眼光“观照”到它们。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不就是中国动物审美的源头之一吗？我认识一位考古界资深人士突破成见，认为那其实是“玉鹿龙”。但中国美学的创造力就在于这种虚实相生：想象中的龙与现实中的猪如此完美地在巫器当中结合了起来。

古人眼中的“审美之鸟”，当然也有两类，在天地之间自由飞翔的，还有被人们所豢养成宠的，面对它们就有不同的审美诉求。

晋人张华有篇《鹪鹩赋》，写的就是一种小雀，俗称蒙鸠、巧妇、桃虫或山蝈蝈儿。在作者心目中，这种小鸟“不为人用”（“毛弗施于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却足具“生生之理”：“鹪鹩，小鸟也，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得。”尽管无用，却有大用，这就好似庄子所推重的“法天贵真”一样，没有了鹫、鹗、鹍、鸿、孔雀、翡翠那种“羽毛入贡”的小用，还不能当作美味食用，却“以小见大”地显现造化之端。

所谓“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群形于万类。惟鹪鹩之微禽兮，亦摄生而受气。育翩翾之陋体兮，无玄黄以自贵”（张华《鹪鹩赋》）。就这单单六句话，古人就从一只小鸟身上见得宇宙气象。“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群形于万类”，唐李善所作《〈鹪鹩赋〉注》中提到，《易》曰：“天地造生，万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 ，由此可见，古人是把这小生灵置于宇宙大化之中来观照的，进而得见“惟鹪鹩之微禽兮，亦摄生而受气”。

这里鹪鹩所受之“气”，究竟是什么“气”呢？可以参证的是，《庄子》里面北海若说：吾“受气于阴阳”，可见这里的气乃阴阳二气。“阴阳陶烝，万品一区。巨细舛错，种繁类殊”（张华《鹪鹩赋》），世上的鸟儿的确多种多样，但它们皆“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此乃“守道顺理”之原则。

此类观鸟的方式，实在是太高妙了，显现出古人的民胞物与之大智慧！

南朝鲍照的《舞鹤赋》一面继承了这种天地万物智慧，说什么“精含丹而星曜，顶凝紫而烟华”“朝戏于芝田，夕饮乎瑶池”之类，但另一面，又开始鉴赏到舞鹤之美：“态有遗妍，貌无停趣。奔机逗节，角睐分形。长扬缓骛，并翼连声。轻迹凌乱，浮影交横。众变繁姿，参差洊密。”（鲍照《舞鹤赋》）这说明，对“仙禽”的审美，既有观天地造化的一面，也有赏貌态姿影的另一面，但愈到后世，纯粹形式化的审美一面却愈加被重视起来。

明人李渔在《闲情偶寄》当中的“看花听鸟”，最具代表性，因为花鸟对他而言，可谓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花鸟二物，造物生之以媚人者也。既产娇花嫩蕊以代美人，又……病其不能解语，复生群鸟以佐之。……是我之一生，可谓不负花鸟；而花鸟得予，亦所称“一人知己，死可无恨”者乎？

这段描摹得极尽妙道！李渔在这里大致是说，花鸟就是造物生之以取悦于人的，造出娇花之美以取替美人后，又恐其不能发声，于是再造出群鸟来辅佐百花。当然，李渔的时代还是绝对的男权中心主义的，他甚至认为，于花鸟而言，造物用心之周到，就好似美女学习歌舞，给她们吃又让之取悦于人的。这当然有违男女平等之义，但作者真正担忧的却是，人们缺乏了审美的心：见到悦目的奇花而视而不见，听到悦耳的鸟鸣却充耳不闻，那无疑就是“美盲”“美聋”了。

这位“闲情大师”进而反转了立场，认为人们喜爱女人的花容声舞，却不及花的万分之一，仅是鸟鸣的绪余而已，因为姬妾们“貌似花”而“声似鸟”罢了。于是乎，女人们只是“似”，而花鸟才是“真”，如果贵“似”贱“真”，那岂不是叶公好龙吗？足见在此，李渔成了一位明朝崇美的自然主义者，认定自然本身才是完美的，人为的则是对自然的拟造而已。

关键在于，这位极尽生活情趣的李笠翁，如何赏玩鸟趣的呢？迥异于那些视而不见与听而不闻者，李渔偏偏不那么做，而每逢红花翠柳斗妍竞奇时节、啼鸣飞鸟争宠献巧之时，定要感谢上苍，归功于造物，每次饮酒必祭奠，每次吃饭必奉天，就好似善男信女奉佛一般。晚上就等到花眠之后才去睡，清晨在鸟儿出巢前就起身，唯恐漏掉一声鸟鸣、一色花姿。等到鸟衰花谢之际，内心怏怏不快而怅然若失。李笠翁最后自诩：我的一生，可以说未有对不起花鸟之处；而花鸟得到我这个朋友，不也可说是“人生得知己，死而无憾”也？

后世对于鸟的审美，变得更加精细，也更加全面了。清人金文锦撰有《画眉谱》，分为头、鼻、颈、尾加以分部位论述，还有白青、黄毛、青红毛、品漆毛的品类之分论。鸟鸣，历来是赏鸟的关键项，《画眉赞》第一部就赞曰：“画眉儿，娇音叫出最稀奇。较他鹦鹉偏堪爱，以他鸹鹆更堪思。千声万声叫不停，养来窗外白相宜。音苑转，韵高低。早晨当起后，久雨乍晴时。其声百画眉谷出叫画眉，人须爱惜画眉儿。”听鸟之感也变得更加敏感了。

清人张万钟更有《鸽经》，对鸽子的审美主要分为“花色”“放飞”和“翻跳”三类：“花色论致，飞放论骨。有若柳絮随风，流萤点翠，蹁跹时匝芳树，窈窕忽上回栏。犹如孤鹜横空，落霞飘彩，或来如奔马，去若流星。至翻跳之宜，则均斯二者。”花色欣赏要论“致”，而放飞鸽子讲究“骨”，看翻掉表演则二者都要，而这雅致之“致”与骨肉之“骨”，皆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典范范畴了。

今人王世襄被称为“大玩家”，笔者曾听闻不少忘年交谈他玩物成家的趣闻逸事。晚年王先生就醉心于研究鸽子，不信你翻开他的《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和《北京鸽哨》那些书看看呗…… cFd+0C34vF51MsJvFINGWrzEzTPUCM+HkZhVgGYKL8CHzeF1D6z2Z1/SzA3REi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