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集团构成

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希深好风骨，迥出风尘间。师鲁心磊落，高谈羲与轩。子渐口若讷，诵书坐千言。彦国善饮酒，百盏颜未丹。几道事闲远，风流如谢安。子聪作参军，常跨破虎鞯。子野乃秃翁，戏弄时脱冠。次公才旷奇，王霸驰笔端。圣俞善吟哦，共嘲为阆仙。惟予号达老，醉必如张颠。……

——欧阳修《书怀感事寄梅圣俞》

欧阳修这首五古长诗作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时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即将秩满离去。他在诗中满怀依恋之情回顾了三年来在洛阳的文酒诗会生活，对钱惟演（即相公）、谢绛（希深）以下共十一位人物，即尹洙（师鲁）、尹源（子渐）、富弼（彦国）、王复（几道）、杨愈（子聪）、张先（子野）、次公（疑为孙长卿）、梅尧臣（圣俞）及他自己（达老）的胸襟、性格和爱好，作了简洁而生动的刻画，成为这个文人集团的一幅形象缩影。

然而，身历其境遇未必深明其意蕴。欧阳修当时还看不出他们这个偶然聚合的群体的全部文化意义，它与社会、文坛的声息相通的密切关联，对宋代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更未意识到对他自己一生、特别是他文学事业的“一锤定音”式的作用。连同他在诗中来不及透露的文学交游、师承、切磋、竞争等种种事实细节，留待我们后人探讨、分析和研究 。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三月，二十五岁的新科进士欧阳修以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名义，到洛阳充任西京留守推官，这位四岁丧父、孤贫力学成才的未来文坛领袖，正式走上仕途。初到洛阳还未谒见留守，就在伊水之畔遇见了时任河南县主簿的梅尧臣，意气相投，遂尔定交。河南县是西京洛阳的首县，他俩算是西京留守属下的同僚，而时间的推移，却把他俩推上了宋代文坛、特别是诗坛的领袖地位。其时，西京留守为李迪，但这年正月，改派钱惟演继任西京留守的任命已经发出，李迪不久移镇河阳三城节度使，钱惟演也随后到任。

钱惟演的到任直接促成了文人集团的形成。钱惟演（977—1034） 原是吴越王钱俶之子，跟从钱俶归顺宋朝。这是一位充满政治权势欲望和艺术审美追求的矛盾复杂的人物。在宋真宗时代的高层政治风波中，他瞅准真宗妻刘皇后的政治能量，积极攀附联姻，以妹嫁刘后之兄刘美，依仗刘后之门，颇为识者所不齿。他初附和丁谓排摈寇准，及至情势逆转，摇身一变挤斥丁谓以自解。仁宗时官至枢密使，但还不满足：“钱思公（钱惟演谥号“思”）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于黄纸书名。’每以为恨也。” 枢密使可称“使相”，尚非真正宰相，不能在黄色的诰书上署名，这使他抱恨终身。然而他又是位博学能文、精于鉴赏和钟情典籍的才士。欧阳修曾生动地记叙他嗜书如命的情况：“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钱氏的“三上”读书法演化成欧阳修的“三上”作文法：“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不同类型和品位的书籍需要不同的读书环境，不少作家也常会有自己独特的写作习惯，以求易于激发文思，这些，非深于读书者、写作者恐不能有此体会。钱惟演爱读书还爱藏书。《宋史》卷三一七本传说他“家储文籍侔秘府” ，《春明退朝录》卷下还具体指明“钱文僖家书画最多，有《大令黄庭经》、李邕《杂迹》” 。他还是位有多方面生活情趣的品鉴家。欧阳修曾说：“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馀种。’余时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许种，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 爱赏花卉，陶冶情趣，表现出高雅的艺术素质。

钱惟演的诗歌创作也颇引人注目。他是西昆体的重要作家。真宗时，他以太仆少卿直秘阁，参加大型政书《册府元龟》的编纂，并受诏与杨亿各撰一序，倍受荣宠。其间在秘阁中与同僚唱和，结集成《西昆酬唱集》传世。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称赞他与刘筠“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 ，杨、钱、刘三人并称为西昆体之魁。西昆体以精丽繁缛、堆砌典实为特点，素为文学史家所诟病，但也体现出对形式美的追求和较高的艺术技巧修养。如钱惟演的《泪》：“家在河阳路入秦，楼头相望只酸辛。江南满目新亭宴，旗鼓伤心故园春。仙掌倚天频滴露，方诸待月自涵津。荆王未辨连城价，肠断南州抱璧人。” 用事纯熟，属对工巧，也隐隐地透露出一分莫名的惆怅。

然而，西昆体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它对诗坛的实际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它的反对者们（如石介）所夸大；而对每个作家而言，离开往返唱酬的具体写作环境，其作品也并未一贯保持西昆风格。钱惟演在洛阳时期的诗歌作品虽然现在遗存不多，但也可看出已向清雅朴实的方向转化。如《对竹思鹤（留守西洛日作）》：“瘦玉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骥傍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 前两句写清风凉露秋夜之中的伊水之竹，亭亭如玉，后两句设想如能伴以仙鹤，则更显清夐高绝。竹为实写，鹤为虚拟，虚实相映，倍见“第一流”之雅。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一评云：“有身分，是第一流人语。” 揭示出钱氏性格的另一侧面。他的《西洛怀古》说：“日上故陵烟漠漠，春归空苑水潺潺。” 名为“怀古”，实亦包括对安葬其父陵地的凭吊，低徊悠长，已与西昆体的雕绘浮靡拉开了距离。欧阳修曾说：“西洛故都，荒台废沼，遗迹依然，见于诗者多矣。惟钱文僖公（钱惟演改谥“文僖”）一联，最为警绝。”即举此联，且云“钱诗好句尤多” 。

理解了钱惟演本人的文人气质和创作情况，才能更确切地把握他在洛阳文人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是依靠他的权力，为文学群体提供了必要的“社会闲暇”，这是文士们进行文学创作和展开文化活动的前提条件。北宋并建四京，除东京开封府外，还以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作为陪都。西京留守一职是河南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下辖11县，拥有相当大的实权。钱惟演爱惜人才，与后进平等相处，“当朝廷无事，郡府多暇，钱相与诸公行乐无虚日” 。共同沉浸于文酒诗会的游乐生活之中。我们试看以下一则具体的记载：

谢希深、欧阳永叔官洛阳时，同游嵩山。自颍阳归，暮抵龙门香山。雪作，登石楼望都城，各有所怀。忽于烟霭中有策马渡伊水来者，既至，乃钱相遣厨传歌妓至。吏传公（钱惟演）言曰：“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钱相遇诸公之厚类此。后钱相谪汉东（随州），诸公送别至彭婆镇，钱相置酒作长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钱相泣下，诸公皆泣下。

僚佐们游山阻雪，钱惟演却能送食物、歌妓去助乐，又以“府事简，无遽归”相慰，善解人意，添其雅兴，主宾相契之深如此，宜其临别缱绻难舍。这种文酒诗会的游乐生活并不是宋时郡府中的常例。在钱惟演的前任李迪主洛时期就没有出现过，景祐元年（1034）钱惟演离洛、王曙继任，情况也立刻起了变化：“王沂公（曙）代为留守，御吏如束湿，诸公俱不堪其忧。日讶其多出游，责曰：‘公等自比寇莱公何如？寇莱公尚坐奢纵，取祸贬死，况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对，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修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尔。’时沂公年已高，若为之动。诸公伟之。” “束湿”，指政令苛急。《汉书》卷九〇《宁成传》云：“为人上，操下急如束湿。”颜师古注：“束湿，言其急之甚也，湿物则易束。” 文学的历史表明，文学的成熟和繁荣是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即一部分专门制作精神产品的社会阶层的形成直接有关，而“社会闲暇”是促使艺术创作专门化和精细化的必要条件。《四朝国史本传》说，由于钱惟演“器其（欧阳修）材，不撄以吏事，修以故益得尽力于学” ，正是体现了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检阅欧阳修自订的《居士集》和梅尧臣的诗集，都是从天圣时期开始才正式著录作品的。洛阳时期是他们创作的共同发轫阶段。十分明显，如果欧阳修们一开始就遇上王曙一类对部下约束严明的长官，也就不可能出现洛阳文人集团，不可能造成欧、梅等人创作的初步丰收。

钱惟演的另一特点是文学上的宽容和奖掖后进的精神。他作为西昆体作家，并不强制推行西昆体诗文。他曾“因府第起双桂楼西城，建阁临圜驿，命永叔、师鲁作记。永叔文先成，凡千馀言。师鲁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古。永叔自此始为古文” 。他所组织的这一次“作文竞赛”，用的是简朴的“古文”，而不是骈四俪六、藻饰精丽的西昆体“时文”。尽管他当时自己所作，仍是骈体，如天圣二年（1024）的《梦草集序》、《通惠大师影堂记》、景祐元年（1034）的《宁海县新建衙楼记》等 。他还“谓希深曰：‘君辈台阁禁从之选也，当用意史学，以所闻见拟之。’故有一书，谓之《都厅闲话》者，诸公之所著也。一时幕府之盛，天下称之” 。《都厅闲话》这部带有练笔性质的同仁著作，今已不复可见，但也可以看出他对后辈文史才能的重视、培养和勉励。总之，他在这一文人集团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谢绛（994或995—1039） ，时以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的名义，任河南府通判。不仅其官位仅次于钱惟演，而且在文人集团中的重要性也差可与钱氏比肩。钱氏对集团成员们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导、影响似不显著，谢绛就以其文学才能和声誉成为这个集团的主盟人物。《宋史》卷二九五《谢绛传》说他“以文学知名一时，为人修洁酝藉” 。他受到过杨亿的特别推崇：“谢希深为奉礼郎，大年（杨亿）尤喜其文，每见则欣然延接，既去则叹息不已。……希深初以奉礼郎锁厅应进士举，以启事谒见大年，有云：‘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如苍生何！’大年自书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因杨亿的推荐，“召试，擢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 。他又以“好风骨，迥出风尘间” 的个性魅力为同辈所钦服，于是跃居这一集团事实上的文学盟主。梅尧臣《依韵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诗见赠》诗回忆说：“是时交朋最为盛，连值三相（指李迪、钱惟演、王曙）更保釐（治理安定之意）。谢公主盟文变古，欧阳才大何可涯，我于其间不量力，岂异鹏搏蒿鷃随。” 在《依韵和王平甫见寄》中又说：“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 都明确指明谢绛的主盟地位：由于他的首倡“文变古”，梅、尹、欧的追随响应，遂使其时文坛可与韩、柳、元、白的元和时代先后辉映，蔚成文学史上的大观。

谢绛是梅尧臣的妻兄，时年三十七岁，长欧阳修十二岁、梅尧臣七岁、尹洙六岁，因而他以文学先辈的身份口讲指划，循循善诱，施惠诸友。欧阳修在嘉祐八年（1063）所作的《集古录目序》自跋中说：“昔在洛阳，与余游者，皆一时豪隽之士也。而陈郡谢希深善评文章，河南尹师鲁辨论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纸疾读，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时有所称，皆非余所自得者也。……此叙之作，既无谢、尹之知音。” 时间过了三十多个春秋，欧阳修犹在追怀当年切磋指点之益，可见铭心刻骨之深，难怪他最后发出“知音”顿失的“悲夫”之叹了。谢绛的指导作用可见一斑。

以钱惟演为核心、谢绛为实际盟主的洛阳文人集团，今可考知姓名者共约二十二人。前引欧阳修《书怀感事寄梅圣俞》一诗已列名十一人。他作于天圣九年（1031）的《七交七首》更详细地刻划了张汝士等七人的形象，我们先据以逐一予以评述。

（1）张汝士（997—1033），字尧夫，时任河南府推官、司录。

尧夫大雅哲，禀德实温粹。

霜筠秀含润，玉海湛无际。

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

高谈遣放纷，外物不能累。

非惟席上珍，乃是青云器。

——《河南府张推官》

从欧阳修的这首诗中，我们认识到张汝士的儒雅温粹，高洁旷远，而又有较强的处理公务的吏才。他是位最早谢世的成员，明道二年卒，葬于洛阳北邙山，年仅三十七岁，友朋们同声悲悼。当时由尹洙作《河南府司录张君墓志》，欧阳修增作《铭》。尹洙说他“内淳固，外旷简，不妄与人交。……予与之游，几五年，出处多共之。其饬身临事，予尝愧尧夫，尧夫不予愧也” 。二十五年以后改葬时，欧阳修又作《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说他“为人静默修洁，常坐府治事，省文书，尤尽心于狱讼。……君亦工书，喜为诗，间则从余游。其语言简而有意，饮酒终日不乱，虽醉，未尝颓堕，与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师鲁志之曰：‘饬身临事，余尝愧尧夫，尧夫不余愧也。’” 梅尧臣亦作《张尧夫寺丞改葬挽词三首》，其二云：“当时嗟遽殁，二子未能言，频岁折丹桂，买茔迁陆浑。重铭太史笔，不替故人恩，为善有终庆，此焉天意存。” 前四句谓张汝士之两子张吉甫、山甫成年中举，改葬乃父于伊阙之教忠乡积庆里；五、六两句即指欧阳修重撰墓表事；结以“为善有终”之意，既庆故友有后，复志旧谊长存。

（2）尹洙（1001—1047），字师鲁，时任山南东道掌书记、知伊阳县。

师鲁天下才，神锋凛豪俊。

逸骥卧秋枥，意在骙骙迅。

平居弄翰墨，挥洒不停瞬。

谈笑帝王略，驱驰古今论。

良工正求玉，片石胡为韫？

——《尹书记》

欧诗中突出地赞扬他经世济时的宏伟胸襟和政治韬略，以及他写作的杰出才能。《宋史》卷二九五本传称他“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尤深于《春秋》。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 。可与欧诗合读。他是洛阳文人集团中除钱、谢以外的三个骨干成员之一（其他两人为梅尧臣、欧阳修），交游活动频繁。梅尧臣道及尹洙之诗凡十一首，天圣九年有《尹师鲁治第伐樗》、明道元年有《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依韵和永叔雪后见寄，兼云自尹家兄弟及几道散后，子聪下县久不得归，颇有离索之叹》、明道二年有《忆洛中旧居寄永叔兼简师鲁、彦国》等 。欧阳修从他学习古文，《欧集》中与之有关诗文亦多，如洛阳时期有《代书寄尹十一兄、杨十六、王三》等 。尹洙死后，欧氏作《尹师鲁墓志铭》、《祭尹师鲁文》 ，梅尧臣亦作《哭尹师鲁》、《五月二十夜梦尹师鲁》 ，于往日交谊，反复致意。

（3）杨愈，字子聪，时任户曹参军。

子聪江山禀，弱岁擅奇誉。

盱衡恣文辩，落笔妙言语。

胡为冉冉趋，三十滞公府。

美璞思善价，浮云有夷路。

大雅恶速成，俟命宜希古。

——《杨户曹》

杨愈生卒不详，据“三十滞公府”句，时约三十岁。欧诗赞其秉性高洁，早岁知名，文思迅捷。欧氏于明道二年作《送杨子聪户曹序》云：“子聪，南人，乐其土风，今秩满，调于吏部，必吏于南也。” 说明他是早离洛阳者。至于“户曹参军杨子聪居府中，常衣青衫，骑破虎鞯，出入府门下，人固辈视而概易之”的描述，可为欧氏《书怀感事寄梅圣俞》诗的“子聪作参军，常跨破虎鞯”作注解，他的不修边幅使人们以常人视之，欧氏却断定他必能“出其头角”而“杰然以独立”。欧氏此时还有《和杨子聪答圣俞月夜见寄》、《代书寄尹十一、杨十六、王三》 等诗与他有关。梅尧臣与他唱和之诗有九首，天圣九年有《和杨子聪会董尉家》、《依韵和子聪夜雨》、《白云和子聪》、《子聪惠书备言行路及游王屋物趣因以答》 ，明道元年有《希深惠书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依韵和永叔雪后见寄，兼云自尹家兄弟及几道散后、子聪下县久不得归，颇有离索之叹》、《同永叔、子聪游嵩山赋十二题》等 。

（4）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时任河南县主簿。天圣九年秋，因妻兄谢绛为河南府通判，当避亲嫌，改任河阳县主簿，但仍因事常来往于洛阳、河阳间。

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

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

《离骚》喻草香，诗人识鸟兽。

城中争拥鼻，欲学不能就。

平日礼文贤，宁久滞奔走？

——《梅主簿》

梅氏乃宣州宣城人，欧诗赞其为东南人杰，状貌魁伟，以诗名世，兼擅《诗》、《骚》，学者如云，却自叹弗如梅诗。“拥鼻”，拥鼻吟，典出谢安。他“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 这里以谢安喻梅尧臣，兼切洛阳本地故实。梅尧臣是洛阳文人集团的骨干成员，尤以诗歌创作独占鳌头，欧氏在《书怀感事寄梅圣俞》诗中，也说：“圣俞善吟哦，共嘲为阆仙。”以贾岛为喻，同样抓住了他善诗的特点。《宋史》卷四四三有传。

（5）张太素，生平不详，时任河南府判官。

洛城车隆隆，晓门争道入。

连袂纷如帷，文者岂无十。

壮矣张太素，拂羽择其集。

远慕邺才子，一笑欢相挹。

虽有轩与冕，攀翔莫能及。

人将孰君子，盍视其游执？

——《张判官》

衡量一个人品格的高下，可以从其所择之友为标准。欧诗即以“游执”为题，突出张太素气质器局的不同流俗。梅尧臣在天圣九年秋冬之际有《张太素之邠幕》 诗，则张太素居洛相聚时间不长，不到一年即赴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任幕职。

（6）王复（？—1057），字几道，时为西京国子学秀才。

几道颜之徒，沉深务覃圣。

采藻荐良璧，文润相辉映。

入市羊驾车，谈道犀为柄。

时时一文出，往往纸价盛。

无为恋丘樊，遂滞蒲轮聘。

——《王秀才》

欧氏笔下的王复，有时是胸怀韬略、不忘闲旷的谢安式人物 ，这里则是谈道慕圣、不求荣利的颜回之徒，总之对他刮目相看。诗中还赞其文名籍甚，盼其早日出山。苏舜钦有《寄王几道同年》诗 ，知两人同于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梅尧臣有《几道隰州判官》诗 ，欧阳修有《与王几道》函 ，均作于景祐元年，当能反映其中举后的行止。在洛阳时期，欧有《代书寄尹十一兄、杨十六、王三》 等诗，“王三”即王复。梅有与他相关的诗十首，洛阳时有《同尹子渐、王几道访郭生别墅不遇》、《依韵和王几道涂次杏花有感》、《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依韵和永叔雪后见寄，兼云自尹家兄弟及几道散后、子聪下县久不得归，颇有离索之叹》 。嘉祐二年（1057）梅有《哭王几道职方三首》云：“既没无儿女，元贫只帐帏，平生洛阳友，从此更应稀。” 可知晚境颇为凄凉。

（7）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宋史》卷三一九有传。

余本漫浪者，兹亦漫为官。

胡然类鸱夷，托载随车辕？

时士不俯眉，默默谁与言！

赖有洛中俊，日许相跻攀。

饮德醉醇酎，袭馨佩春兰。

平时罢军檄，文酒聊相欢。

——《自叙》

关于“洛中七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才识”亦有记载：“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待公（欧阳修）优异。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率尝赋诗饮酒，闲以谈戏，相得尤乐。凡洛中山水园庭，塔庙佳处，莫不游览。” “文章道义”和文化娱乐是联系七人的纽带，这与《自叙》诗中的“日许相跻攀”、“文酒聊相欢”，正可相互发明。《自叙》诗还传达出一个消息：群体活动的参与如何为作家的社会化创造着优越的条件，欧阳修正是因与洛中俊杰精英们的交游，才迅速扫除了孤独感和自卑感，在一个较高文化品位的群体之中，得以发展和丰富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艺术修养。以上七人中，尹洙、王复、杨愈、梅尧臣、欧阳修五人，均见欧阳修《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所咏。除此五人和钱、谢外，该诗还提到四人，即尹源、富弼、张先、次公。今作评述。

（8）尹源（996—1045），字子渐，尹洙之兄，与欧阳修同榜进士。时知芮城、河阳、新郑三县。《宋史》卷四四二有传，称其“少博学强记，与弟洙皆以文学知名。洙议论明辨，果于有为。源自晦，不矜饰，有所发即过人” 。与欧诗中描写的“子渐口若讷，诵书坐千言”的个性，亦相吻合。洛阳时期梅尧臣有《同尹子渐、王几道访郭生别墅不遇》、《尹子渐归华产茯苓若人形者赋以赠行》 等诗，欧阳修有《尹源字子渐字序》 。庆历五年（1045）尹源卒，欧作《祭子渐文》，后又作《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 ，梅亦作《哭尹子渐》、《永叔寄诗八首并祭子渐文一首因采八诗之意警以为答》 等诗。

（9）富弼（1004—1083），字彦国，时任签书河阳判官。《宋史》卷三一三有传。欧诗中只说他“彦国善饮酒，百盏颜未丹”，没想到这位海量的新交后来成为宋朝的一代名相。其时欧氏有《与富文忠公》函一通，叙富弼离洛后盼其来信之情甚殷 。梅尧臣诗集中提及他的有八首，洛阳时期有《寄河阳签判富彦国》、《忆洛中旧居寄永叔兼简师鲁、彦国》、《彦国通判绛州》 等。

（10）张先（992—1039），字子野，开封人（与词人张先为另一人）。时任河南府法曹参军。欧诗中仅说：“子野乃秃翁，戏弄时脱冠。”而欧氏所作《张子野墓志铭》中描述更详：“子野为人，外虽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浑浑，不见圭角，而志守端直，临事敢决，平居酒半，脱冠垂头，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于此，岂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 则从外貌的早衰写到内心的不平。景祐元年（1034）三月，欧氏离洛后有《寄西京张法曹》诗，同年秋欧氏有《送子野》诗 ，梅尧臣亦有《张子野赴官郑州》诗 ，则知他后于欧阳修离洛，改任监郑州酒税。

（11）次公，疑为孙长卿（1004—1069），字次公，扬州人。据《宋史》卷三三一本传，他曾“通判河南府”，熙宁二年卒，年六十六岁。《宋史》记他在通判河南府任上，曾宣谕欲叛之卒，“推首恶一人诛之” ，稳定了局势；还制止过聚众骚乱的守陵士卒，颇合欧诗中所说“次公才旷奇”的评论。但《宋史》又说他“无文学，而长于政事，为能臣”，则与欧诗所说之“王霸驰笔端”，不甚吻合，且其时谢绛、孙祖德为河南府通判，或为谢、孙之前任或后任耶？

又，欧阳修有《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偕）墓志铭》一文。杨偕（980—1049），亦字次公，欧氏说他“长于议论，好读兵书，知古兵法，以谓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临终以“《兵论》一篇”上奏，恰与欧诗“次公才旷奇，王霸驰笔端”相合，但他虽是洛阳人，却无任职洛阳之记载；且欧氏说他自己“为谏官时，尝与公（杨偕）争议于朝者，而且未尝识公也” ，则似早年尚未相交，附记备考。

以上从欧阳修《七交七首》和《书怀感事寄梅圣俞》两诗共得十一人（钱、谢除外）。此外，从有关材料尚可考知九人。

（12）孙祖德，字延仲。《宋史》卷二九九有传，谓其“以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 。梅尧臣有《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觉寺避暑》诗 ，“二通判”，即指谢绛、孙祖德。后他离洛赴京任殿中侍御史，欧、梅各有诗、文相赠。欧作《送孙屯田序》云：“故今兹屯田孙公，始以尚书郎来贰洛政，未逾岁，则复乘两马之传东上，将冠惠文以肃台宪。” 梅作《孙屯田召为御史》诗云：“气郁翔龙阙，风清振鹭行，今朝洛民思，东陌盛壶浆。” 惜别、颂赞、企待，交融并出。他在洛阳时间不长，不到一年，但与洛中友人仍保持联系。如欧阳修皇祐元年（1049）在颍州所作《酬孙延仲龙图》诗云：“洛社当年盛莫加，洛阳耆老至今夸。（自注：梅圣俞、张尧夫、张子野、延仲与予皆在洛中。）死生零落馀无几，齿发衰残各可嗟。” 抒写了他们对洛社盛游的温馨而凄怆的共同回忆。

（13）张谷，原字仲容，欧阳修为之改字为“应之”，见欧所作《张应之字序》 。与欧氏同年进士。时替代梅尧臣任河南县主簿。欧阳修于明道二年（1033）作《东斋记》，说他“素病羸”，却有治病奇方：“然每体之不康，则或取六经、百氏，若古人述作之文章诵之，爱其深博闳达、雄富伟丽之说，则必茫乎以思，畅乎以平，释然不知疾之在体。”他还好客，“饮酒言笑，终日不倦，而某（欧阳修）尝从应之于此” 。看来也是位嗜书若命、豁达豪爽之人。欧氏的《和应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广爱寺阁寄梅圣俞》诗中云：“经年都洛与君交，共许诗中思最豪。” 反映出张与欧、梅的诗歌交往以及欧、张对梅诗的共同推许。欧氏还作《春晚同应之偶至普明寺小饮作》、《张主簿东斋》、《题张应之县斋》、《罢官西京回寄河南张主簿》等 。梅尧臣有关于他的诗五首，此时有《河南张应之东斋》诗 ，他的东斋是洛阳社友们经常聚饮的处所。

（14）王顾，字公慥，时任判官。景祐元年（1034）他离任时，欧阳修、梅尧臣皆有赠诗。欧作《送王公慥判官》：“久客倦京国，言归岁已冬。独过伊水渡，犹听洛城钟。” 梅作《王公慥东归》：“行色上东陌，秋槐叶乱飞。囊无一钱用，箧有古书归。” 活现出一位踽踽独行、贫寒苦读的下层官吏形象。当时梅尧臣倡有“八老”之说，王顾被称为“慧老” 。庆历八年（1048），梅氏又有《逢王公慥太博》诗：“泥中逢故友，十载相乖睽。” 知其曾任太常博士。欧氏于嘉祐元年（1049）作《永州万石亭》诗，题下自注云：“寄知永州王顾。” 梅氏于次年亦有《永州守王公慥寄〈九岩亭记〉云“此地疑是柳子厚所说万石亭也”，因为二百言以答，愿当留咏》 ，则知王顾即公慥，且曾任永州知州。欧氏作于嘉祐二年（1057）的《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云：“王顾者死亦六七年矣。” 可知他约于皇祐三四年（1051—1052）去世。

（15）钱暄（1018—1085），字载阳，钱惟演之子，时侍父居洛，亦好学能诗。《宋史》卷三一七有传。梅尧臣时有《依韵和载阳登广福寺阁》诗 ，欧阳修有《答钱寺丞忆伊川》诗 ，均为酬和之作。

（16）杨辟，字子静，杨愈之弟。时亦居洛阳，欧阳修有《答杨辟喜雨长句》 ，是欧氏早年抨击时弊、表达节用爱农思想的一首重要政治诗，杨辟当亦留意民瘼。庆历三年（1043）欧又有《送杨辟秀才》诗 ，把他与曾巩并视为太学中的佼佼者，但中举蹉跌，欧氏深表同情和不平。

（17）张亢，字公寿。据《宋史》卷三二四本传，他自进士及第后，“改大理寺丞、签书西京判官事” ，时居洛阳。后通判镇戎军，又起为如京使、知安肃军 。梅尧臣作《环州通判张殿丞》，原注“亢”，即其人 。镇戎军宋属秦凤路，环州属永兴军路，地相邻而非一处。但本传不记其通判环州事，疑是失载。欧阳修又有《送张如京知安肃军》云：“相逢旧从事，新命忽临戎。界上山河壮，军中鼓角雄。朔风驰骏马，塞雪射惊鸿。试取封侯印，何如笔砚功！” 宛如唐代边塞诗风。

（18）张至，生平不详。时任秘书省校书郎，亦在洛阳，与洛中文士时有交往。如欧阳修有《过张至秘校庄》、《寄张至秘校》等诗 ，前者以张至所居洛阳田庄的宁静风光以陪衬主人的高雅襟抱，后者因张至出游离洛、寄诗以示怀想之意，具见两人交谊匪浅。

（19）（20）王尚恭、王尚喆兄弟。王尚恭（1007—1084），字安之。时为西京国子学秀才。在谢绛、欧阳修的训诱下，于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后为司马光洛中耆英会的一员，官至朝议大夫。有诗千首。其弟王尚喆亦同年举进士及第，也身受谢、欧等人之亲炙。欧氏《太子中舍王君墓志铭》记墓主王汲有子三人：尚恭、尚喆、尚辞。“初，天圣、明道之间，予为西京留守推官，时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尚恭、尚喆）始习业国子学，日从诸生请学于予。” 梅尧臣天圣九年有《王氏昆仲归宁》诗 ，欧阳修景祐元年有《送王尚恭隰州幕》、《送王尚喆三原尉》诗 ，当是送兄弟俩中举后“初仕”、“初游宦”之作。梅尧臣嘉祐三年有《阳武王安之寄石榴》、《依韵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诗见赠》、《阳武王安之寄兔鱼》、嘉祐四年有《寄题阳武宰王安之庆丰亭》等诗 ，诗歌唱酬不辍。

还应说明，围绕这一洛阳文人集团周围有一群西京国子学的生徒们，人数达“百馀人”，为首者即王复、王尚恭等十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云：西京“一时幕府之盛，天下称之。又有知名进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门，王复、王尚恭为称首。时科举法宽，秋试府园醮厅，希深监试，永叔、圣俞为试官。王复欲往请怀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复不行，则又曰：‘解元非王复不可。’盖诸生文赋，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 宋代贡举程序中有所谓“解试”，即由各州府、转运司或太学将初试合格者按解额解送朝廷礼部，以参加省试。各类解试第一名者称“解元”。由于各类解试的解额多寡不同，举子们常选择去他州或京师参加考试，以争取更多的录取机会。这里说的故事反映出谢、梅、欧等人与生徒们平日交游甚稔，对其学殖修养了解甚谛，故能对王复、王尚恭两位优秀生作此事先安排，使其各得解元，不单纯以临场一试来决定等次，邵伯温以公平合理相许。欧阳修还特别提到谢绛主持河南府国子学的成绩：“（谢绛）修国子学，教诸生，自远而至者百馀人，举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闻公丧，皆出涕，诸生画像于学而祠之。” 这都表明河南府的学子举士与谢绛等人的亲密关系。

从天圣九年（1031）至景祐元年（1034）活动在洛阳地区的这一文人集团，在结构组织上可作如下几点分析：

一、这个文人群体呈现出多层次的构成特点：有类似“文艺沙龙”主人的钱惟演和实际主盟者谢绛，又有梅尧臣、尹洙、欧阳修等骨干成员；既以僚佐幕士为主，又有大批国子学秀才们作为羽翼。这就便于在各种层面上进行交流和接触，使每个成员获得多方面的体验和感受。

对文学和文化的共同爱好和热衷是这一文人群体聚合的基础，特别是钱、谢等核心人物，他们对人才的钟情和爱护，其本身又形成为人才顺利成长发展的有利环境。当张先中进士后、受命赴河南法曹参军任时，议者惜其屈才，他的同年宋庠作《送河南法掾张子野序》加以慰谕说：“今相国彭城公（钱惟演）躬寅亮之姿，保釐西郊，翘材开馆，延天下士。又余友人集仙陈留谢希深负渊云之藻，田曹外郎乐安孙君（孙祖德）贯流略之学，并肃给温裕，为时吏师。方左右台仪协赞留务，爱贤乐善，求之如不及，则子就署之日，虽欲埋照自晦，群公其舍诸？” 西京留守司的三位主要长官钱、谢、孙，不仅自己才具出众，“躬寅亮之姿”、“负渊云之藻”、“贯流略之学”，而且性喜奖掖后进，求才若渴，又声誉远播，为其僚属的脱颖超拔乃至仕途进身拓展门径。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希望的成才环境。

再从集团成员的文学特长看，谢绛在诗词文各方面都有作品遗存，是位兼擅各体的作家（尽管绝大多数作品已佚）。尹洙以古文名家，梅尧臣则以诗歌独出侪辈。他俩各有偏胜，属于偏至之才的类型。而欧阳修却是多种文化学术范围内的全才，几乎涉及经学、史学、金石考古、诗、词、文、诗歌评论等各个领域，这在洛阳三年生活中均已渐次初露端倪，展示出他日后文化创造事业的恢宏格局。因而，这是一个颇具互补互动功能、优化选择的文学群体，也便于取得文学整体上的优势和影响力。

二、集团成员大都是年轻的僚属。直属西京留守府（即河南府）的有：欧阳修，推官，天圣九年时二十五岁；杨愈，户曹参军，三十岁左右；张汝士，推官，三十五岁；张先，法曹参军，四十岁；张太素，判官，孙祖德，通判，二人年龄未详。河南府属县的有梅尧臣，河南县主簿，三十岁；尹源，知河阳县，三十六岁；尹洙，山南东道掌书记、知伊阳县，三十一岁；富弼，签书河阳判官，二十八岁；张谷，河南县主簿，年龄未详。“僚属”的社会身份使他们能充分享用钱惟演所提供的“社会闲暇”，经常参与诗酒酬酢、游园登山、访僧谈道、品茗赏花等文化活动，增加人际交往的密度，使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交流成为可能；“年轻”则精力旺盛，充满着创作欲望和艺术想象，敏锐地感受着时代氛围和文坛风会，使这一集团的创作在宋初文学的因革嬗变进程中，发挥着首开风气的作用。

三、这群年轻文人的文化性格各具异彩，个性突出鲜明，形成一个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的共同体。当时他们以“八老”相互品题。尹洙为辩老，杨愈为俊老，王顾为慧老，王复为循老，张汝士为晦老，张先为默老，梅尧臣为懿老。欧阳修初评为逸老，经他争辩后，改为达老。欧阳修作于明道元年的《与梅圣俞》中说：

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检，直欲使当此称。然伏内思，平日脱冠散发，傲卧笑谈，乃是交情已照，外遗形骸而然尔，诸君便以轻逸待我，故不能无言。今若以才辩不窘为“逸”，又不足以当之也。师鲁之“辩”，亦仲尼、孟子之功也；子聪之“俊”，《诗》所谓“誉髦之士”乎；公慥之“慧”，亦《大雅》之明哲；几道之“循”，有颜子之中庸；尧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语默之道；圣俞之“懿”，是尤为全德之称矣。必欲不遗“达”字，敢不闻命？

一字之品，确能概括每人的主要文化性格。欧阳修《张子野墓志铭》云：“初，天圣九年，予为西京留守推官，是时陈郡谢希深、南阳张尧夫与吾子野，尚皆无恙。于时一府之士，皆魁杰贤豪，日相往来，饮酒歌呼，上下角逐，争相先后，以为笑乐。而尧夫、子野，退然其间，不动声气，众皆指为长者。” 二张在众人的“歌呼”、“笑乐”、放浪形骸之中，独能“退然其间，不动声气”，足证秉性沉静慎言，把他们分别称为“晦老”、“默老”，是颇费斟酌的。欧阳修对“逸”、“达”之争，也说明他对此事的珍重。集团的整体功能大于个体之和。文化性格各异的个体，从各自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走出，集合成一个性格色彩绚丽的共同体，必然带来异质性格的相互碰撞、吸引和融合，从而造成开放性的心态，使自己性格的发展更趋合理。如欧阳修从早年狂傲豪健的性格到中年以后中和之性的形成，也与接触和整合异质性格因子有关。另一方面，“八老”的品题也使每位当事人意识到一种入品的荣誉感，对被社会某种承认的喜悦，这无疑会刺激他们对于集团活动的全力投入；而相互标举，交通声气，又使共同体更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总之，洛阳钱幕僚佐集团在当时是一个最富活力和吸引力的文人群体。 GpB1wvwuUODRYpZv/+/PBhPhn5aXn1lqCH9PJ34EGBorh1bXGT0j/Gw3XPRGD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