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第三节

机制一:古文写作的发轫

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是在儒学复古旗帜下所开展的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成就突出却后继乏人,不久骈文重又抬头。到了五代乃至宋初,浮泛靡丽的骈偶文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一切官场应用文字,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以及科举程文,皆用骈文。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云:“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体薄弱。” 《宋史·欧阳修传》云:“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馀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 此即流行于宋初的所谓“五代文弊”。柳开、王禹偁等人首先对这“其体薄弱”、“论卑气弱”的五代体发起攻击,发出了复兴“古文”的呼声。王禹偁《送孙何序》云:“咸通(唐懿宗年号)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 他们的努力曾发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然而,以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西昆酬唱集》结集为标志,西昆体时文又逐渐取代宋初早期古文的地位。这又引起孙复、石介、穆修、苏舜钦等人的反对,西昆体时文的影响日趋减弱。早在大中祥符二年,真宗即下《诫约属辞浮艳令欲雕印文集转运使选文士看详诏》,对“近代已来,属辞之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痛加申斥,要求“冀斯文之复古,期末俗之还淳。” 仁宗天圣六年(1028)朝廷提升陈从易为左司郎中、杨大雅为知制诰,这是“朝廷欲矫文章之弊”的又一个信号。“自景德后,文字以雕靡相尚,一时学者向之,而从易独自守不变,与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笃行,无所阿附。……朝廷欲矫文章之弊,故并进从易及大雅,以风天下。” 试图首先在朝廷诏敕文字方面进行改革。随后,天圣七年仁宗又下《贡举诏》戒除文弊:“比来流风之弊,至于荟萃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蔓之文,无益治道。”提出了“学者务明先圣之道”的要求 。以后明道二年(1033)、庆历四年(1044)又下诏重申。这一行政措施跟文坛发展的要求完全吻合,因而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正如欧阳修一再所指出的,皇帝下诏后,“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 ;“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 。至此,经过反“五代文弊”、反“西昆体”的两个回合的反复,宋代古文运动已获得顺利开展的有利条件,比起韩愈面临的“挽狂澜于既倒”、“摧陷廓清”的严重势态来,其困难和阻力要小得多了。这是洛阳文人集团形成前的文坛大势。

尹洙是洛阳文人集团中专擅古文写作的重要作家。他早年从穆修游,打下了古文写作的深厚基础。在洛阳时期,他的古文作品流布遐迩,声名突过侪辈。今存他这时期及稍后的作品有《巩县孔子庙记》、《志古堂记》、《张氏会隐园记》、《伊阙县筑堤记》、《书禹庙碑阴》、《题杨少师书后》等 ,大都简洁明快,章法谨严,吐属饶有新意,实比穆修所作高出一头。

史传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叙述过尹、欧同作《双桂楼临圜阁记》的故事,也反映出欧学于尹的情况。此事在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也有记载:

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阙,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者各撰一记,曰:“奉诸君三日期,后日攀请水榭小饮,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馀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馀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

这则记载比《邵氏闻见录》卷八所记稍详,并互有异同。文莹曾因苏舜钦书荐而结识欧阳修,而且“蒙诗见送” ,其所记应属大致可信。这里说明欧阳修初学古文是以尹洙为师的,“通夕讲摩”,还接受了尹洙的写作主张:崇尚“简古”、“完粹有法”,力忌“格弱字冗”。这也确实成为欧阳修日后文论思想的一个要点,也是他散文风格的特点之一。如他在洛阳时期所作的三十多篇文章,大都篇幅较短,文字洗炼简洁,要言不烦。《戕竹记》结尾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 由小引大,从戕竹之祸推向更大的政治弊端,笔意颇深;《养鱼记》结尾云:“感之而作《养鱼记》。” 所“感”为何,不明言而妙在不言之中,具见格高字简之趣。

然而,文人之间的切磋交流,往往具有多方面的机制:既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一面,又常不可避免地引入竞争的因子。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各自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发展。如果只有单向的施受而没有双向的质疑、诘难和批评,文学的交流关系就不是全面的。这一点在宋代士子中间已逐渐养成一种风气。就连秉性诚笃宽和的司马光也一再强调:不同意见的论争正是“朋友之道”。他在《答韩秉国书》中说:“示喻见与景仁(范镇)书,似怪论议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废久矣。光述中和论,所以必欲呈秉国者,正为求切磋琢磨,庶几近是耳,岂欲秉国雷同而已。雅闻秉国有论,光不胜其喜,故因景仁请见之,何谓怪也。” 现保存在司马光集子中的三人(司马光、范镇、韩秉国)讨论“中和”的来往信函共二十二通,就是一份往复论难、充分发抒己见的珍贵史料,也是士风的生动写照。在古文写作和古文理论问题上,欧阳修之于尹洙,实经历了由“未伏”至“伏”而又“不伏”的过程。这实际上反映出宋代古文运动中两种不同的“古文观”,两种不同的散文风格的追求。至于欧阳修如何超越尹洙而自创文风的情况,将在本书后面论析。 C2FLLKsT919yAuBOU5ddPRJfh3421ZV3kFR/VBqVPBxvd4pXrbOWBT6GydYGOEqX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