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在古代，特别是中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均生产力一度超越西方，大约领先了世界700年。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技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在思考“李约瑟难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个历史知识，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和人才的角度去理解。
18世纪，英国利用先进的航海技术，占领了欧洲发展所需的原材料产地，慢慢地成为市场的垄断者，其皇家海军规模也随之壮大，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成为海上霸主。
强大的舰队和稳定的金融体系支撑着英国不断强势扩张。1694年，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在伦敦成立，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英镑的购买力始终相当于4盎司
纯银，英镑的稳定使英国足以利用英镑作为武器来击垮对手。
英镑的稳定令经济学家叹为观止，其原因在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它自由的思想与文化。
相对于残酷的法国大革命，英国人民一直生活在自由、温和的环境下。不论是“光荣革命”催生的《权力法案》，还是1832年之后的选举改革，都可以被看作人类文明的象征。
与中国传统社所会倡导的“学而优则仕”不同，欧洲的读书人可以从事很多行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研究方向，在这样的氛围下，一大批在后世享有盛誉的人物出现了，比如制成改良蒸汽机的瓦特，大大提高了纺织的速度；再比如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不仅将自己的平生所学写成了《国富论》，让经济学这门学科独立出来，更让英国工厂的生产效率更上一层楼。甚至有人说，英国崛起的秘密都被写在了《国富论》里面。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英国正处于手工工场与大机器制造的过渡时期，《国富论》认为市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着，调控的工具就是价格，自发调节着市场上无数个追求“自利”的经济个体的行为，并因此推动整个社会效率的提升。正是这一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进程。
就这样，在政治、经济、地理、人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在19世纪开启了属于大不列颠的时代。它的这段辉煌过去，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国家想要永垂不朽，靠的不是武力，而是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继续从思维和文化的角度来探寻。
传说乾隆下江南时，曾与镇江金山禅寺的一位和尚站在长江边的小山上，看江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只，乾隆问：“你看这江面上有多少艘船？”和尚沉吟了片刻答曰：“只有两艘。”“何谓两艘？”乾隆紧接着问道。和尚答道：“一艘为‘名’，一艘为‘利’。”
这个故事形象地描述出中国人对“顶级智慧”的定义，体现的正是中国人深入骨髓的经验思维。
同样是这个问题，如果抛给比乾隆早出生近2 000年的阿基米德，他可能会这样计算：先目测一下500米内所有的船只数量，然后根据经济强弱分布估计一个平均数，再乘以这条江的长度，最后得出一个数量级差不多的船只数量。
相比他得出的结果是否精确，他的科学实验思维——通过实验和论证进行推理，找到事情的逻辑——则更为重要，起码可以让乾隆在微服私访时，据此对运河方面的税收、贸易有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然而，阿基米德没有出现在中国，也不会出现在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聪明，而是与古代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秦朝统一后，加上科举选拔制度的发展，中国迅速筛选、集中了一批高素质的读书人，在他们的管理之下，社会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为主、实用化研究方法为辅的科技。不过，科举考试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会导致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这种僵化不仅扼杀了原创性，还意味着许多学者更注重对道德和古代哲学的辩论，而不是关注现实问题或科学疑问。
科学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而中华文化自古以来的思维模式，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们与严谨的科学精神擦肩而过的命运。
或许，这就是“中国的科学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的原因。
截至今天，对于“李约瑟难题”所引发的讨论和争执，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综合目前的主流观点，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