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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地理环境所提供的空间，地理环境对于该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性格好尚等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人们的文化创造和文学活动中，环境的作用更为显著。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早已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山林原野是启发文思之源，作家创作离不开“江山之助”。在西方，丹纳《艺术哲学》提出过“种族、环境、时代”是决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性质面貌的“三大因素”，在我国，章太炎则提出古代学术派别林立的成因乃是“地齐、政俗、材性”三项
，“地齐”就是环境。环境对于学术文化、文学创作的影响，乃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构成环境的人文的、自然的或两种交融的诸要素中，区域的人文性文化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常是最直接、最显著的，正如鲁迅所说：“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
这里所强调的“居处的文陋”，即指地区历史文化积淀的深浅厚薄。洛阳钱幕僚佐文人集团的形成、集团成员的创作心态、风格和审美趣尚乃至文学活动的方式等，都与洛阳这一特定地区环境息息相关。
洛阳是北宋的三大陪都之一。位居我国中原伊洛盆地，南临伊阙，北负邙山，伊水、洛水、涧水、瀍水流经其地，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在我国“六大古都”中，洛阳是建都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历史文化名城。从近年地下发掘的偃师二里头夏代宫殿遗址、偃师城西尸乡沟商都“西亳”遗址来看，表明早从夏商起即已在洛阳地区建都。洛阳古以为地处“天下之中”，西周时因于此营建“王城”和“成周”两城。周公旦赞其“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尚书·召诰》亦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国传云：“言王（周成王）今来居洛邑……地势正中。”
至东周则正式建都。洛阳旧有“九朝名都”之称，即指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孝文帝以后）、隋（炀帝）、唐（武后）、后梁、后唐等九个朝代。如果加上夏、商，则应是“十一朝名都”了。西周、新莽、隋、唐、后晋、后周还曾并为陪都。
宋张琰在《洛阳名园记序》中说：“夫洛阳，帝王东西宅为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阴阳之和
，嵩少瀍涧钟山水之秀，名公大人为冠冕之望，天匠地孕为花卉之奇。加以富贵利达、优游闲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妩媚，争妍竞巧于鼎新革故之际，馆榭池台，风俗之习，岁时嬉游，声诗之播扬，图画之传写，古今华夏莫比。”
这段话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洛阳一地华夏文化的历史积淀之深厚，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之卓异特出，从而为钱惟演洛阳文人集团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活动舞台，演出了宋代文学历史的新场面。
洛阳自古至宋是钟灵毓秀、群英荟萃的一大人才渊薮。司马光《伫瞻堂记》云：“西都缙绅之渊薮，贤而有文者，肩随踵接。”
从而保证了该地区文化积累的连续性，形成丰厚的文化土壤。班固作《汉书》，张衡作天文三仪，左思作《三都赋》“洛阳纸贵”，熹平石经即由蔡邕刻于太学，均为发生在洛阳的文史盛事，馀不备举。
在这种文化背景和氛围中，洛阳地区形成了文人宴集交游的悠久传统。西晋时贾谧门下的“二十四友”，石崇的“金谷之会”等，就是活动在洛阳的文士集团；特别是唐代白居易等人的“九老会”，对宋代洛阳士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昔白乐天在洛，与高年者八人游，时人慕之，为《九老图》传于世。宋兴，洛中诸公继而为之者凡再矣”
。
这里所说的“洛中诸公”中，是包括梅尧臣、欧阳修等人的文人集团的。他们曾积极组织过“洛中七友”，更以“八老”相互品题：尹洙为辩老，杨愈为俊老，王顾为慧老，王复为循老，张汝士为晦老，张先为默老，梅尧臣为懿老。欧阳修初评为逸老，经他争辩后，改为达老
。这正是直沿白居易“九老会”的馀波。如果不从历史传承因素着眼，这批二三十岁的年少才子竟以“老”相称，就不可理解了。《邵氏闻见录》卷八记述他们“一日，会于普明院，白乐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画像，钱相（钱惟演）与希深（谢绛）而下，亦画其旁”
。可见本地区前辈的流风遗韵，对这个集团成员深刻的心理影响。“八老”的品题，使得每位当事人意识到一种入品的荣誉感，对被社会某种承认的喜悦，这无疑会刺激他们对于集团活动的全力投入；而相互标举，交通声气，又使这个文化性格各显异彩的共同体更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其后司马光等人的“耆英会”、“真率会”，更被誉为“都人随观”、“洛中夸以为胜”的一代大观，也是远承白居易“九老会”馀绪，近慕钱、谢、梅、欧等人仪范的。
洛阳地区文人宴集传统，不仅直接启导钱、谢、梅、欧集团的形成，而且提供一条作家社会化的有效途径，进而影响其文学活动方式和创作面貌。作家的创作在通常情况下乃是个人的精神劳动，但又不可能在完全封闭自足的心理结构中进行，必然接受社会环境、时代思潮、文坛风气的深刻影响。如果说，盛唐作家主要通过科举求仕、边塞从幕、隐居买名、仗策漫游等方式完成个体社会化的历程，从而创造出恢宏壮阔、奋发豪健的盛唐之音。那么，宋代的更大规模的科举活动所造成的全国性人才大流动（每次省试聚集汴京的士人达六七千人）、经常性的游宦、频繁的贬谪以及以文酒诗会为中心的文人间的交往过从，就成为宋代作家们的主要生存方式了。从钱幕到“欧门”到“苏门”，这一依次相承的三个文人集团（前一集团又为后一集团培养了领袖），就是以交游为联结纽带而展开其文学活动和创作的。这是宋代比之以往更普遍的文学现象，因而应该充分估计洛阳宴集交游传统的深远作用。还应看到洛阳这一传统的发展变化：在西晋时代，文人们总是依附于如贾谧、石崇之类的势家豪门，偶有创作也带有贵游文学的色彩；唐代白居易“九老会”鲜明地提出了“尚齿不尚官”的交游原则，表现了一定的平等性；而在梅、欧等人“七友”、“八老”的组成形式中，则包含了更丰富的文化内容，结合洛阳的环境条件，对创作发生更有力的良好影响。
从东汉至北宋千年间，洛阳园林一直为全国之最。邵雍《春游》诗说：“天下名园重洛阳。”
苏辙说：“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而其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
邵博也说：“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
李格非并有《洛阳名园记》专著行世，著录名园十九处之多。事实上，洛阳地区除“贵家巨室”、“名公卿”的园林外，还有皇家园林和寺庙园林。钱惟演《西洛怀古》的“春归空苑水潺潺”，所怀者即是“荒台废沼”的皇家“空苑”。欧阳修《河南府重修净垢院记》云：“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处其地，喜于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货布之赢，奉祠宇为庄严，故浮图氏之居，与侯家主第之楼台屋瓦，高下相望于洛水之南北，若弈棋然。”
则记述了寺庙园林的盛况。
洛阳园林的营建是一种具有历史传承性的文化活动，并常成为历代文士集团活动的场所。石崇的金谷园就名闻遐迩，不仅是文人雅集的胜地，而且是诗人们不断吟咏的对象。唐代宰相裴度在洛阳集贤里宅第有“南园”，在午桥庄有“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在此留连忘返，诗歌唱酬。《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云：裴度在“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
。白居易组织“九老会”，也是以他履道里宅第的苑囿为活动中心的
。园林建筑与文士雅集结下不解之缘，这已成为我国园林文化的一种传统。宋代洛阳园林，又“多因隋唐之旧”
，往往在唐园基础上改筑而成，如湖园之于裴度旧园，会隐园之于白乐天旧园。景观命名也常渗入历史文化涵义。由此可见，作为环境体系中的园林、山水等自然物，已不复作为原生态的纯自然物而出现，而是经过人类长期的改造、加工和征服，因而无不烙上人类自身本质的印记；对于闻名于世的洛阳园林而言，本身就是一种高度人文化的景观。宋代钱惟演文人集团的频繁的游园活动，也自然地成为高品位的文化活动了。他们徜徉其间，自然与人生冥然相契，历史与现实悠然相融，耳目所及的自然景观中，其蕴藏的各种历史的、文学的轶事、故实不免油然浮现脑际，仿佛置身于前贤时流所共同营造的文化氛围之中，于是逗引起种种感受、情怀和思绪，激活创作机制。
天圣九年（1031）六月，欧阳修即记述过一次他们在普明寺后园大字院避暑吟诗的情况：
六月之庚，金伏火见，往往暑虹昼明，惊雷破柱，郁云蒸雨，斜风酷热，非有清胜不可以消烦炎，故与诸君子有普明后园之游。春笋解箨，夏潦涨渠，引流穿林，命席当水，红薇始开，影照波上，折花弄流，衔觞对弈，非有清吟啸歌，不足以开欢情，故与诸君子有避暑之咏。太素最少饮，诗独先成，坐者欣然继之。日斜酒欢，不能遍以诗写，独留名于壁而去。他日语且道之，拂尘视壁，某人题也。同共索旧句，揭之于版，以致一时之胜，而为后会之寻云。
先写因酷热寻找胜地避暑，再写因胜地而引发作诗，末记后会有期，“欢情”不断。这充分说明游园活动是“诸君子”诗歌创作的触媒剂，加强了彼此的感情交流和诗歌艺术的相互影响和提高。这次游宴的诗作，今尚存欧阳修《普明院避暑》五律一首，末句云：“归鞍微带雨，不惜角巾斜”
；梅尧臣《与诸友普明院亭纳凉分题》一律，亦有“竹阴过晚雨，林表见残虹”之句
。王复《题洛阳大字院》云：“早秋蝉有信，多雨暑无权”
，也可能是这次会饮的作品。可知此次系“分题”赋诗，皆为五律，且从诗意来看，是日有雨。还应提及，诗文中虽未点明“普明后园”即系白居易故园，但白氏记诸老会饮于“白家履道宅”诗云：“诗吟两句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
《序洛诗》亦云：“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
两者文酒诗会的情景维妙维肖，可谓异代接武，旧事重演。对于熟习洛地习俗、深受白氏风仪陶冶的梅、欧等人来说，这一切似已不言而喻，因而也无须特别点明了。
园林的建造固然要充分利用古迹遗址等人文因素，以唤起人们的历史意识和思古情怀，但园林的主要目的在于游赏。一般实用性的建筑物，目的是遮风避雨，抵御自然力的威胁，但同时也使人与自然阻隔不融；而园林建筑却以游赏为主，表现了人类回归自然的审美要求，追求生活环境的艺术化，这是促使现实人生转化为艺术人生的重要一环。在这一意义上，园林是人类对自然空间的艺术加工，是人化的自然，因而常着力于依据本地区气候、土壤等条件，创造出自己的景物特点，特别是通过一个或数个典型物象来突出人们对该环境的感受和印象。洛阳园林中的牡丹和绿竹景观就充分满足了这个要求，并成为洛阳文人集团游赏活动和创作活动的重要内容。
洛阳园林大多分布于东南靠近伊洛水网的地区，建筑风格重水不重山，尤以花卉竹木为胜。牡丹更是冠绝古今，独步天下，洛阳文人们无不为之倾倒。
钱惟演独钟牡丹，欲作《花品》一书而未果，欧阳修却于其时写出《洛阳牡丹记》一文，践偿了钱惟演的心愿。此文分《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牡丹的专文。欧氏认为，洛阳牡丹“今为天下第一”，洛人称呼牡丹“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他还记载了当地赏花风俗的盛况：“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郭子仪旧宅），至花落乃罢。”
其盛迈越唐代，举世称艳。这里提到的“月陂堤”，系洛水的月牙形堤岸，即指“天王院花园子”，是洛阳最大的牡丹园。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天王院花园子》云：“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幕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矣。”
这段记载似源自欧阳修之文。司马光《又和（君贶）安国寺及诸园赏牡丹》诗云：“一城奇品推安国，四面名园接月陂。”
“月陂”即“月陂堤”，则“天王院花园子”，殆即属安国寺的寺庙园林，与欧氏所谓“古寺废宅”相吻合，也使“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成为可能，无主古寺自能接纳众庶自由居住。
“洛阳花”成了欧阳修创作的一种意象符号，与充满欢乐、青春、生机、理想的洛中生活熔铸一片，时时成为他歌咏的题材。《送张屯田归洛歌》云：“昔年洛浦见花落，曾作悲歌歌落花。愁来欲遣何可奈，时向金河寻杜家。杜家花虽非绝品，犹可开颜为之饮。少年意气易成欢，醉不还家伴花寝。一来京国两伤春，憔悴穷愁九陌尘。红房紫莟处处有，骑马欲寻无故人。”
往昔在洛阳杜家的一次醉伴牡丹的经历，如此深刻地烙印在他的心灵，原因在于洛阳花已是他青春岁月的象征，同时凝聚着他韶华易逝不复、世事盛衰变幻的人生体验。因而，这种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如刻在幼树上的刀痕，历久而更大、更深和更新。我们试读他的名作《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
残雪压枝犹有橘，
夜闻归雁生乡思，
曾是洛阳花下客，
二月山城未见花。
冻雷惊笋欲抽芽。
病入新年感物华。
野芳虽晚不须嗟。
这是他在景祐四年（1037）贬谪夷陵时所作。通篇借“花”以对比夷陵和洛阳两地生活的荣枯顺逆，沟通现时和往昔的时间距离。“曾经沧海难为水”，观赏过洛阳牡丹之人，对夷陵野花的迟开，自然毫不介意。同时所作的《夷陵书事寄谢三舍人》中也说：“曾是洛阳花下客，欲夸风物向君羞。”
羞于在人前夸说洛阳牡丹等风物，欲夸而不敢夸，与前诗的欲“嗟”而不必嗟，流露了同一矛盾的感怀之情。毫无疑问，洛阳赏花是他的一分自豪的回忆，是他一生中最珍重的人生留影，并成为他诗词创作中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意象，倾注了他的关注和眷爱。如庆历二年（1042）他作《洛阳牡丹图》诗说：“我昔所记数十种，于今十年半忘之。开图若见故人面，其间数种昔未窥。”
追忆本身成了一种审美活动。
在欧阳修的词作中，“洛阳花”则更经常地作为离别词的一种特定意象出现。他的四首《玉楼春》分别写于离洛前、离洛时、离洛后的三种场合，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流程：
洛城春色待君来，
莫到落花飞似霰。
——《玉楼春》（春山敛黛低歌扇）
直须看尽洛城花，
始共春风容易别。
——《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
洛阳正值芳菲节，
秾艳清香相间发。
游丝有意苦相萦，
垂柳无端争赠别。
——《玉楼春》（洛阳正值芳菲节）
常忆洛阳风景媚……关心只为牡丹红。
——《玉楼春》（常忆洛阳风景媚）
第一首写在洛阳送友人，嘱其在花期前返回，莫要痛失良辰美景；第二、三首写他于景祐元年（1034）春离任之时，对牡丹的依恋倾吐了他的全部离愁别恨；第四首写别后思洛，径以牡丹作为洛阳的象征之物。牡丹和洛阳，已经牢固地合而为一，这在梅尧臣也是如此。他于庆历六年（1046）在许昌任签判时所作《和王待制清凉院观牡丹赋诗》、《和王待制牡丹咏》、《洛阳牡丹》诸诗
，也借牡丹抒写“华发我何感，洛阳年少时”的追怀。
唐人笔下的牡丹，或突出其“国色天香”的雍容华贵品貌，如李正封《咏牡丹花》，或以名花喻倾国美人，如李白《清平调》，或借以揭露社会贫富的不平，如白居易《买花》，都已获得不小的艺术成就。而欧、梅等人的此类诗词作品，却把牡丹和洛阳牢牢地铸为一体以寄慨抒怀，使牡丹不仅径称为洛阳花，并成为洛阳的象征物，大大丰富和扩展了牡丹这一诗歌意象的内涵。如以后洛阳人陈与义在历经靖康之难、流落江南时，以《牡丹》为题，就发为如此深沉的故国之叹：“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正是牡丹贯通了故乡洛阳昔日的繁华和今日异地的孤寂，强烈的反差反射着感情的巨大起伏跌宕，使之成为一首有关洛阳牡丹的名作。他的成功与前辈的吟咏洛花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样，牡丹和洛阳，从欧、梅等人反复抒写、大力开掘始，在以后的创作长河中不断地得到应和，终于结合成具有某种固定指向性的意象，丰富了我国诗歌的艺术宝库。
绿竹景观也是洛阳园林的一大特色。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载，富郑公园有大竹林，归仁园“有竹百亩”，苗帅园“竹万馀竿，皆大满二三围，疏筠琅玕如碧玉椽”，松岛园虽以松名世，但“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说明竹的普遍。在造园艺术中，竹的作用甚大。有的与洞、亭相配，如富郑公园“凡谓之洞者，皆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历四洞之北，有亭五，错列竹中，曰丛玉，曰披风，曰漪岚，曰夹竹，曰兼山”，洞、亭的命名皆取自竹，竹叶掩抑，更富清谧高雅之趣。有的用竹布置堂、轩，如董氏西园，“又西一堂，竹环之”，独乐园有“弄水种竹轩”等
。因而，竹也进入洛阳文士们的艺术视野，产生了不少有关诗文。
尹洙的散文《张氏会隐园记》即为洛阳最大的竹园作记：“河南张君清臣创园于某坊，其兄上党使君名曰‘会隐’。……始得民家园，治而新之，水竹树石，亭阁桥径，屈曲回护，高敞荫蔚，邃极乎奥，旷极乎远，无一不称者。”
这座张氏会隐园，原是白居易旧园。《洛阳名园记·大字寺园》云：“大字寺园，唐白乐天园也。乐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张氏得其半，为会隐园，水竹尚甲洛阳。”
尹洙在这篇记中，提出了我国园林艺术的两种主要风格即奥邃和旷远，并以两者结合为极诣。这是对我国造园艺术的较早的理论总结，也概括了洛地人们的审美观念。柳宗元也在《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中指出：“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
主要从自然地形、地貌的游赏着眼，尹洙则用以概括造园艺术风格。《洛阳名园记·湖园》云：“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兼此六者，唯湖园而已。”
后世的造园理论，实无能跳出宏大与幽邃、人力与闲古、近赏水泉与远眺山峦这六大美学原则，而尤以旷奥结合为关键。我国一般建筑物重直线重对称，园林建筑却以曲折多变见称，以曲折性扩展空间的深度，延长游园审美享受的时间。而水竹对造成邃奥和旷远的对比交错，无疑发挥重要的作用。
明道元年（1032）梅尧臣由河南县主簿改赴河阳县主簿任，欧阳修等人曾在洛阳最大的竹园会隐园竹林饯别。梅尧臣写过一篇《新秋普明院竹林小饮诗序》。普明院即“白乐天故宅也”
，亦即大字寺园、会隐园。梅氏在这篇诗序中说：“余将北归河阳，友人欧阳永叔与二三君具觞豆，选胜绝，欲极一日之欢以为别。于是得普明精庐，酾酒竹林间，少长环席，去献酬之礼，而上不失容，下不及乱，和然啸歌，趣逸天外。酒既酣，永叔曰：‘今日之乐，无愧于古昔，乘美景，远尘俗，开口道心胸间，达则达矣，于文则未也。’命取纸写昔贤佳句，置坐上，各探一句，字字为韵，以志兹会之美。咸曰：‘永叔言是。不尔，后人将以我辈为酒肉狂人乎！’顷刻，众诗皆就，乃索大白，尽醉而去，明日第其篇请余为叙云。”
这篇诗序说明，文士们饮美酒，赏佳景，道别情，往往伴之于诗歌创作活动。没有文学创作，便沦为酒肉之徒，文学创作是提高自我品位和情操的必要手段。这次会饮咏诗，今存欧氏的一组五首五绝，分别以“亭皋木叶下”为韵；梅氏的五首五绝，则以“高树早凉归”为韵。欧诗有云：“野水竹间清，秋山酒中绿。送子此酣歌，淮南应落木”
；梅诗有云：“池上暑风收，竹间秋气早，回塘莫苦留，已变王孙草”
。“竹”即是贯穿两诗的关联性意象。
欧阳修不仅将其居室命名为“绿竹堂”，写过缠绵悱恻、悼念亡妻的《绿竹堂独饮》诗
，而且以竹为题，写下针砭时弊的《戕竹记》。他说：“洛最多竹，樊圃棋错。包箨榯笋之赢，岁尚十数万缗，坐安侯利，宁肯为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简历芟养，率须谨严。家必有小斋闲馆在亏蔽间，宾欲赏，辄腰舆以入，不问辟疆，恬无怪让也。以是名其俗为好事。”
洛阳竹园出产，每年不下十馀万缗钱（每缗一千文），此从经济效益讲；竹林深处，小斋闲馆，任人游赏，不加限制，此从民风好客讲。然后笔锋一转，写到为供应朝廷修葺之需，竟把洛阳竹林砍伐一空，弄得“地榛园秃”，一片荒芜，欧阳修对此痛加斥责。结尾冷冷地宕开一笔：“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把注意力引向比“戕竹”一类更严重的政治弊端，加深了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梅尧臣对洛竹也保持长久的记忆。直至嘉祐三年（1058），在《张仲通追赋洛中杂题和尝历览者六章》中，写到他曾“历览”过的大字寺和袁氏坞的竹林印象：“池上千竿竹”（《大字寺》），“腮肥节脑瘦，蕲水长笛材，洛阳袁氏坞，此竹旧移来”（《蕲竹》）
。
但是，欧阳修的《绿竹堂独饮》主要写悼念亡妻，《戕竹记》则是针砭时弊，普明院会饮诗的主旨是惜别，绿竹仅仅置于背景地位，不是正面吟咏的对象，因此，从绿竹意象的开掘来说，进展不大。至于尹洙的《张氏会隐园记》对洛阳园林奥邃和旷远两种美学风格的精辟阐述，其主要价值也在治园史上。对绿竹描绘颇堪注意的倒是钱惟演。这位西昆体著名作家写于洛阳的作品遗存不多，但已看出向清雅朴实的方向转变。他的《对竹思鹤·留守西洛日作》：“瘦玉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骥傍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
竹为实写，鹤为虚拟，虚实相映，倍见“第一流”之雅，已透露出竹的意象日趋喻象化、道德化的倾向。经过以后多方面的发展和丰富，绿竹成为宋人理想人格最高型范的象征，也是体现宋诗理性化特征的一大题材。以后梅尧臣的“爱此孤生竹，碧叶琅玕柯”
，欧阳修的“虚心高自擢，劲节晚愈瘦”
等，都是吟咏洛竹的延伸。
钱惟演另有一首写竹笋的《玉楼春》词，与其诗对读，甚有启迪。词云：“锦箨参差朱槛曲，露濯文犀和粉绿。未容浓翠伴桃红，已许纤枝留凤宿。”
用语华美，着力于外形的藻饰，固然与词体风格要求有关，但在美学好尚上却与西昆体相通。《对竹思鹤》诗与之迥然异趣。钱惟演洛阳诗风的转变，正是文人群体中声气交应、相互推毂的结果。有的学者认为梅尧臣此时诗受钱惟演影响，而有西昆体之风，这与现存《梅集》情况不符；实际上或许正相反。一个文人集团经过频繁的交往唱酬，不管自觉不自觉，常会形成大致相同的美学追求，而成员中最有成就者往往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梅尧臣在这一集团中即以诗歌创作独占鳌头，欧阳修叹为“欲学不能就”
，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唱，一府尽倾”
。梅氏其时清丽闲雅、委婉精细的诗风为群体所认同，连作为盟主的钱氏也多少受其影响，这是不奇怪的。
以上主要从洛阳园林与文人集团之间的关系，作了简要的论述，而洛阳的名山大川也为文人集团提供了优越的活动天地。龙门之游和两登嵩山就是其中的重要活动。
龙门之游。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其他两处是敦煌、云冈）。始凿于北魏，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北宋的不断增凿，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龙门也称“伊阙”，因东西两山（东名香山，西名龙门山）夹伊水对峙如门而得名。因而兼擅山水之妙，是文化旅游的胜地。
明道元年（1032）春，欧阳修、杨愈和秀才陈经同游龙门，分题赋诗，并送陈经西归。今尚存欧阳修《送陈经秀才序》一文和《游龙门分题十五首》诗，《序》中叙明这次游程：“夜宿西峰，步月松林间，登山上方，路穷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楼，听八节滩，晚泛舟，傍山足夷犹而下，赋诗饮酒，暮已归。”
在这些诗文中，表现出自然山水对诗人们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他们全身心地陶醉在旖旎秀美的自然景色之中。如《上山》诗：“蹑蹻上高山，探险慕幽赏。初惊涧芳早，忽望岩扉敞。林穷路已迷，但逐樵歌响。”
登山探幽，近见涧草繁茂，远眺伊阙开阔，林尽路失，惟闻樵歌声声，一派清幽闲远之趣。《自菩提步月归广化寺》云：“春岩瀑泉响，夜久山已寂。明月净松林，千峰同一色。”
则凸现一幅静谧净洁的月夜山行图。但是，山水对人们的意义不仅仅提供自然美、陶冶情操，还逗引起人们复杂的人生感慨。人们观赏自然景物，往往融入诗情和哲思，使自然景物在具体景观之外又表现出一种景外之意。欧氏的《送陈经秀才序》先以简洁而精妙的笔墨，渲染出伊水之游的恬适愉悦：“然伊之流最清浅，水溅溅鸣石间。刺舟（撑船）随波，可为浮泛；钓鲂擉鳖，可供膳羞。山两麓浸流中，无岩崭颓怪盘绝之险，而可以登高顾望。自长夏而往，才十八里，可以朝游而暮归。故人之游此者，欣然得山水之乐，而未尝有筋骸之劳，虽数至不厌也。”然后，文意陡转：“然洛阳西都，来此者多达官尊重，不可辄轻出。幸时一往，则驺奴从骑，吏属遮道，唱呵后先，前傧旁扶，登览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与鱼鸟相傲然徙倚之适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闲者宜之。”
只有“卑且闲者”才能真正欣赏自然的大千世界，才能获得“欣然之乐”、“徙倚之适”。他们体会到自然景物并不都能成为审美对象，还与审美主体的情况有关。这种在游赏中才能得到的体会，是意味深长的。自然山水又往往融合着历史文化的积淀，易使人们获得广泛的人生思考。石楼、八节滩原是白居易构筑和开凿的。《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
前者为了休憩，后者为了行船的安全，避免碰触峭石。欧阳修的《石楼》诗云：“高滩复下滩，风急刺舟难。不及楼中客，徘徊川上山。夕阳洲渚远，唯见白鸥翻。”
即景寄慨，发抒人生劳闲苦乐的不均。《八节滩》云：“乱石泻溪流，跳波溅如雪。往来川上人，朝暮愁滩阔。更待浮云散，孤舟弄明月。”
眼前的八节滩，虽经白居易疏凿，险情有所缓解，但仍有馀险。待到晚上，沿着山麓，则情势迥然不同，“晚泛舟，傍山足夷犹（从容）而下”，才有“孤舟弄明月”的乐趣。这些诗句蕴含人生哲理，耐人思索。
两次嵩山的结伴之游，更集中体现了自然景物的赏会和传统文化积累、诗文创作及其他社会思想因素的交叉渗透。一次在明道元年（1032）春末，同游者有梅尧臣、欧阳修、杨愈等人。欧氏有《嵩山十二首》，分别题为《公路涧》、《拜马涧》、《二室道》、《自峻极中院步登太室中峰》、《玉女窗》、《玉女捣衣石》、《天门》、《天门泉》、《天池》、《三醉石》、《峻极寺》、《中峰》
；梅氏有《同永叔、子聪游嵩山赋十二题》予以唱和
；当时任陈州通判的范仲淹也有《和人游嵩山十二题》
。梅尧臣后在嘉祐三年（1058）回忆这次游历云：“又忆游嵩山，胜趣无不索，各具一壶酒，各蜡一双屐，登危相扶牵，遇平相笑噱。石捣云衣轻，岩裂天窗窄，上饮醒心泉，高巅溜寒液，下看峰半雨，广甸飞甘泽。夜宿岳顶寺，明月入户白，分吟露气冷，猛酌面易赤。”白天游山，夜晚吟咏，如此氛围，自是最佳创作环境。梅诗又云：“誓将新咏章，灯前互诋摘，杨生（杨愈）护己短，一字不肯易。”
使我们仿佛看到热烈争辩、切磋诗艺的场面，增添了此行的文学性质。
另一次在当年秋天。同游者有谢绛、欧阳修、杨愈、尹洙、王复五人。这次登嵩，原为受命奉御香告庙而去，他们便乘机作数日“山水游”。谢绛写过《游嵩山寄梅殿丞书》长信，详细记叙这次游历，梅氏复有《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长诗
，是宋代诗文交涉中的一组名作，梅氏这“诵而韵之”的五百字古诗，是他“以文为诗”的重要试验和探索。在这次游山中，他们访僧问道，寻古觅碑，谈诗论文，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如谢绛信中提到他们在山顶访问汪僧之事：“既而与诸君议，欲见诵《法华经》汪僧。永叔进，以为不可，且言圣俞往时尝云：‘斯人之鄙，恐不足损大雅一顾。’仆（谢绛）强诸君往焉。……叩厥真旨，则软语善答，神色睟正，法道谛实，至论多矣，不可具道。所切当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杂；今之人念念在散，乱何由定。’师鲁、永叔扶道贬异，最为辩士，不觉心醉色怍，钦叹忘返，共恨圣俞闻缪而丧真甚矣。”
尹洙、欧阳修、梅尧臣坚不信佛，痛斥僧人之“鄙”，但他们的排佛，仅从儒家封建伦常、实际人生为立足点，实未涉及形而上之学。儒家罕言怪力乱神的理性态度，未能解答命运的神秘性和无常性，未能最终摆脱人生空漠之感。因而他们一旦接触佛理的玄妙思辨，就容易被解除儒学武装，成为佛学俘虏。这次汪僧的说道，可能是他们最早接受的佛学洗礼，以后尹洙受到更深刻的佛学熏陶，主动附和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
；欧阳修也从壮年的排佛健将，变成了晚年的“六一居士”。在两次游嵩中，欧阳修还对古碑石刻产生了浓厚兴趣。第一次与梅尧臣同游时，他发现了韩愈题名石刻两处，立即予以著录；这次又获得唐韩覃《幽林思》诗碑，从而萌发了他广搜金石的宏愿，终于成就了我国最早的一部金石学巨著《集古录》一千卷（今存《集古录跋尾》十卷）。《集古录跋尾》卷八《唐韩退之题名》条云：“右韩退之题名二，皆在洛阳。其一在嵩山天封宫石柱上刻之，记龙潭遇雷事。天圣中，余为西京留守推官，与梅圣俞游嵩山，入天封宫，裴回柱下而去。”
而同书卷六《唐韩覃〈幽林思〉》，更是一则寓情于事的精妙小品：
右《幽林思》，庐山林薮人韩覃撰。余为西京留守推官时，因游嵩山得此诗，爱其辞翰皆不俗。后十馀年，始集古金石之文，发箧得之，不胜其喜。余在洛阳，凡再登嵩岳，其始往也，与梅圣俞、杨子聪俱；其再往也，与谢希深、尹师鲁、王几道、杨子聪俱。当发箧见此诗以入集时，谢希深、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几道、圣俞相继皆死。盖游嵩在天圣十年，是岁改元明道，余时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盖三十一年矣。游嵩六人，独余在尔。感物追往，不胜怆然。六月旬休日书。
这则简朴无华的跋文写于嘉祐八年（1063）六月，时欧阳修任参知政事。回首往事，朋辈星殒，俯仰呜咽。同时可以得知，他正式开始搜集金石资料，约在此次游嵩以后“十馀年”
，而此次游嵩的收获，无疑是他编纂《集古录》的一个契机。
文人之游又免不了“赋诗谈道，间以谑剧”，“马上粗苦疲厌，则有师鲁语怪，永叔、子聪歌俚调，几道吹洞箫，往往一笑绝倒，岂知道路之短长也”
。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个舒心惬意、放浪形骸、摆落羁绊、生气勃勃的文人群体。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种自由自在的心态是最为重要的。此行的尾声更富情味，令人称羡。《邵氏闻见录》卷八云：“谢希深、欧阳永叔官洛阳时，同游嵩山。自颍阳归，暮抵龙门香山。雪作，登石楼望都城，各有所怀。忽于烟霭中有策马渡伊水来者，既至，乃钱相（钱惟演时以使相为西京留守）遣厨传歌妓至。吏传公言曰：‘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钱相遇诸公之厚类此。”
钱惟演的宽容、爱才，善解人意，为下属僚佐们提供充分的“社会闲暇”，“不撄以吏事”，他在文人集团中的这一特殊作用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总之，洛阳一地的地域文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构成了统一的文化环境，为钱幕僚佐洛阳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其颇富魅力的文化氛围，又塑造着文人们的艺术气质、文化性格和审美心理，从而对其文学创作发生更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