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考研后,我担心能否考入,就去玉佛寺烧香。寺外有一个算命的,彼时,我正好奇于《周易》,便向他占卜。他没等我开口,却说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2年后,你会去海外,几百个人要靠你吃饭。”
哼,我一分钱没给他——当年,除了洗盘子留学或技术移民,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海外还能干什么?还给人家饭吃?笑死人,那可是外企在中国红火的时代啊,最一流的人才不都该去外企嘛,明明是外国人给中国饭吃才对。
谁料一语中的,毕业后,我去了深圳,与全国毕业生一起经历了难忘的培训后,年轻学子们就各自浪迹世界。
欧洲﹑波斯湾边的中东,红海和地中海边的北非﹑撒哈拉以南的南部非洲﹑墨西哥和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安第斯山脉﹑亚马逊平原﹑巴塔哥尼亚﹑中亚的葱岭﹑独联体﹑东南亚﹑南太平洋。那些我从未知道的地方,这辈子99%的中国人都不能去到的地方。但这家中国民企,给了我们一种独特的人生。
当年的华为没有声音,在海外被客户认为“中国高科技不行”的偏见,而在国内被媒体污名。
而每当我从海外回到国内,在机场书店里,却看到了国内的自嗨,房地产商人的讲话,成功大佬的授课光盘,怎么也看不懂的互联网思维,以及牛哄哄的资本大鳄的预言。
望着这景象,我有点失落,更加慌张,怕错过了大国崛起的国内机遇。海外一久,我就不熟悉中国了,中国发展太快了,每次回国,朋友们都在讲人生成功的速成和捷径。我感觉没法聊天,成了“局外人”。
但当我看到的财经媒体上,专家讲中国海外时,我觉得自己又成了一个“局内人”,一个“走出去”的时代亲历者。中国大国崛起了,可外面世界的人又是真正怎么看我们呢?他们会认可我们吗,我们做得够好吗?这恐怕不是专家们,一次出国旅游,一次实地考察,一些网络搜索,一本文献就能说明白的。
中国有大学和文化的海外交流,有半官方的海外宣传,有华侨组织,有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但谁也没想到,华为意外地承担了一个中国的海外叙事者。而许多被派往海外一线常驻的兄弟们,成了故事的每一个有机部分原子,他们不是羽扇纶巾﹑决胜千里之外的“评论员”,而是一块砖一块砖﹑脚踏实地的“建造者”。
回想近现代史上,第一代的走出去,那是清末民国,主流是当苦力;第二代走出去,是在80-90年代,主流靠洗盘子和拿奖学金的留学生和技术移民;第三代走出去,刚好是华为的海外员工,而华为的强大和坚韧,真让老外真的认识了一个与心中模板不同的中国人形象。
但华为从不主动宣传,也不愿意花精力去吹嘘。它永远低调的磨好自己的豆腐。这让我感到可惜,时代会忘了华为,没有人真正记录过“走出去”的历史细节,也没有人关心过这批走向海外的华为人的贡献。他们在中国的主流话语权下,好像压根不存在。
到了今天,华为为了生存,必须向世界展现自己。
于是,今年起,几乎每一个年轻学生,白领,企业家,商学院教授,政界人士都不约而同的好奇同一个问题:“华为是怎么走出去的,并到达今天的高度?”靠什么,它顶住了山呼海啸般的压力!
分析华为制度﹑历史的工具书,早已汗牛充栋。而培训市场,以学习华为的课程也层出不穷。每个人都想给出答案,然而,凡学习华为的企业,往往没有做好“移植”的准备,所以“形华为者死”。
我和同事们讨论过,为什么华为能赢?没有答案,但有了一个公认的想法:“华为的成功绝不是工具书上写的那些抽象的教条”。
华为就像一头大象,每一个人都在盲人摸象。虽然“形华为者死”,但“神华为者生”。想要找到答案,只有每一个人亲历体验一回,读者必须自己去寻找心中的答案。所以,我一直想写一写华为海外的故事。
这很难写,既要有主线清晰的商战,又包含海外跨文化的风貌,毕竟海外与国内是不同的,又要克制自己海外的趣闻,还得警惕自己过度的华为语言体系,免得每一个读者看不懂或觉得乏味。最大的挑战,是我脑海里有太多的记忆想说,但想把一个发展几十年的公司的重要时刻化成,紧密﹑有机的个人化故事,这很难。
另外,我不喜欢故事中,为了好看而故意戏剧化,也不喜欢江湖气﹑腹黑和权谋。真正的商业,并不是戏剧性的一击制敌。华为更像农民,选一片沃土,把种子撒下去,然后认真施肥﹑除虫﹑看护,能耐得住寂寞,熬得下去。伟大的工作,不是用力量而是用耐心去完成的。
最终,书选了一个2G-4G的时代,那是华为第一代海外初创,到发芽,到大规模突破的时代,写到了4个片区﹑10个地区部,几十个国家的故事,但浓缩在一个海外10年,又起伏跌宕,却富有领导力,勇往直前的海外总裁身上,虽然有虚构,但也是最真实的。
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你会觉得这一套里有知识干货:有华为的制度,人,文化和技术,涉及国际政商和法律,有研发,有交付,跨文化经营。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学子,你会觉得这是一本故事:这里有信念,有拼搏,有使命,有血有肉,告诉你他们是怎么克服偏见,承担大国崛起的“走出去”使命。
如果你只是随便看看,你会觉得异域的见闻很有趣,也会同情他们的人生很不容易。
华为并不完美,每一个华为人也不完美,他们会犯错,希望各位能够宽容。
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