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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是在儒学复古旗帜下所开展的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成就突出却后继乏人，不久骈文重又抬头。到了五代乃至宋初，浮泛靡丽的骈偶文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一切官场应用文字，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以及科举程文，皆用骈文。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云：“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体薄弱。”
《宋史·欧阳修传》云：“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馀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
此即流行于宋初的所谓“五代文弊”。柳开、王禹偁等人首先对这“其体薄弱”、“论卑气弱”的五代体发起攻击，发出了复兴“古文”的呼声。王禹偁《送孙何序》云：“咸通（唐懿宗年号）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
他们的努力曾发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然而，以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西昆酬唱集》结集为标志，西昆体时文又逐渐取代宋初早期古文的地位。这又引起孙复、石介、穆修、苏舜钦等人的反对，西昆体时文的影响日趋减弱。早在大中祥符二年，真宗即下《诫约属辞浮艳令欲雕印文集转运使选文士看详诏》，对“近代已来，属辞之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痛加申斥，要求“冀斯文之复古，期末俗之还淳。”
仁宗天圣六年（1028）朝廷提升陈从易为左司郎中、杨大雅为知制诰，这是“朝廷欲矫文章之弊”的又一个信号。“自景德后，文字以雕靡相尚，一时学者向之，而从易独自守不变，与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笃行，无所阿附。……朝廷欲矫文章之弊，故并进从易及大雅，以风天下。”
试图首先在朝廷诏敕文字方面进行改革。随后，天圣七年仁宗又下《贡举诏》戒除文弊：“比来流风之弊，至于荟萃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蔓之文，无益治道。”提出了“学者务明先圣之道”的要求
。以后明道二年（1033）、庆历四年（1044）又下诏重申。这一行政措施跟文坛发展的要求完全吻合，因而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正如欧阳修一再所指出的，皇帝下诏后，“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
；“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
。至此，经过反“五代文弊”、反“西昆体”的两个回合的反复，宋代古文运动已获得顺利开展的有利条件，比起韩愈面临的“挽狂澜于既倒”、“摧陷廓清”的严重势态来，其困难和阻力要小得多了。这是洛阳文人集团形成前的文坛大势。
尹洙是洛阳文人集团中专擅古文写作的重要作家。他早年从穆修游，打下了古文写作的深厚基础。在洛阳时期，他的古文作品流布遐迩，声名突过侪辈。今存他这时期及稍后的作品有《巩县孔子庙记》、《志古堂记》、《张氏会隐园记》、《伊阙县筑堤记》、《书禹庙碑阴》、《题杨少师书后》等
，大都简洁明快，章法谨严，吐属饶有新意，实比穆修所作高出一头。
史传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叙述过尹、欧同作《双桂楼临圜阁记》的故事，也反映出欧学于尹的情况。此事在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也有记载：
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阙，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者各撰一记，曰：“奉诸君三日期，后日攀请水榭小饮，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馀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馀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
这则记载比《邵氏闻见录》卷八所记稍详，并互有异同。文莹曾因苏舜钦书荐而结识欧阳修，而且“蒙诗见送”
，其所记应属大致可信。这里说明欧阳修初学古文是以尹洙为师的，“通夕讲摩”，还接受了尹洙的写作主张：崇尚“简古”、“完粹有法”，力忌“格弱字冗”。这也确实成为欧阳修日后文论思想的一个要点，也是他散文风格的特点之一。如他在洛阳时期所作的三十多篇文章，大都篇幅较短，文字洗炼简洁，要言不烦。《戕竹记》结尾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
由小引大，从戕竹之祸推向更大的政治弊端，笔意颇深；《养鱼记》结尾云：“感之而作《养鱼记》。”
所“感”为何，不明言而妙在不言之中，具见格高字简之趣。
然而，文人之间的切磋交流，往往具有多方面的机制：既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一面，又常不可避免地引入竞争的因子。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各自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发展。如果只有单向的施受而没有双向的质疑、诘难和批评，文学的交流关系就不是全面的。这一点在宋代士子中间已逐渐养成一种风气。就连秉性诚笃宽和的司马光也一再强调：不同意见的论争正是“朋友之道”。他在《答韩秉国书》中说：“示喻见与景仁（范镇）书，似怪论议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废久矣。光述中和论，所以必欲呈秉国者，正为求切磋琢磨，庶几近是耳，岂欲秉国雷同而已。雅闻秉国有论，光不胜其喜，故因景仁请见之，何谓怪也。”
现保存在司马光集子中的三人（司马光、范镇、韩秉国）讨论“中和”的来往信函共二十二通，就是一份往复论难、充分发抒己见的珍贵史料，也是士风的生动写照。在古文写作和古文理论问题上，欧阳修之于尹洙，实经历了由“未伏”至“伏”而又“不伏”的过程。这实际上反映出宋代古文运动中两种不同的“古文观”，两种不同的散文风格的追求。至于欧阳修如何超越尹洙而自创文风的情况，将在本书后面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