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清供尚花道

中国人湍飞四溢的生活热情，数千年前就寄托在观花、赏花的活动中，但真正的插花艺术，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花道，却要到唐代以后才兴盛起来。

据说，古人的插瓶花灵感来自佛教“供花”仪式的启发。东汉时期译为汉文的《修行本起经》中说，佛出场的时候，“时有一女，持瓶盛华（花），佛放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 。花在佛教教义中寓意本心清净，不受尘俗沾染，用花供佛，可得“广大福报”“急速证得涅槃”等“十功德”。最初的瓶花，也就是把供养佛的花放置在盛有清水的器皿中，以保持其鲜艳盛开之态。

《南史》记载，南朝齐晋安王萧子懋七岁时，母亲病危，请僧人来做佛事祈福。有人献上莲花供佛，僧人们用铜罂盛水，把花茎浸在里面以防迅速枯萎。萧子懋见状，跪在佛前发愿说：“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花）竟斋不萎” 。据说萧子懋的虔诚感动了佛祖，佛事连续做了七天，莲花鲜艳如故，母亲的病也痊愈了。

真正的插花艺术，须得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瓶花走进凡俗人生、日常生活；另一个是，将自身的生活追求和审美理想投射在花道上。

进入唐代以后，中国人的赏花热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狂热地步，花道就形成于此时。根据史书记载，唐代社会风行赏花、观花，尤其嗜好牡丹，每年暮春，牡丹开放的时节，长安阖城老幼，不分男女，争相寻花、访花，“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 ——好个为花所迷醉的世界。

白居易在一首《买花》诗中曾记述过这样的盛况：“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家家喜为俗，人人迷不悟。”买花自然是为了欣赏的方便，但如果百朵牡丹，价格竟然高达“五束素”（二十五匹绢），那就有些离谱了。但也就是为了欣赏方便，最大可能地把花引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居室住所，才催生了种种花事罢了。

《开元天宝遗事》中曾记载过一种叫作“移春槛”的奇异发明：权相杨国忠的子弟们每到春天，就把各种奇花异草种植在栅栏中，下面用木板托起，装上轮子，走到哪儿都要拉着，以便随时观赏 ——这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花车”了！

当然，大多数人没有这等财力，只能选择将花枝折下，佩戴在身上，或插入瓶中，聊以尽兴。诗人杜牧有一年兴冲冲到长安城外的杏园春游，结果发现园中百花憔悴，不禁发牢骚说：“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 这里说的“插花”，大概还是簪花、佩花之类。不过，同时代插瓶花的风气也兴盛起来。

这一生活美学空间一旦打开，就吸引了无数幽人韵士致力于此。自唐以后，中经五代、两宋，一直到明清时期，瓶花一直都是深受文人墨客眷顾的案头清赏，花道的艺术不断丰富、升华，花道的形式和意趣也日渐丰富。

我们可以从品花、择器、制宜与清赏四个层面来理解花道。

“品花”是花道的第一步。“品”就是品评、品第，评定花的级别高低。

花道之品花，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在各种不同的花之间进行甄别、评判。宋代张翊的《花经》中把七十多种花分成九品，如“一品”有兰、牡丹、荼蘼、睡香等，“二品”有琼花、蕙、岩桂、茉莉、含笑……如此依次品第，品级越低，种类越多。 这种品评方式就像是为人封官赐爵，暗含着古人特定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

我们所熟知的“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因为契合古人对于“君子”之品行的期待和想象，在大多数的名花排行中位居前列。而其他被目为下品的花，则要屈居“奴婢”之列，在插花时作为陪衬之物，如迎春花、瑞香花、山茶花为梅花之婢，玫瑰花、蔷薇花、木香花则供牡丹役使。制作瓶花时相间搭配，务求主次分明、浓淡相映，如此方能曲尽雅俗相谐之妙，不至流入孤俏凄清、曲高和寡的氛围。

其次是在同一种花内部进行品评。袁宏道《瓶史》中就在梅、海棠、牡丹、芍药、石榴、莲花、木樨、菊、蜡梅等花中优中选优、拔其颖异，如梅当以“重叶绿花玉蝶百叶缃梅”为上，而“西府紫锦”则为海棠之冠……在他看来，“色之绝者，蛾眉未免俯首；物之尤者，出乎其类” ，如果天生丽质、倾城倾国的美人与艳冶俗媚的女子混淆莫辨，实在是暴殄天物！

花亦如此，只有那些具有最细微、最敏感的艺术感觉的人，才能独具慧眼，使奇花异木不至于埋没在姹紫嫣红的花海中。赏花有时竟如识人，有多少种花之美，就有多少种人之美，花可以点亮人心：赏花人与所赏花，乃是同时“绽放”的。

花开既有四时之别，每种花之中又有品第之高下。古人将这两种品花方式相结合，就能在四季之中，选择最恰当的时鲜花朵来制作瓶花，放置案头、观赏玩味。其用思之深，不可不谓之细密精妙！袁宏道就对其品第、择取之精不无得意，他说：“入春为梅、为海棠，夏为牡丹、为芍药、为石榴，秋为木樨、为莲、为菊，冬为蜡梅。一室之内，荀香何粉，迭为宾客。”

“择器”是选择插贮瓶花所用的器皿。唐人最初插瓶花，只取普通的瓶缸，并无专门的讲究。五代时，郭江洲发明了一种“占景盘”，在铜盘上铸成许多竖立的铜管，管口下端相连。把花插在铜管中，在铜盘中注水，可以保持花的娇艳，“十余日不败”。宋代以后，瓶花所用器皿更加讲究，多用古董或专门的瓷器，对花的品种、颜色以及摆放位置与器皿的搭配均有要求，这说明宋人生活美学日渐精致化了。

明代生活美学大师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总结说，堂中插花，应该用汉代的铜壶、古尊或体积较大的古瓷器，应该摆放在高架两旁或几案之上，折花也必须选取较大的花枝；书斋中插花，则应该选用胆瓶、鹅颈瓶、花觚等体量较小的精致瓷器，折取痩巧之花，作为案头清供。

此外，对于瓶、缸的颜色、样式等也有细致的区分，如“冬时插梅必须龙泉大瓶，象窑敞瓶，厚铜汉壶，高三四尺以上……砍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 。“择器”之“器”，一端连接着花，另一端连接着居室，务求花、器与居室三者在形制、大小、高低、颜色等形式上错落有致、和谐统一，如诗如画，“得画家写生”之妙，富有“天趣”。这才是使人快意、快活的居家之美呀。

“制宜”是瓶花插贮、欣赏的方法和原则。花木及插贮的具体方法，在“品花”与“择器”中已经充分显示出来。然而，要突破物质和形式的束缚而进入艺术创造和欣赏的层面，还需要更多的情感、心灵的介入，正所谓超乎器而进乎道的清赏境界。

所谓“清赏”，重在“赏”而追求“清”：“赏”是玩赏、把玩的过程，“清”则是玩赏、把玩所能企及的艺术境界。

古人就常常感叹：

得胜花者，未必有胜地；得胜地者，未必有胜时；得胜时者，未必有胜情；得胜情者，未必有胜友。雕栏画栋，委巷村尘，非地也；凄风苦雨，炎昼晦夜，非时也；宦情生计，愁怀病体，非情也；高官富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后择花友；偕花友，然后谋花地；定花地，然后候花时，庶几岁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

如此说来，赏花竟也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品味到清赏之乐。这当然是文人士大夫的优雅绝俗的情趣和品位。

花、时、地、情、花友等，就是所谓的清赏之“宜”。清赏之宜，分为“人物之宜”“时地之宜”“赏鉴方式之宜”。

所谓“人物之宜”，是说不同性情、趣味的人，适合不同的花木，袁宏道在《瓶史》中提到的如梅宜隐士、海棠宜韵客、牡丹和芍药宜靓妆少女、石榴宜艳色婢、木樨宜清慧可人的小家碧玉、莲宜娇媚万端的小妾、菊宜好古而有奇气之士、蜡梅宜清瘦僧人等，这是将自身的人格理想，与花的自然品格相融会而生成的审美趣味：人被花化，花被人化。

“时地之宜”是指对于不同的花而言，各有恰当的欣赏时机和场合，如冬天盛开的蜡梅适合初雪、雪霁、暖房中把玩；春日绽放的温花适合在晴日、轻寒、华丽的高堂中观览；夏日开放的暑花应该在雨后、快风、木荫或竹下、水阁中看取；秋日的凉花，则须爽月、夕阳、空阶、苔径或古藤巉石边欣赏。

“鉴赏方式之宜”，则有所谓“香赏”“酒赏”“茗赏”等区分，也就是燃香赏花、品茶赏花与饮酒观歌舞赏花等。如明代大文人陈继儒说：牡丹芍药最适合佐以歌舞，而海棠桃李等则适合酒宴；被画入《韩熙载夜宴图》的韩熙载则认为：对花焚香，妙不可言。

花道之妙，妙在拈花入瓶、执瓶入室，借着自然之美与人之艺术创造力的融合，来营构真实的、富于生机和活力的生活美学空间。对于富贵人家、清雅士人而言，品花、择器、制宜与清赏自然是越精致、越考究，就越能凸显出人的品位和层次；而对于清贫百姓、市井小民而言，花木、花器虽然不能精益求精，但插花、赏花所能带来的快乐却也丝毫不差。

我们都熟知一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赏花、种花、食花就是这样的“无益之事”，却给枯寂的人生、平淡的日常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huWmjw5ktfEiZ13DAPIgUTNImu2V7vN26LPV3vFyJKhtMps76zd0+j6ftY8tsQ8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