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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我爸爸死的时候我才十四岁。我的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那不是在这儿开始的,是在离这儿很远的一个省里,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爸爸是T省П公爵的广大田产上的管家。我们住在公爵的一个村庄里,过着安静的、默默无闻的、幸福的生活……我当时是个那么贪玩的小孩;我什么也不干,总是在田野上,在小树林里,在花园里跑来跑去,谁也不来管我。爸爸不停地忙于工作,妈妈料理家务;没人教我认字念书,这样我倒高兴。常常从一清早起,我就跑到池塘那儿去,或者到小树林里,或者到割草场上,或者跑到收割人那儿去。不管太阳晒我也好,跑到村外我自己不认得的地方去也好,灌木剐伤了我,撕破了我的衣裳也好,都无所谓;事后回到家里挨骂,我也不在乎。

我觉得,假如我一辈子能不离开那个村庄,老在那一个地方住下去的话,我一定会很幸福。然而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了家乡。我们搬到彼得堡来的时候我才十二岁。唉,回想当时我们悲惨地准备行装,我是多么伤心啊!我向跟我那么亲切的一切告别的时候我哭得多么厉害啊。我记得我扑过去搂着爸爸的脖子,哭着恳求他在这个村庄里哪怕再略微住上几天也好,爸爸骂我,妈妈流眼泪;她说我们必须走,事情逼得我们非走不可。П老公爵死了。他的那些继承人解除了爸爸的职务。爸爸有一点钱在彼得堡某些私人手里周转。他希望改善他的景况,认为必须亲自在这儿料理。这全是我后来从妈妈那儿知道的。我们搬到这儿住在彼得堡城郊,一直到爸爸死我们始终住在那个地方。

要我习惯于新生活是多么困难啊!我们搬到彼得堡的时候正是秋天。我们离开村庄的那一天,天气是多么晴和、温暖、明朗;农村的活儿都干完了;一大垛一大垛的庄稼堆在打谷场上,唧唧喳喳的鸟儿成群地聚拢来;一切都是那么明亮欢畅。可是在这儿,我们一到城里就遇到下雨,秋天的潮湿阴冷、坏天气、泥浆和一群新的陌生人,他们都是不好客的、心怀不满的、好生气的人。我们好容易才安顿下来。我记得我们大家都那么乱哄哄,忙忙碌碌地安好了我们的新家。爸爸总是不在家,妈妈一刻也不得安宁,他们完全把我忘了。在我们的新居中过了头一夜之后,第二天一清早起来,我是多么伤心啊。我们的窗户对着一堵黄色的围墙。街上老是泥泞不堪。过路的人很少,他们都把衣服裹得严严的,都那么怕冷。

我们家里一连多少天都非常忧伤和烦闷。我们几乎没有亲友。爸爸跟安娜·费多罗夫娜处得也不和睦(他欠她债)。办事的人倒经常上我们家来。他们照例争论、吵闹、嚷叫。每一次这样的人来访之后爸爸总是那么不痛快、那么生气。他常常一连几个钟头在屋里走来走去,皱着眉头,跟谁也不说一句话。在这种时候妈妈也不敢跟他说话,就一声不响。我总是坐在一个屋角里看书,安安静静地,悄悄地,一动也不敢动。

我们来到彼得堡三个月之后,他们把我送进一个寄宿学校。开头在生人中间我多么悲伤啊!一切都那么冷淡乏味,女教师那么爱嚷叫,姑娘们那么爱嘲笑,我呢,又是那么怕生。多么严格,多么苛求啊!什么事都有规定的时间,公共的伙食,枯燥乏味的老师。刚开头的时候,这一切都使我烦恼痛苦极了。我在那儿睡也睡不好。我常常整夜地哭,那漫长的、烦闷的、寒冷的夜晚啊。常常,每到晚上大家都背书或者温习功课,我却对着一本法语会话书或者生字坐着,一动也不敢动,总是暗自想着我们家里的小屋子,想着爸爸,想着妈妈,想着我的老保姆,想着保姆讲的故事……唉,多么伤心啊!家里最不足道的小东西,我回想起来也是愉快的。我想啊想的,想到现在要是在家里有多好啊!那我一定会跟我的亲人一块儿坐在我们的小屋里,茶炊旁边,那么温暖,那么美好,那么熟悉。我想这时我会怎样紧紧地、热烈地拥抱妈妈!我想啊想的,痛苦得轻轻哭起来,强把眼泪往肚里咽,生字就再也记不住了。因为我不能把第二天的功课读熟,就整夜梦见老师、校长和同学们,整夜在睡梦中复习功课,可是到了第二天还是什么也不知道。她们罚我跪,一天只给我一顿饭吃。我那么忧郁,烦闷。起初,我一念课文,所有的同学就都嘲笑我,逗我,打搅我,每逢我们排队去吃饭或者去喝茶,她们就拧我,一点也不为什么就把我告到女教师那儿去。可是星期六晚上保姆来接我的时候,我是多么幸福啊。我总是高兴得发疯似的紧紧搂住我的老保姆。她给我穿好衣服,把我裹得严严的,在路上她老赶不上我,我呢,唠唠叨叨把所有的事都讲给她听。到了家里我兴高采烈,紧紧地拥抱我的亲人,就好像离别了十年似的。随后就讲啊说啊地聊起来;我向所有的人问好,笑啊乐的,跑啊跳的。然后我跟爸爸讲起正经话来,讲到学习,讲到我们的老师,讲到法语,讲到洛蒙德的语法 ,我们全都那么快活,那么满意。就连现在回想起这些时刻来我还觉得快活呢。我努力用功念书让爸爸高兴。我看得出来他把最后的一文钱都花在我身上了,他自己呢,上帝才知道他在怎样挣扎。一天一天的,他变得越来越忧郁,不痛快,爱生气了。他的脾气完全变坏了,他的事情不顺手,债务一大堆。妈妈常常连哭都不敢哭,一句话也不敢说,免得惹爸爸生气。她变得那么病弱,越来越瘦,咳嗽得很厉害。我从寄宿学校回来,总是看见那些忧愁的脸,妈妈悄悄地流眼泪,爸爸发脾气。责备和非难随着就来了。爸爸开始说我没有给他任何快乐,任何安慰,说他们为了我把最后的一文钱都花光了,而我直到这时候还不会说法语;总之,他的一切失败、一切不幸、一切的一切,统统都发泄在我和妈妈身上了。可是他怎么能折磨可怜的妈妈呢?我看着她,我的心都要碎了:她的两颊凹陷,两眼眍进去,她脸上常有那么一种肺结核病的红晕。我挨的骂比谁都多。开头总是为一点小事,可是后来只有上帝才知道扯到哪儿去了。常常连我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什么没数落到啊!……他说到法语,又说我是个大笨蛋,说我们寄宿学校的女校长是个不尽职的蠢女人,说她不注意我们的品行,说爸爸自己至今没能找到工作,说洛蒙德的语法是很坏的语法书,而扎波尔斯基的 要好得多,说为我白白地扔掉了很多钱,说看来我是个没感情的、铁石心肠的姑娘,总之,我,可怜的人,虽然拼命地努力,反复地念会话和生字,可是样样事情都怪我,什么都该我负责!这完全不是因为爸爸不喜欢我:他是热烈地爱我和妈妈的。可是他的脾气就是这样。

操心、烦恼、失败把可怜的爸爸折磨得苦极了:他变得多疑而暴躁,常常近乎绝望,他开始不注意自己的健康,着点凉,马上就病倒了。他没有受多久的痛苦就去世了,那么突然,那么意想不到,我们受了这个打击,有好几天精神失常。妈妈好像失去了感觉似的,我甚至怕她会发疯。爸爸刚一死,债主们就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成群结队地涌到我们家里来了。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统统给了他们。我们把在彼得堡城郊的那所小房子也卖了,那是爸爸在我们搬到彼得堡半年之后买的。我不知道其余的事情是怎样了结的,可是我们自己落到了无家可归、没有栖身之处、没有饭吃的地步。妈妈害着消耗体力的病,我们没法养活自己,我们无以为生,面前只有死路一条。那时候我刚刚满十四岁。正在这当儿安娜·费多罗夫娜来看我们了。她老说她是个女地主,跟我们沾亲。妈妈也说她跟我们有亲,不过很远。爸爸活着的时候她从来没到我们家来过。现在她眼睛里含着眼泪来了,说她很同情我们;她吊慰我们的损失,怜悯我们穷困的处境,她又说这全是爸爸自己的错:说他过日子不量入为出,奢望太多,说他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她表示愿意跟我们更亲近一点,提议忘掉双方不愉快的事;妈妈声明从来没对她怀过什么怨恨,她就落下泪来,带妈妈到教堂里去,给亲爱的(她这样称呼爸爸)做安魂祭。做过之后她就郑重地跟妈妈言归于好了。

安娜·费多罗夫娜说了很长的开场白和事先声明,先把我们的困苦处境、孤苦无依、没有指望、束手无策的情况尽情渲染一番,然后就邀请我们,像她所说的那样,到她那儿去安身。妈妈向她道谢,可是好半天下不了决心;但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也决不可能作出其他任何安排,最后她就对安娜·费多罗夫娜说,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她的建议。我们从彼得堡城郊搬到瓦西里耶夫岛 去的那一个早上,我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那是秋天一个晴朗的、干燥的、寒冷的早晨。妈妈哭了。我也觉得非常伤心;我的心都要碎了,一种说不出的、可怕的苦闷折磨着我的灵魂……这是多么沉痛的时刻啊…… mWQDu25TGRMHLk7qA1hNglM0MIKCSZhJapiT2gZYxKunEB43VBKtEylN7dR88F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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