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于特定学科而言，素材是它的操作场域。传统哲学伦理学研究主要聚焦文本化的哲学经典，“读哲学书”是研究的标准方法。在此前的几篇专栏文章中，我们已经探索了拓宽伦理学研究素材库的几个方向，使得非传统的“读电影”“读动漫”“读画”成为伦理学研究的新方式。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希望再做一点新的尝试，目标是使“读物（things）”也有机会进入伦理学研究。
T形帛画（西汉），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图片由中信美术馆提供
“物”因其文化附着（cultural attachment）和功能方式的差别，有着不同的意义表现。这种差异既表现在“自然物”和“人工物”的对立中，也表现在未受人性关注的“自然物”（比如一棵不起眼的小树）和受到人性关注的自然物（比如“风景化”的山峦）的对立中，更表现在琳琅满目、功能多样的“人工物”本身的差别中。考虑到这种复杂性，在有限的篇幅中，我们不可能一般性地就如何以伦理学的方式来研究“物”做出系统陈述。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在澄清一个关键方法论误区的基础上，通过一次非常局部的个案研究，揭示“读物”式伦理学研究的一些初步概貌。
毋庸置疑，进入文明和文化视域之中的“物”，都附着了人性的纹理。一座山除非成为人性的观赏对象，否则就不可能成为“风景”；一件人工物，哪怕是一件日用器物，除非具备某种合于人性的意义，否则根本不可能被制作出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进入文明和文化视域之中的“物”，都承载着人的想法、观念甚至思想。但是，想法和观念的表达有时可以相对单一，有时也可能非常复杂，以至于隶属于一张广袤无垠的思想之网。比如，一件作为日用器物的碗，也许只是文明用餐的工具，但也可能恰好是一组景德镇精制、用于重大国宴并得到过实际使用的陶瓷餐具中的一件。作为伦理探寻和反思对象的“物”，是人性贯穿于物质性、事件性、时间性、空间性各个维度后叠加而形成的想法、观念和思想的载体。因此，如果单个“物”脱离制作意图和语境背景，我们在凝视它的同时，就很容易将它从思想之网中剥离，忽略内在于其中的人性纹理的复杂性，将其简单还原为某种单一想法和观念，从而失去了捕获这张思想之网全貌的机会。
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为例。正如巫鸿在一项研究中指出的，青铜礼器所试图表达的意义，只有在一套安置礼器的原始程序中才能获得理解和重构。
这套原始程序，不仅包括单一青铜礼器的制作学和图纹学的分析，也包括对单一青铜礼器与原始语境中其他同时“在场”的礼器、陈设、图绘之间的空间关系的分析，还包括对陈列这些处于某种“关系”之中并因为这种“关系”而获得意义的更为宏大的背景建筑样式和空间布局的分析，甚至包括对同一意义空间中的某一物器与其他物器的材质差异的分析。
金石学兴起后，人们将单一青铜礼器与其生成和展示语境剥离，侧重对铭文内容和图案纹样的分析，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礼器真正承载的原初意义的破坏。类似地，一旦只有依靠“关系”才能获得意义理解的“物”，从作为它的意义支撑的原始语境剥离，而作为一个单一物器得以陈列或展示时，这种展示最多也只能是对物器的美学工艺和艺术形态的呈现，而不再有可能传递物器本来致力传递的那些隐匿思想。
所以，当我们试图将物器纳入伦理学研究时，首先需要避免的是割裂物与其原始语境的关系，要学会让物器在它的原始语境中并通过这种原始语境来“对我们说话”，以至于“与我们对话”。需要补充的是，传统艺术史研究方法以媒介和文化型为依据，在对物器加以分类和研究的基础上按时间性加以陈列。这不仅是传统艺术史著作的编纂方法，也深刻影响到博物馆的陈列展示。不得不说，经过这种编纂和展示的物器，除非首先经过语境还原的处理，否则是难以成为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素材对象的。
今人接触和认知的古代物器中，有许多来源于古代墓葬。流行于各个时代的想法、观念以至思想，经过墓主（如果墓主参与了他自己的墓葬设计的话）、赞助人（有时候是墓主，有时候是墓主的后人）或者（以及）制作人的复杂互动，以非常具象的方式渗入这些图像、器物和建筑构造的遴选择取、描绘刻画和列置铺陈中。这样丰富而多样的埋藏，自然是后代研究者的运气和机遇，使得我们既有机会不断回到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节点上去发现流行于一个时代的特殊“社会事实”，同时也有机会在这些“社会事实”的碎片和断裂中寻找和勾勒出某种连续性，从而有机会发现和还原我们民族伦理生活的“来程”、洞察和预见它的“出路”。
大量物器被埋藏于地下，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说明孝道、孝行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始终站立着古代中国人对待不朽、死亡和来世的观念态度。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有实物可证的历史中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在不断对有朽与不朽、繁荣与衰落、当下与未来、今生与来世等根本性哲学和伦理学议题加以想象和理解。这些想象和理解，并不仅仅笼罩在悲伤和恐惧的阴影下，同时也满怀期待和希望。古代中国的大量墓葬清晰表达着时间上的“此生—死亡—来世”和空间上的“凡世—墓地—天堂”的叙事结构。在佛教深刻影响中国以前，古代中国人固执地将死亡和墓地想象为从“此生”向“来世”转化的通道，甚至可以说，每一座结构完整、物器丰富的墓葬，不仅仅是“遗骸”和“东西”的汇合，也是一则悬停在某个过往时空中的生命故事。这则故事讲述了墓主过得不错的“此生”，并期待其在生命的下一个旅程中继续过得好。
马王堆一号汉墓是已经发现的最早表明这类叙事结构的墓葬，墓中器物繁多，意义表达也很充分。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以非常初步的方式考察“棺椁”和“帛画”两种器物，来看思想之网是如何通过它们而展开的。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墓主轪侯夫人使用了周礼中天子才能使用的四重棺椁。出土时最先见到的是通体漆黑棺，没有任何图绘，接着才依次出现黑地彩绘棺、朱地彩绘棺和锦饰内棺。最外层的黑棺很明显地区隔了“凡世”与“黄泉”，这种区隔当然将死者与她尚且活着的亲人分开，但并不意味着死者即将坠入永恒黑暗的幽冥。恰恰相反，第三重朱地彩绘棺的用色完全契合《山海经》中对仙境的色彩想象：“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魄魄。”
朱地彩绘棺（西汉），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图片由中信美术馆提供
对于轪侯夫人所生活的时代来说，流行的观念显然认为，虽然死亡是“今生”的归宿，但“另一种可能生活”也许才刚刚开始。一种不同于汉代以前的“成仙”观念开始出现，并深刻影响社会生活世界。汉代以前的“成仙”观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凡人不死”。这种观念致力于实现的并不是登入“天堂”，而是让生物状态悬止于登仙的那一刻。“不死”式“成仙”目标固然宏远，但代价也不可谓不大。比如，著名“成仙”爱好者汉武帝一生都在追求这种“不死”意义上的“修仙”，但司马相如通过《大人赋》恰恰意在向他表明，“成仙”之后的生活有多么辛苦疲惫不值一过——“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现了与此不同的另一种“成仙”观念——“死后成仙”。新的观念不再将死亡看作全然否定性的事件，而是接受它为命中注定之事，并不屈不挠地强调有一种美好（甚至更为美好）的死后生活值得期待，死亡只不过是这种应许生活的转换通道。
这个观念随着文化的发展得到进一步优化，有历史学者考证，最迟在公元前六世纪，精英信仰就已经认为，人的灵魂是结构化的，由“魂”和“魄”组成。对于活着的人来说，魂和魄是精神的绝对要素，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但对于死者而言，“魄”无论如何都将随肉体的湮灭一同坠入永恒黑暗之中，而经过祭祀的“魂”却有望继续过一种充满智慧和能动性的“生活”。
随着阴阳观念的确立，汉以后的古代墓葬中往往以图绘亭、门、窗等方式来表达死亡作为通往“另一种生活”的“门槛”的意义，在渡过死亡这个“门槛”之后，死者主体性中属阳的那个部分，也就是“魂”，将踏上一段新的希望之旅。神奇的是，就像前文中提到的，尽管这段单向的希望之旅神秘莫测，但我们的祖先却在想象中赋予它的归宿以“朱红色”。如果概念和方法论工具足够，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找到恰当的方法去研究“色彩中的古代中国伦理学”。
再简单讲一下著名的“T型帛画”。我们只简单考虑一个问题：帛画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帛画上的图案无比明确地呈现了“地下—人间—天堂”三层生存空间。“人间”庄重肃穆，“天堂”端庄和谐。轪侯夫人在云雾升腾中接受子孙的祭拜，即将进入“天堂”的“门槛”。这种典型的“升仙”意向一度使学者指认帛画为“复礼”中的“招魂幡”。但正如巫鸿提供的文献证据《礼记·丧大记》中所说，“复衣不以衣尸，不以敛”。“招魂幡”是不会随死者一起下葬的。因此，马雍自1979年起提供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观点。他认为，帛画是“旌铭”，用于在停柩待葬的仪式程序中象征和标识死者，这个观点也得到巫鸿等学者的支持。
最近，山东大学教授李清泉提出了新的观点：帛画是“旐”，用于引导死者的“魄”随肉身一并入圹。乍一看这个观点很古怪，因为按照经典的“魂—魄”二元论，“魄”属阴居地，自然是要与肉身一同留在圹中的，为什么还有“引魄入圹”的必要？李清泉的论证十分有趣。在他看来，“魂—魄”二元论是儒家精英才能掌握的理论，对于一般民众信仰来说，二者难以区分，因此统统被看作“飞升”要素。
死者的魂魄必须首先入圹，“飞升”程序才会被触发。问题在于，流行于楚地的另一种信仰提供了一幅鬼怪充斥的可怖“天”“地”图景，
这就导致死者魂魄在对未知“生存空间”仍持有怀疑和恐惧的情况下，未必会情愿进入其归宿。对于死者的后人来说，一旦出现死者魂魄拒绝入圹的“事件”，后果极为严重，因为它意味着祖先的魂魄将在荒野中漂泊无依，成为无法获得血祀的“恶鬼”。所以，作为“旐”的帛画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诱骗亡灵的角色，它许诺了一个庄严肃穆的“天堂”和虽然有点暗黑但也不甚恐惧的“地下”，何况“飞升”的灵魂甚至还在不断远离这片黑暗。对于已经成为亡灵的死者来说，应许归宿的图景甚至显得相当宜居。
舍弃烦琐的文献考证环节，不得不说，“旐”说的最大魅力在于它准确地把握到了古代中国人对待祖先的两重伦理态度：一方面，死去的祖先被当作崇拜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们也被视为恐惧的来源。尊崇与防范两种相悖的情感叠加混合在一起，并且投射和表现在大量墓葬礼仪实践的安排之中。这大概是我们仅仅通过研读《礼记》和《孝经》这些文献，永远也触摸不到的人性感受。
墓葬中的物器，不仅在对古代中国墓葬的艺术研究中十分重要，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伦理的“来程去路”也十分重要。对于一个以“孝道”为人伦大端的文明体来说，死后世界中的生活虽神秘而不可琢磨，但确是祖先永恒的归宿。“孝”从活着的人心中喷射，指向永恒无垠的幽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