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我爸爸死的时候我才十四岁。我的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那不是在这儿开始的，是在离这儿很远的一个省里，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爸爸是T省П公爵的广大田产上的管家。我们住在公爵的一个村庄里，过着安静的、默默无闻的、幸福的生活……我当时是个那么贪玩的小孩；我什么也不干，总是在田野上，在小树林里，在花园里跑来跑去，谁也不来管我。爸爸不停地忙于工作，妈妈料理家务；没人教我认字念书，这样我倒高兴。常常从一清早起，我就跑到池塘那儿去，或者到小树林里，或者到割草场上，或者跑到收割人那儿去。不管太阳晒我也好，跑到村外我自己不认得的地方去也好，灌木剐伤了我，撕破了我的衣裳也好，都无所谓；事后回到家里挨骂，我也不在乎。

我觉得，假如我一辈子能不离开那个村庄，老在那一个地方住下去的话，我一定会很幸福。然而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了家乡。我们搬到彼得堡来的时候我才十二岁。唉，回想当时我们悲惨地准备行装，我是多么伤心啊！我向跟我那么亲切的一切告别的时候我哭得多么厉害啊。我记得我扑过去搂着爸爸的脖子，哭着恳求他在这个村庄里哪怕再略微住上几天也好，爸爸骂我，妈妈流眼泪；她说我们必须走，事情逼得我们非走不可。П老公爵死了。他的那些继承人解除了爸爸的职务。爸爸有一点钱在彼得堡某些私人手里周转。他希望改善他的景况，认为必须亲自在这儿料理。这全是我后来从妈妈那儿知道的。我们搬到这儿住在彼得堡城郊，一直到爸爸死我们始终住在那个地方。

要我习惯于新生活是多么困难啊！我们搬到彼得堡的时候正是秋天。我们离开村庄的那一天，天气是多么晴和、温暖、明朗；农村的活儿都干完了；一大垛一大垛的庄稼堆在打谷场上，唧唧喳喳的鸟儿成群地聚拢来；一切都是那么明亮欢畅。可是在这儿，我们一到城里就遇到下雨，秋天的潮湿阴冷、坏天气、泥浆和一群新的陌生人，他们都是不好客的、心怀不满的、好生气的人。我们好容易才安顿下来。我记得我们大家都那么乱哄哄，忙忙碌碌地安好了我们的新家。爸爸总是不在家，妈妈一刻也不得安宁，他们完全把我忘了。在我们的新居中过了头一夜之后，第二天一清早起来，我是多么伤心啊。我们的窗户对着一堵黄色的围墙。街上老是泥泞不堪。过路的人很少，他们都把衣服裹得严严的，都那么怕冷。

我们家里一连多少天都非常忧伤和烦闷。我们几乎没有亲友。爸爸跟安娜·费多罗夫娜处得也不和睦（他欠她债）。办事的人倒经常上我们家来。他们照例争论、吵闹、嚷叫。每一次这样的人来访之后爸爸总是那么不痛快、那么生气。他常常一连几个钟头在屋里走来走去，皱着眉头，跟谁也不说一句话。在这种时候妈妈也不敢跟他说话，就一声不响。我总是坐在一个屋角里看书，安安静静地，悄悄地，一动也不敢动。

我们来到彼得堡三个月之后，他们把我送进一个寄宿学校。开头在生人中间我多么悲伤啊！一切都那么冷淡乏味，女教师那么爱嚷叫，姑娘们那么爱嘲笑，我呢，又是那么怕生。多么严格，多么苛求啊！什么事都有规定的时间，公共的伙食，枯燥乏味的老师。刚开头的时候，这一切都使我烦恼痛苦极了。我在那儿睡也睡不好。我常常整夜地哭，那漫长的、烦闷的、寒冷的夜晚啊。常常，每到晚上大家都背书或者温习功课，我却对着一本法语会话书或者生字坐着，一动也不敢动，总是暗自想着我们家里的小屋子，想着爸爸，想着妈妈，想着我的老保姆，想着保姆讲的故事……唉，多么伤心啊！家里最不足道的小东西，我回想起来也是愉快的。我想啊想的，想到现在要是在家里有多好啊！那我一定会跟我的亲人一块儿坐在我们的小屋里，茶炊旁边，那么温暖，那么美好，那么熟悉。我想这时我会怎样紧紧地、热烈地拥抱妈妈！我想啊想的，痛苦得轻轻哭起来，强把眼泪往肚里咽，生字就再也记不住了。因为我不能把第二天的功课读熟，就整夜梦见老师、校长和同学们，整夜在睡梦中复习功课，可是到了第二天还是什么也不知道。她们罚我跪，一天只给我一顿饭吃。我那么忧郁，烦闷。起初，我一念课文，所有的同学就都嘲笑我，逗我，打搅我，每逢我们排队去吃饭或者去喝茶，她们就拧我，一点也不为什么就把我告到女教师那儿去。可是星期六晚上保姆来接我的时候，我是多么幸福啊。我总是高兴得发疯似的紧紧搂住我的老保姆。她给我穿好衣服，把我裹得严严的，在路上她老赶不上我，我呢，唠唠叨叨把所有的事都讲给她听。到了家里我兴高采烈，紧紧地拥抱我的亲人，就好像离别了十年似的。随后就讲啊说啊地聊起来；我向所有的人问好，笑啊乐的，跑啊跳的。然后我跟爸爸讲起正经话来，讲到学习，讲到我们的老师，讲到法语，讲到洛蒙德的语法 ，我们全都那么快活，那么满意。就连现在回想起这些时刻来我还觉得快活呢。我努力用功念书让爸爸高兴。我看得出来他把最后的一文钱都花在我身上了，他自己呢，上帝才知道他在怎样挣扎。一天一天的，他变得越来越忧郁，不痛快，爱生气了。他的脾气完全变坏了，他的事情不顺手，债务一大堆。妈妈常常连哭都不敢哭，一句话也不敢说，免得惹爸爸生气。她变得那么病弱，越来越瘦，咳嗽得很厉害。我从寄宿学校回来，总是看见那些忧愁的脸，妈妈悄悄地流眼泪，爸爸发脾气。责备和非难随着就来了。爸爸开始说我没有给他任何快乐，任何安慰，说他们为了我把最后的一文钱都花光了，而我直到这时候还不会说法语；总之，他的一切失败、一切不幸、一切的一切，统统都发泄在我和妈妈身上了。可是他怎么能折磨可怜的妈妈呢？我看着她，我的心都要碎了：她的两颊凹陷，两眼眍进去，她脸上常有那么一种肺结核病的红晕。我挨的骂比谁都多。开头总是为一点小事，可是后来只有上帝才知道扯到哪儿去了。常常连我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什么没数落到啊！……他说到法语，又说我是个大笨蛋，说我们寄宿学校的女校长是个不尽职的蠢女人，说她不注意我们的品行，说爸爸自己至今没能找到工作，说洛蒙德的语法是很坏的语法书，而扎波尔斯基的 要好得多，说为我白白地扔掉了很多钱，说看来我是个没感情的、铁石心肠的姑娘，总之，我，可怜的人，虽然拼命地努力，反复地念会话和生字，可是样样事情都怪我，什么都该我负责！这完全不是因为爸爸不喜欢我：他是热烈地爱我和妈妈的。可是他的脾气就是这样。

操心、烦恼、失败把可怜的爸爸折磨得苦极了：他变得多疑而暴躁，常常近乎绝望，他开始不注意自己的健康，着点凉，马上就病倒了。他没有受多久的痛苦就去世了，那么突然，那么意想不到，我们受了这个打击，有好几天精神失常。妈妈好像失去了感觉似的，我甚至怕她会发疯。爸爸刚一死，债主们就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成群结队地涌到我们家里来了。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统统给了他们。我们把在彼得堡城郊的那所小房子也卖了，那是爸爸在我们搬到彼得堡半年之后买的。我不知道其余的事情是怎样了结的，可是我们自己落到了无家可归、没有栖身之处、没有饭吃的地步。妈妈害着消耗体力的病，我们没法养活自己，我们无以为生，面前只有死路一条。那时候我刚刚满十四岁。正在这当儿安娜·费多罗夫娜来看我们了。她老说她是个女地主，跟我们沾亲。妈妈也说她跟我们有亲，不过很远。爸爸活着的时候她从来没到我们家来过。现在她眼睛里含着眼泪来了，说她很同情我们；她吊慰我们的损失，怜悯我们穷困的处境，她又说这全是爸爸自己的错：说他过日子不量入为出，奢望太多，说他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她表示愿意跟我们更亲近一点，提议忘掉双方不愉快的事；妈妈声明从来没对她怀过什么怨恨，她就落下泪来，带妈妈到教堂里去，给亲爱的（她这样称呼爸爸）做安魂祭。做过之后她就郑重地跟妈妈言归于好了。

安娜·费多罗夫娜说了很长的开场白和事先声明，先把我们的困苦处境、孤苦无依、没有指望、束手无策的情况尽情渲染一番，然后就邀请我们，像她所说的那样，到她那儿去安身。妈妈向她道谢，可是好半天下不了决心；但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也决不可能作出其他任何安排，最后她就对安娜·费多罗夫娜说，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她的建议。我们从彼得堡城郊搬到瓦西里耶夫岛 去的那一个早上，我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那是秋天一个晴朗的、干燥的、寒冷的早晨。妈妈哭了。我也觉得非常伤心；我的心都要碎了，一种说不出的、可怕的苦闷折磨着我的灵魂……这是多么沉痛的时刻啊…… pyU0j3sdnZv83x3rYar8RRSavk+urkof2MwPXqwL1dm/IOMJ0lTwlTzmDG4iN6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