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草为伴慰平生

中国人爱花，自古使然。花乃吸取天地之精华的精华，真所谓“山水毓灵秀，择地仰物华”是也。

据统计，在中国历代诗歌总集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里排第一位的花为兰，兰诗465首；《全唐诗》里荷为众花之首，多达2071首；《宋诗钞》梅为花魁，出现888首；《元诗选》荷又夺回冠军，为483首；《明诗综》仍是荷为首，降到352首；《清诗汇》荷又回增到1097首， 近人诗作虽未统计，但如今的诗词歌赋散文小说当中，花题仍是蔚为大观。

有趣的是，在中国人吟诗的植物对象当中，荷花、梅花、桃花与菊花，恰恰是最多的四种花。所谓“冬梅”“春桃”“夏荷”“秋菊”，这被吟诵最多的四花恰恰被分配在四季，这不能说是一种巧合吧？花之美也是“四时之美”，季节变化催生花之造化，又何止四季变迁？“日映花美，风动花轻”（梁简文帝《修竹赋》），花之美随着朝暮风雨之变化而变化。

唐人冯贽《云仙散录》载：“黎举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枨子臣樱桃，及以芥嫁笋，但恨时不同。然牡丹、酴醾、杨梅、枇杷，尽为执友。”这就意味着，不同季节的花草，“恨不生同时”，如果同时绽放，那该有多妙呀。而牡丹、酴醾、杨梅与枇杷，之所以能成为志同道合并信守诺言的好友，因为它们都在春末夏初同一时节开花，所以才能彼此成为可以交相辉映的“执友”吧。

不同季节的花，风味也不同，所谓“梅花优于香，桃花优于色”。有一次笔者与友人们相约在南京的梅花谷深处，隆冬季节，漫步山间，方晓得何为“暗香浮动”之美，原来赏花单靠气味就能让人迷醉。

如果说，梅花是独立寒冬的话，那么，春花对于审美者而言，则有太多的选择：迎春、报春、丽春、醉春、剪春罗、练春红，都以春为花名；山茶、海棠、芍药、丁香、杜鹃、连翘，皆为古人所喜也。光就“优于色”之桃花而言，就有红桃、白桃、紫桃这基本的三色，梁简文帝咏初桃诗云“初桃丽新采，照地吐其芳；枝间留紫燕，叶里发轻香。飞花入露井，交干拂华堂；若映窗前柳，悬疑红粉妆”，描绘出春桃的色之美与美之色。

中国人为何爱赏花？因为人间有“爱”，所以草木才“缘情”，赏花遂成“人间乐事”。

《诗经》里草木花鸟常关乎男女之情。比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再如，“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除了春花，春天最常被古人入诗的植物就是春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种春柳因颜色也称为清柳或绿柳，细雨烟雨中又可称烟柳，如“扬舲入空旷，烟树散鹅鸭”（胡宿《彭山赠贯之》）句。

我竟然发现了一个中国人吟咏花木的主流变迁史：柳，在唐、元、明人植物诗里数量上居首；竹，在宋诗中拔得头筹；松，则是清诗当中最被青睐，足见古人的审美选择之不同。唐人爱柳，宋人爱竹，清人爱松，这背后难道没有各个朝代的文化意识吗？

中国人对待花与对待木，就其整体审美态度而言还真不太相同，其中可见儒家道德力量的浸渍程度。花更多以“美”赢，而木常以“德”胜。这就好比是冬梅与春桃的审美差异，梅是士人高洁的道德象征，而人们爱恋桃花，更在于桃花本身的香、色、形、姿而已，前者是以美储善，后者则是为美而美。

由此，在中国，就基本可以区分出两类“草木审美”，一种是作为形色香的审美，另一种则是作为道德性的审美。这都是中国人从长期培育花木的生活过程中获得的真切经验，尽管这两种“草木审美”之间也是相互交叉与交融的。

于是乎，竹、松、梅、兰，此类道德审美化之草木，往往为文人所推重，从秦汉的“比德”直至后世的普泛皆是如此。如今人们熟知的“岁寒三友”说，说的无非就是松竹经冬不凋、梅耐寒而放。

明人《渔樵闲话》也说得好：“那松柏翠竹，皆比岁寒君子，到深秋之后，百花皆谢，惟有松、竹、梅花，岁寒三友。”北宋画家文同善画竹，堪称墨竹大师，他曾画有梅竹石并题：“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三益友。”梅、竹、石，这三位友人与松、竹、梅差了一位，却皆可傲凌风雪而不畏霜寒。

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春花之美，往往由于美之本身，而并未指向外在的伦理。那时没有了秋冬的严酷，文人的情操往往要面对苦难之世，在秋冬挺立的草木更易于与道德高格相连，这便构成了中国美学独特的伦理化特质。

迎来春季，从百花初放逐渐形成众芳争宠的局面，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迎春花之花期，无非比梅花晚一些，但迎春花开之际，严冬将尽，春寒料峭，却让它成为百花中的“报春使者”。遗憾的是，迎春花却始终未获得梅那种高尚的“文化身份”，始终未列入“名品之流”。《花经》就说“迎春花七品三命”，《瓶花谱》则说“迎春花六品四命”，可资证明。尽管它最先点缀春色，在古人心目中道德地位不高，却在冬春转化之际倍具美感。

中国人之所以恋花，恰恰由于，花从来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与我们形成情感交流的友人。明人都昂《三余赘笔》就曾有记，“宋曾端伯以十花为十友，各为之词：荼䕷，韵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岩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药，艳友；梅花，清友；栀子，禅友”。大家都熟知一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赏花、种花、食花就是这样的“无益之事”，却给枯寂的人生、平淡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秦汉以后，花草所象征的理想和精神逐渐世俗化、生活化，这表现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遍地种花、养花、赏花，借花来装点日常起居、保养生命。于是乎，把花引入家居，提升日常生活的审美品质，就打通了花之美与美生活之间的亲密关联。

观花开花落，可以由美启真，达到对宇宙大化的理解；花木果实，可以提供美味；培植、浇灌花草，可以发挥人本身的创造性；把养花、种花的经验与已有的农书、花史相参照，还可以增添知识……尤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虽在尘世之中，却又与世俗隔绝的、封闭的生活情境和审美空间，醉醒随心、仰卧任意，多么自由自在！

中国古人这空前的赏花热情，滋润出洋洋大观的“花文化”：其一是花道的兴起，造成了插瓶花、赏瓶花的流行之风。这一风行之气，表明古人对花的欣赏逾越了观与赏的单纯层面，而升到更高的境界。其二是中土的花卉种植和培育水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涌现出一大批专门介绍种花与赏花知识的著作，如《学圃杂疏》《洛阳牡丹记》《扬州芍药谱》《菊谱》《梅谱》《海棠谱》《玉蕊辨证》《群芳谱》《广群芳谱》《北墅抱瓮录》《曹州牡丹谱》，如此等等。其三是以花入食、入酒、入药、入茶等的范围极大地得以拓展，推动了中国传统的饮馔水平的审美提升，花往往成为饮馔的审美点缀者。

所谓生活无处不飞花！于是乎，爱花、赏花、种花、养花、颂花、写花、画花构成了中国人审美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从而成了生活美学的重要品类。花的喧闹、绚丽、明艳之美，折射出传统中国人生活观念和理想中“生动”的一面，也就是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憧憬，不断开拓自身的审美情趣、生活品位，充分发挥创造性、想象力的一面。

花木从《诗经》谈起，草则可从《楚辞》说起。有趣的是，在《楚辞》当中所说的“美人”竟专指男人，而且往往是品性高洁的君子。但屈原《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那里面的公子，却是指湘夫人，因为古代公族子女不分性别，皆可称为公子。其中，既说到了花（兰）也说到了草（茝）。这“茝”就是名为白芷的一种香草，它在《楚辞》里被用来比喻人品与物品的高洁与高尚。

后人继续来加以解释，宋人谢翱《楚辞芳草谱》里，就专门论述了这种香草，“楚辞以芳草比君子而言茝者最多，盖今香白芷也。出近道下湿地，可作面脂，其叶可用沐浴，故曰浴兰汤兮沐芳”。这无疑也是一种科学经验式的解答，而王逸注说的更有道德赞美之意：“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茝，澧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以兴湘夫人美好亦异于众人也。”

《楚辞》当中不仅赞誉了那么多香草式的洁人，而且还抨击了恶草般的佞人。这些令人感觉不快的恶草，往往是果上有刺、味道恶臭的植物，比如说蒺藜。蒺藜乃一年生草本，茎平卧，花腋生，果分瓣，中部边缘有锐刺两枚，下部常有小锐刺两枚，很易刺人就会令人产生恶感，所以就被用来象征恶人。《楚辞·离骚》言：“ 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就是指蒺藜。又如东方朔《七谏》说“江离弃于穷巷兮，蒺藜蔓乎东厢。贤者蔽而不见兮，谗谀进而相朋”，当恶草疯长在原为“宫室所言，礼乐所在”的东厢，那就隐喻着礼崩乐坏，谗佞之小人当政。

在中国古人的诗词与画作当中，相当具有高节的还有竹子，竹子也是民间喜爱的植物。所谓“虚心有节”“高节实中”“挺此贞坚性”，往往取材于竹子的中空外直，由此来比喻文人内在的“虚心自持”与外在的“刚直不阿”。但中国有竹子150多种，文人所青睐的到底是哪种竹子呢？从植物分类的角度看，中国画家所画的竹子，一般是高海拔可生长的毛竹和刚竹，或者只能生在低海拔的慈竹、麻竹之类。

竹子之美，也在于凝聚天地之灵，晋江逌《竹赋》曰：“有嘉生之美竹，挺纯姿于自然，含虚中以象道，体圆质以仪天。托宗爽垲，列族圃田。缘崇岭，带回川，薄循隰，衍平原。故能凌惊风，茂寒乡，籍坚冰，负雪霜，振葳蕤，扇芬芳。翕幽液以润本，承清露以擢茎，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这说的还是野生竹林之美，此乃“竹生空野外”，而非“翠叶映雕梁”，后者就成了居家之竹了。这两种竹的生存状态，可谓不同。

笔者一次去湖南双峰县荷叶镇拜访曾国藩故居，结果走错了路，误入大山深处。与友人驱车偶然穿越几座竹山，当时感觉满眼皆竹，看也看不尽，果然有“灵丘深沉，蔓竹凝阴，神根合拱，桢干百寻”之感。当中国文人们将竹子请到家里，把竹子培养成所居之物，总是反复说“居不可无竹”之时，那竹子便与中国古人的家居生活紧密联系了起来，如今的厅堂馆所当中也不乏竹的存在了。

所以说，在竹子这类“木之审美”当中，美与善早就融二为一了。中国文人在缘竹、松、梅、兰之情时，此情既是向善之情，也是审美之情了，这实际上也就是另一种“身与竹化”，并不是艺术家画竹时与“笔下之竹”神冥为一，而是自然人格化与人格自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