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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录者

故乡的物象、启示与记忆
——专访艺术家孔德林

采访+撰文_韩烨

当我们谈论故乡的时候,个体的经验和生活的轨迹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变迁物象背后的痕迹与人性的隐秘之处有着怎样的联系?这是艺术家孔德林在创作中关注的问题。

孔德林生于1965年,福建宁化人,现居厦门。他少年学画,曾在厦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创作和生活,2009年又返回福建。近十年来,孔德林重新亲近故乡,创作也逐渐转向,开始将闽西乡间的老物件纳入作品中,从微小的局部入手寻找根源。他观察它们的材质、肌理,琢磨其中蕴含的时间性,通过感受附着在物品上的人的痕迹,梳理关于故乡的记忆。这样的记忆,与近年来被人为加诸这片土地上的标签保持了距离,因为它不仅关于古汀州,也关于更为广阔的乡野,以及心怀乡野的人们自身。

孔德林,《修饰学的家具·向赖功曹师傅致敬》(2016)。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2018年我在厦门看了您的个展“屋场·局部”,之后又陆续去看了其他的作品,发现您在近十年的创作中运用了大量来自故乡的符号和元素。您很早学画,十几岁离开宁化,2009年又回到家乡,促使您回归的原因是什么?

孔德林: 2007年到2009年,我在北京宋庄待了一段时间。当时工作遇到了瓶颈,在思考原因,起初是从平面绘画这个角度入手考虑的,做着做着就发现,这不仅仅是符号或平面之类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更宽更远的、内部与当下矛盾对立的现实问题,想到可能与自身和环境的关系有关。后来我从个体出发去寻找,发现所有促使我想在绘画上面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一个源头,就是在老家。

我出生在福建宁化小县城,四周都是山。年轻时就有往外走的心愿,特别渴望离开这个小天地,去更大的地方看一看。后来奔波到不同的地方,到处走到处看,慢慢在成长。在宋庄的时候,有一段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我在思考个人来路的问题,开始关注我和我成长的地域是怎样的关系。开始了解自己成长的地方,才发现我们那么一个小县城,原来历史那么悠久,唐朝就有了。可能我从小接触的那些人、事、物,目光所及的东西,就有一种时空感。从那时起,我开始找老家的一些文献、考据来研究,慢慢发现那是一个很大的空间,里面充满了信息。

以前看周围的艺术事件,包括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会有一种比较盲目的迷信,或者用仰视的角度看外围。开始往自己身边看之后,外围的东西反而变成了一种参照。2009年回到厦门后,离老家更近了,我也不会那么强烈地在乎外围的反馈,反而更关注自己与我成长的地方的关系,关注个体和历史。

宁化是古汀州的一部分,历史和传统让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很厚重,但它也因此被贴上了很多标签。对您来说,在这些标签之外,故乡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孔德林: 人人都有故乡,如果刻意抬高或贬低它的话,就好像有种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似的,或许就会落入你所说的“标签”的误区。如果故乡没有标签,就不是故乡了吗?我们没办法选择故乡是什么样的地方。说得唯心一点,这是命中注定。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故乡蛮有故事的,它给我的创作带来了一些古老的元素,也有很多让我想去了解的新鲜事物。当下每天都在接受、面对的东西,我不需要去思考它。反倒是久远的东西,好像存活在眼前,存活在长辈、朋友和周遭的事物中,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日常生活都透出所谓故乡的含义。

我在老家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鬼叔中,他一直都很关注宁化本土的民间信仰、地方志和文献。在他拍纪录片的时候,我频繁地跟着他下乡,到我们县城周边的小村庄,采集民俗、神话、民间信仰,感受人们的生存现状。春节期间,我们县城与信仰、宗族有关的仪式特别多,所以春节前后的三四个月,我基本都会在老家。频繁地看,频繁地接触,就会越来越迷恋。假如说我有艺术的愿望或者企图的话,那就是我要去挖掘,或者和我个人、或者跟所有人有关系的一个源头。

我们平常去村子里面的时候,非常冷清,甚至很荒凉。这么多年来,空心化其实已经很严重了。但是逢年过节有祭祀的时候,整个村子又会一下子沸腾起来,在外的游子都会回来。这种一冷一热,跟我们大家都很有关系。为什么?这种现象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村子里人们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小,必须要离开小县城、小村庄、小山沟,去外地闯荡。这样长期下来,村庄就越来越空,这个空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如果要通过作品去表达,也特别难。可能我的作品呈现更多的就是疑惑,是一个问号。

大家现在都在谈回乡,谈乡村的现状。艺术界也有很多乡村复兴的计划,一些艺术家、策展人在介入,我跟他们也有一些联系。但这是一个需要观察的现状,因为它没有答案,大家都是带着一种思考与情怀,或者说理想化的心态去介入,具体会达到什么效果,我觉得还是未知的。就像刚才说的标签,现在具体的故乡,或者说乡村、乡村的改变,我觉得已经有太多标签了,这本身也成了标签的一部分。我个人其实很抵触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故乡和乡土其实应该成为每个人追问和反思自身出处、处境的源头。

您的作品里面有一种神明围绕、故人在场的感觉。作为观众,我会觉得这种氛围的营造与您对旧物件的使用有关。您用到的物件很多,有一些物件会反复出现。在寻找和选取旧物件进行创作的时候,您是如何取舍的?

孔德林: 你说的氛围就是那种在乡间、在庙宇、在遗民中、在人世间常常体会到的味道,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弥散精神,消极又笃定,令人牵挂。你谈到我对物品的选择,这其实不是有意的。我在村庄里遇到被丢弃的物品时,最吸引我的是它本身的时间性,它上面质感的呈现,也就是我们说的视觉效果。我的直觉和工作习惯,会让我对物品的材质、肌理效果、上面人为的痕迹产生兴趣。如果它本身是一个被遗弃的物品,一个功能上的废弃之物,在我手里它可能是材料,反而是很有用的。我说的“有用”,并不是说当下能把它做成一个作品,而是被它这个材料本身所吸引。我下意识地就会把它拿到手上,其实并没有要拿它来干什么,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件作品了,会带着一种欣赏的角度观察它。之后,我会想它能不能形成一个更强烈的视觉符号,这时候就有做作品的念头了。如果它本身已经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条件,我会把它和别的材质的材料重新组合,更多地利用它本身的特质,在它本来形状的基础上,依着它本身的趋势,通过我的手把它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我一直觉得,做作品是在和时间、古人合作,在和曾经拥有这个物体的主人合作。我有几件作品是用家具做的,你大概有印象。

印象很深。“修饰学的家具”,是吗?

孔德林: 对,我还特意给这件作品起了个名字——“向赖功曹师傅致敬”。赖功曹是我在乡下工作时遇到的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他耳朵聋了,但手很巧,是个民间艺人一样的老人。我觉得他就是艺术家,因为他做作品的时候,可能连什么叫作品都没有想过,但就是有一种本能,或者说对形体有一种天然的好奇。我看到他,觉得他比我更纯粹。他自己在石头上雕刻,用竹片扎一个鸟笼,或者在木板上刻一个符号,有的是有用的,有的是没用的,甚至就是为了好玩。我会从他身上反观、反思所谓艺术的含义,它的外延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是说我们通俗意义上看到的、美术史上写的美术,那就是艺术。我觉得艺术应该更宽泛。像博伊斯(Joseph Beuys)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家”,虽然这只是一个观念,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已经是这么回事了。

我在他们村里画画的时候,正好有村民把老房子拆了,扔了一些家具在操场上。我跟他说这个很漂亮,他说那送给我。当时我想把它拿到那个老房子里,在家具上画画。当时我只想到画画,没想到把材料加上去。回到厦门后,恰巧一个朋友得到了一件老家具,送给了我。我正好在这件家具上面实现了在村里没能实现的想法,开始在它侧面画一些我在村子里看到的图式和符号。家具本身不结实,我想把它修好一点。在修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懂得怎么修,也没工具,还很粗暴地用了铁钉。本来修传统家具不可能用到铁钉,应该用榫卯,我不懂,也没技术,就干脆用了最粗鲁的办法。而其实我们当下对传统的介入也常常显得很粗暴。我用自己的表达方式,以修的名义,开始把平时收集的老照片,还有一些符号和碎片往上叠加,用极多的方式将它堆满,最后把它变成一件很奇怪的家具。它的实用功能已经消失了,反而更像是一座纪念碑。在做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好像触碰到了什么。这是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慢慢清晰起来,慢慢发现我在和历史对话,在和故乡对话,在跟当下对话。

在做的过程中,我使用什么材料,它就会带着什么信息。比如用到老照片,图片、照片本身就是单独的可视的东西,放在家具上面,而家具本身不是一个相框,这很矛盾,但我就是要让它矛盾。在不断地叠加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力量,很有意思。在家具上我还手绘了一些在村子里看到的形象,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百鸟朝凤、仙鹤、神话故事,我就在上面尽情地表达。这时我的家具已经变成一幅画布,但是它和平面绘画不一样,它是立体的,而且比平面绘画更有力度。这件作品给我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您的作品中出现的物件和图像,仿佛与人、与神,或者说与神性都有关系。

孔德林: 这是我很怕触及但又很想去触及的东西。我进到村里的寺庙,会感受到它与城市里寺庙的不同。因为总体环境,包括可能在周围出现的人,城市的寺庙会让你觉得有一种修饰过度的安全感,但它本身想传达的那种神性,我觉得好像是被削弱了的。但是在乡村里,那些庙特别破败,外表上没有任何华丽的、让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但那种质朴甚至衰败的感觉,反而让我觉得更接近神性。我也不知道神性是否存在,但我内心是相信有的。比如说我到村里、到庙里,一个人都没有,一进入那个氛围里面,它整个的框架、结构,让人自然有一种被揪起来的感觉,然后潜意识里就会有很多东西冒出来。

你当时在白灼空间看到的“屋场·局部”,它的展览空间很小,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可以实验的地方,一个以少为多的可以做尝试的空间。所以,当时我选择了从建筑、房屋的角度出发,比如整个村庄衰败的建筑,还有一些庙宇、祠堂。我把生活居所的结构还原到最简单,用最简单的几何的方式把它抽离出来,所以就叫“屋场”。本身屋场就有很多含义在里面。我个人想把房子作为一个符号抽离出来,想把在村子里和庙堂里看到的让我觉得肃然起敬的东西,在这个空间里面呈现出来,而且是在一个城市中充满市井味道的闹市区展现,这算不算是一种反常?我觉得那里变得很像一座庙的感觉。

确实是这样。在“屋场”展览里,有一组扎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组作品是在宁化做的还是在厦门的工作室里做的?

孔德林: 我在老家做了一些,原来是想把它当画面来做的。宁化有一种玉扣纸,是用竹子手工做的一种纸。我跟着鬼叔中去拍纪录片的时候,老人们给了我一些做外包装的纸,也是手工做的,他们不把它当作成品纸。这种纸有点粗糙,但是特别好,我就一直用来画画。在“屋场”展览之前,我在老家围绕房子的结构画了一组画,但觉得画面很单薄,没有力量。回到厦门后,我想解决这个问题,让平面变得厚重起来,就想到能不能不挂在墙上,而是悬挂在空中。把平面变成立体的话,内部必须要加一个结构。宁化民间有很多竹编、竹艺,但在厦门找不到这种竹子,我就根据画面的结构,开始用铁丝来扎。扎完以后,再把画和铁丝结合在一起。它很轻,但又不会特别轻,挂在空中不会一直飘,飘也是很缓慢地飘。我觉得这种飘的感觉,和我在寺庙里的感受,和这房子本身的形态、意向、色彩很相似。不知道为什么,所有这种下意识的动作,都是现场给我的启发,包括材料、包括它的手段和技术,还有一些想法和意图,都在里面。

现在我深刻意识到,把自己解决清楚了,也就厘清了和所有人的关系。为什么我的作品给人一种与庙宇、神性有关的感觉,或者会让人觉得有神秘感,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乡村初始的样态会唤醒你对过去的记忆。比如你看到我的展览会想到庙宇,但这个庙在很多人心里早就被遗忘了,常常是遇到有所求的时候才会想到。其实它应该无时无刻不在你心里,你才会感受到它的这种提醒和重要性。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已经远离这个东西了,人没有心思去关注内心,被生活现状弄得焦头烂额。我的展览可能正好让人想到他的老家,或者某个村子,或者自己熟悉的某个地方,以及引起对来路,对家的概念、信念和生活的意义的联想或追问。我觉得这可能反而是一个关键,那就是它不仅仅是地域、乡村、城市、局部的问题。

对您来说,绘画和装置在作为创作方式的同时,也是一种记录的方式吗?

孔德林: 对。比如我在画面里画一个物体,它是假的;如果我用的是真实的物体,它本身的真实性就是有出处的。你刚才讲到我的作品里为什么有那么多信息,其实是我借用了先人的信息,我只是起到了一个转移、结合的作用,像媒介一样。任何材料都有它的可用之处,如果材料本身有人的痕迹,这痕迹本身也有某种暗示的话,那么我想传达的东西,我不说就已经有了。再加上我个人也有主观的愿望,它就显得更加强烈。我的作品之所以能给别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可能是因为材料本身就有很大的刺激感,让观众首先被材料刺激。然后我又强化了它的某个特质,或者加入了某些元素,使我想传达的关于古往、当下、生命、终极的信息,表现得更直接、更有力量。我现在倒是越来越坚定,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很适合我,也是我区别于其他艺术家的地方。 Bhh83okOgHQymTxzZGm6/suEgTwb7HHR97kCCop1bJwtKhRj0mDkmw4IU3AUED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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