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去世。明日葬礼。敬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就是昨天。

养老院坐落在马伦戈，距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路程。我乘坐两点钟的长途汽车，这个下午就能抵达，也就赶得上夜间守灵，明天傍晚可以返回了。我跟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缘由，他无法拒绝。看样子他不大高兴，我甚至对他说了一句：“这又不怪我。”他没有搭理。想来我不该对他这样讲话。不管怎样，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了孝，就一定会对我有所表示。眼下，权当妈妈没有死。下葬之后就不一样了，那才算定案归档，整个事情就会披上更为正式的色彩。

我上了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天气很热，我一如往常，在塞莱斯特饭馆吃了午饭。所有人都为我感到非常难过，而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我走时，他们都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丢三落四，因为我还得上楼，去埃马努埃尔家借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伯父去世了。

怕误了班车，我是跑着去的。这样匆忙，跑得太急，再加上旅途颠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恐怕是这些缘故，我才昏昏沉沉，差不多睡了一路。我醒来时，发觉自己靠在一名军人身上，而他朝我笑了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嗯”了一声，免得说话了。

从村子到养老院，还有两公里路，我徒步前往。我想立即见妈妈一面。可是门房对我说，先得见见院长。而院长碰巧正有事儿，我只好等了一会儿。在等待这工夫，门房一直说着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院长是个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着我，然后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该如何抽回来。他查了一份档案材料，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三年前住进本院。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听他的话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就开始解释。不过，他打断了我的话：“您用不着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负担不了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一个看护。而您的薪水不高。总的说来，她在这里生活，更加称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补充说：“您也知道，她在这里有朋友，是同她年岁相仿的人。她跟他们能有些共同兴趣，喜欢谈谈从前的时代。您还年轻，跟您在一起，她会感到烦闷的。”

这话不假，妈妈在家那时候，从早到晚默不作声，目光不离我左右。她住进养老院的头些日子，还经常流泪，但那是不习惯。住了几个月之后，再把她接出养老院，她还会哭天抹泪，同样不习惯了。这一年来，我没有怎么去养老院探望，也多少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还不算赶长途汽车，买车票，以及步行两个小时。

院长还对我说了些话，但是我几乎充耳不闻了。最后他又对我说：“想必您要见见母亲吧。”我什么也没有讲就站起身来，他引领我出了门，在楼梯上，他又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我们这儿的小小停尸间了，以免吓着其他人。养老院里每当有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都惶恐不安。这就给服务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我们穿过了一座院落，只见许多老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在我们经过时，他们就住了口，等我们走过去，他们又接着交谈。低沉的话语声，就好像鹦鹉在聒噪。到了一幢小房门前，院长就同我分了手：“失陪了，默尔索先生。有什么事儿到办公室去找我。原则上，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考虑到，这样您就能为亡母守灵了。最后再说一句：您母亲似乎经常向伙伴们表示，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我已经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我向他表示感谢。妈妈这个人，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是生前从未顾及过宗教。

我走进去。南屋非常明亮，墙壁刷了白灰，顶上覆盖着玻璃天棚。厅里摆放着几把椅子和几个呈×形的支架。正中央的两个支架上放着一口棺木，只见在漆成褐色的盖子上，几根插进去尚未拧紧的螺丝钉亮晶晶的，十分显眼。一个阿拉伯女护士守在棺木旁边，她身穿大褂，头戴色彩艳丽的方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走到我身后，估计他是跑来的，说话还有点儿结巴：“棺木已经盖上了，但我得拧出螺丝，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却被我拦住了。他问我：“您不想见见？”我回答说：“不想。”他也就打住了，而我倒颇不自在了，觉得自己不该这么说。过了片刻，他瞧了瞧我，问道：“为什么呢？”但是并无责备之意，看来只是想问一问。我说道：“我也不清楚。”于是，他捻着白胡子，眼睛也不看我，郑重说道：“我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眼睛很漂亮，脸色微微红润。他搬给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微靠后一点儿坐下。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患了硬性下疳。”我听不明白，便望了望女护士，看到她眼睛下方缠了一圈绷带，齐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脸，只能看到白绷带。

等护士出去之后，门房说道：“失陪了。”不知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就留下来，站在我身后。身后有人会让我不自在。满室灿烂的夕照，两只大胡蜂嗡嗡作响，撞击着玻璃天棚。我感到睡意上来了。我没有回身，对门房说：“您在这儿做事很久了吧？”他接口答道：“五年了。”就好像他一直等我问这句话。

接着，他又絮叨了半天。当初若是有人对他说，他最后的归宿就是在马伦戈养老院当门房，他准会万分惊讶。现在他六十四岁了，他还是巴黎人呢。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哦，您不是本地人？”随即我就想起来，他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就对我说起过我妈妈，他曾说起从前他在巴黎生活，难以忘怀。在巴黎，守在死者身边，有时能守上三四天。这里却刻不容缓，想想怎么也不习惯，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就得去追灵车了。当时他妻子还说他：“闭嘴，这种事情不该对先生讲。”老头子红了脸，连声道歉。我赶紧给解围，说道：“没什么，没什么。”我倒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很有趣。

在小陈尸间里，他告诉我，由于贫困，他才进了养老院。他自觉身板硬朗，就主动请求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其实他也是养老院收容的人。他矢口否认。他说话的方式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他提起住在养老院的人，总是称为“他们”“其他人”，偶尔也称“那些老人”，而其中一些人年龄并不比他大。自不待言，这不是一码事儿。他是门房，他有权管理他们。

这时，女护士进来了。天蓦地黑下来。在玻璃顶棚上面，夜色很快就浓了。门房打开灯，灯光突然明亮，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他请我去食堂吃晚饭，可是我不饿。于是他主动提出，可以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不大工夫，他就端来了托盘。我喝了咖啡，又想抽烟，但是不免犹豫，不知道在妈妈的遗体旁边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觉得这不算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香烟，我们便抽起烟来。

过了片刻，他对我说：“要知道，您母亲的那些朋友，也要前来守灵。这是院里的惯例。我还得去搬几把椅子来，煮些清咖啡。”我问他能否关掉一盏灯。强烈的灯光映在白墙上，容易让我困倦。他回答我说不可能，电灯就是这样安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后来，我就不怎么注意他了。他出出进进，摆好几把椅子，还在一把椅子上放好咖啡壶，周围摆放着一圈杯子。继而，他隔着妈妈，坐到我的对面。女护士则坐在里端，背对着我。看不见她在做什么，但是从她的手臂动作来判断，她是在打毛线。厅堂里很温馨，我喝了咖啡，觉得身子暖暖的，从敞开的房门飘进夜晚和花卉的清香。想必我打了一个盹儿。

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了。合上眼睛，我倒觉得房间白森森的，更加明亮了。面前没有一点阴影，每个物体、每个突角、每条曲线、每个轮廓都那么分明，清晰得刺眼。恰好这时候，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共有十一二个人，他们在这种晃眼的灯光中，静静地移动，落座的时候，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咯吱的声响。我看任何人也没有像看他们这样，他们的面孔，或者他们的衣着，无一细节漏掉，全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且不怎么相信他们真实存在。几乎所有女人都系着围裙、扎着腰带，鼓鼓的肚腹更显突出了，我还从未注意到，老妇人的肚腹能大到这个程度。老头子几乎个个精瘦，人人拄着拐杖。令我深感惊异的是，在他们的脸上，我看不见他们的眼睛，只在由皱纹构成的小巢里见到一点暗淡的光亮。他们坐下之后，大多数人瞧了瞧我，拘谨地点了点头，嘴唇都瘪进牙齿掉光的嘴里，让我分不清他们是向我打招呼，还是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我情愿相信他们是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坐到我对面，围了门房一圈儿，一个个摇晃着脑袋，一时间，我有一种可爱的感觉：他们坐在那里是要审判我。

过了片刻，一个老妇人开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一个女伴挡住，我看不清楚。她小声号哭，很有节奏，让我觉得她永远不会停止。其他人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都很颓丧，神情黯然，默默无语。他们注视着棺木，或者他们的拐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而且目不转睛。那老妇人一直在哭泣。我很奇怪竟不认识她，真希望她不要再哭了。可是又不敢跟她说。门房俯近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摇了摇头，咕哝了两句话，又接着哭泣，还是原来的节奏。于是，门房过到我这边来，坐到我旁边。过了好半天，他才向我说明情况，但是并不正面对着我：“她同您的母亲关系非常密切。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待了许久。那女人唏嘘哭泣之声的间歇拉长了，但是还抽噎得厉害，终于住了声。我不再困倦了，只是很疲惫，腰酸背痛。现在，所有这些人都沉默了，而这种静默让我难以忍受。只是偶尔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时间一长，我终于猜测出来，有几个老人在咂巴嘴，发出这种奇怪的啧啧声响。他们本人没有怎么察觉，全都陷入沉思了。我甚至有这种感觉，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位死者，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现在想来，那是一种错觉。

我们都喝了门房倒的咖啡。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一夜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我曾睁开眼睛，看见老人们都缩成一团在睡觉，只有一个人例外：他下巴颏儿托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两眼直直地看着我，就好像单等我醒来似的。继而，我又睡着了。我醒来是因为腰越来越酸痛了。晨曦悄悄爬上玻璃顶棚。稍过一会儿，一位老人醒来，咳嗽了老半天。他往方格大手帕上吐痰，每吐一口，都好像硬往外掏似的。他把其他人都闹腾醒了，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都站起身。这样不舒服地守了一夜，他们都面如土灰。令我大大惊奇的是，他们走时，都挨个跟我握手——这一夜我们虽然没有交谈一句话，但一起度过这段时间似乎促使我们亲近了。

我很疲倦。门房带我去他的住处，我得以稍微洗漱了一下，还喝了味道很好的牛奶咖啡。我从他那儿出来，天已大亮了。把马伦戈与大海隔开的山丘上，天空是红色的。越过山丘的风带来了盐的味道。看来，这一定是个晴天。我很久没来乡下了。要不是妈妈这档子事，去散散步会有多愉快。

我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等着。泥土的清香让我不那么困了。我想到了办公室的同事们。此时他们该起床上班了，而我现在却在难受地等待。我又想了想这些事，但房子里的钟声让我走了神儿。屋里在忙着，但很快就安静下来。太阳又升高了一些，晒得我双脚发热了。门房穿过院子，告诉我说院长要见我。我到了院长办公室，他要我签几张纸。他穿着黑色的礼服和条纹裤子。他拿起电话，对我说：“殡仪馆的人已经来了。我马上让他们盖棺。这之前，您是否想再看令堂大人一眼？”我回答说“不”。他对着电话低声说：“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盖上了。”

接着，他告诉我说，他会亲自参加葬礼的。我向他道了谢。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小腿交叠着。他告诉我说，去送葬的只有他和我两个人，还有女护士。原则上，来养老的人是不许参加的，他们只能守灵。他指出：“这是个有关人道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他允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佩雷兹跟着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笑了笑，说：“您知道，这种友情有点儿孩子气，但他与令堂是一直在一起的。大家都拿他们开玩笑，对佩雷兹说：‘她是你的未婚妻。’他听了就笑。这种玩笑叫他俩都挺开心。这次，默尔索太太的去世让他非常难过，我觉得不让他去送葬不太合适。不过，按保健大夫的建议，我昨天没让他去守灵。”

我们默默不语地坐了好一会儿。院长立起身来，看向窗外。不一会儿，他望见了什么，说：“马伦戈的神甫来了，他倒是挺快。”他告诉我，教堂在村子里，至少要走三刻钟。我们下了楼。屋子前，神甫与两个唱诗班的童子在等待着。其中一个童子拿着香炉，神甫弯着腰对着他，帮忙调好了香炉的银链的长度。我们到了时，神甫就直起身来。他称我为“我的儿子”，和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屋去，我跟着他进去。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钉已经拧紧，屋里站着四个黑衣人。这时，院长告诉我灵车就停在路边等着。神甫开始祈祷了。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走向棺材，给它蒙上了一条毯子。神甫、唱诗班童子、院长和我都走出来。门口有一位我没见过的太太，院长向她介绍：“这是默尔索先生。”我没有听清这位太太的名字，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表情严肃地点了下头。她的脸长而瘦。然后，我们站成了一排，好让棺材过去。我们跟随在抬棺人后面走出了养老院。大门口停着一辆长方形的灵车，漆得锃亮，看起来像是个文具盒。车子旁边，站着位葬礼司仪，他是个小个子，衣着有些滑稽。还有一位举止做作的老人。我想，他就是佩雷兹先生。他戴着圆顶宽边软式毡帽，棺木经过的时候，他脱下了帽子。他长裤的裤腿拧着堆在鞋面上，黑领带的结打得太小了，而白衬衫的领口又太大，很别扭。他的嘴唇一直在颤抖，鼻子上满是黑色的雀斑。他的一头白发又细又软，看得见下面耷拉着两只外缘歪歪扭扭、奇形怪状的耳朵，血红的耳朵和苍白的面孔的对比让人觉得刺眼。葬礼司仪给我们每个人安排好了位置。神甫走在最前面，然后是灵车，灵车旁是四个黑衣人，后面是院长和我，最后面是护士代表和佩雷兹先生。

太阳高高挂在空中，阳光强烈。大地被炙烤得温度迅速上升。我不懂为什么要磨蹭这么久才出发。穿着深色衣服让我觉得很热。那个矮老头本来已戴上了帽子，这时又摘下来了。院长又跟我说起了他，我略微扭着头看他。院长说，我妈妈与佩雷兹先生常在傍晚时分，在一个女护士的陪同下散步，一直走到村子里。我环顾着周围的田野，一排排的柏树一直延伸到天边的山岭，田野里红绿相间，房屋虽少，但也算错落有致，这样的景象，让我对妈妈有了理解。在这样的景色里，傍晚该是个令人感伤的时候。但今天，歹毒的太阳却把这片土地烤得震动起来，让它变得残忍而冷漠，让人无法忍受。

我们上路了。这时我才看出佩雷兹的腿有点儿瘸。车渐渐快了起来，于是老头儿就被甩在后面了，有个黑衣人也跟不上，和我并排走着。我感到惊奇，太阳现在竟然升高得这么快。这时我才发现，田野里早已有一片虫鸣与草叶的声音了。我的脸上满是汗水。因为没戴帽子，我只好用手帕扇着。殡仪馆的那个人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此时，他用右手把鸭舌帽的帽檐往上推了推，用左手拿着手帕擦了擦额头。我问他：“什么？”他指了指天，重复道：“真烤人啊。”我说：“对。”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那里面是您母亲吧？”我还是说：“对。”“她老了吗？”我回答：“差不多吧。”只因我不知道她的确切年龄了。随后，他就住了声。我回头望去，只见佩雷兹老头落下有五十米远了；他急着往前赶，用力扇着毡帽。我也瞧了瞧院长。他走路十分庄重，没有一点儿多余的动作。他的额头闪动着几滴汗珠，但他并不擦拭。

我觉得送葬的队伍行进得稍微快了些。我周围总是同样的田野，通明透亮，灌足了阳光。强烈的阳光让人受不了。有一阵子，我们经过一段翻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路面鼓胀起来，一脚踩下去就陷进去，泛出亮晶晶的路浆。坐在灵车上面的车夫戴的那顶帽子，仿佛是用在这种黑泥浆里鞣过的熟皮制作的。头上蓝天白云，下面色彩单调：泛出来的黏糊糊的柏油路浆呈黑色，衣服暗淡一律黑色，灵车漆成黑色，我置身这中间，不禁有点晕头转向。烈日、皮革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这一切再加上一夜失眠的疲倦，搞得我头昏眼花。我再次回过头去，觉得佩雷兹离得很远了，在熏蒸的热气中若隐若现，继而再也看不见了。我举目搜寻，看见他离开了大路，从田野斜插过来。我也看到，公路在前面拐弯了，从而明白佩雷兹熟悉当地，要抄近路赶上我们。他在拐弯处追上我们了。继而，我们又把他丢在后面，他再从田野抄近路追上来，如此反复数次。我感到太阳穴怦怦直跳。

接下来，事情确定而自然，进展得飞快，我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个情况，到了村口，那个女护士代表跟我说话了。说话的声音很奇特，同她那张脸极不相称，是一种颤巍巍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她对我说：“若是慢慢悠悠地走，就有可能中暑。可是走得太快，浑身冒汗，进了教堂又会着凉，患热伤风了。”她说得对，真叫人无所适从。那天的情景，我还保留几点印象，例如：临近村口，佩雷兹最后一次追上我们时的那副面孔。他又焦灼又沉痛，大颗大颗泪珠流到面颊上，但因密布的皱纹阻碍而流不下去，便四散布开，再聚集相连，在他那张颓废失态的脸上形成一片水光。还记得教堂和人行道上的村民，墓地坟头上天竺葵绽放的红花，佩雷兹晕倒了（活似散了架的木偶），往妈妈的棺木上抛撒的血红色泥土，以及夹杂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那些人、那种嘈杂声音、那座村庄、在一家咖啡馆门前的等待、马达持续的隆隆声，还有长途汽车驶入阿尔及尔灯火通明的市中心时我那种喜悦，心想马上就能倒在床上，倒头睡上十二个钟头了。 sm8wXKpKVfhVdDqx6JoyeF1k0yeIeq7eioeywKj7ZbUygwvyOvhdb0hkWHQogZ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