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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是国运之争，借道资本市场是华山一条路
科创未来是国家层面的战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国运之争”，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出现之后，我们更加体会到科技救国的紧迫性，只有掌握科技才能掌握未来。
然而，还是有很多投资者认为，这是国家层面的事，甚至觉得不理解或是太过理想。这种想法实不可取。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科创不是普通题材，而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是一个长期的题材，决定了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也决定了未来资本市场的机会和风险的主要矛盾。如果你不去理解国家层面的战略，就无法理解科创的真正意义。
只有找到当中的逻辑，把思路捋清楚，我们才会发现“科创未来”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的整个逻辑链是非常完整的。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入手，好好分析一下科创的机会到底在哪里？
原因一：内忧外患，科技救国达成共识。
改革开放40多年，成就了商品经济时代，中国制造席卷全球，也引发了中美贸易摩擦。如今，中美之间的关系不仅关乎贸易，还包含了太多对未来技术的争夺。
从本质上来说，中美贸易摩擦既不是经济行为，也不是单纯的贸易竞争，中美博弈的背后是科技博弈，再深究其实是资本市场的较量和全球产业链的竞争，也就是国家间科技综合实力的竞争。
随着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的全面升级，类似美国对华技术的封锁将成为新常态。这让我们彻底意识到，一直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是不行的，对方把持着产业链高端，掌握着核心技术，中国经济要想摆脱制约，必须要转型升级，必须要发展科技，科技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科技救国成为市场共识。
原因二：经济转型，唯有华山一条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国家投了4万亿元人民币救起了经济，但遗憾的是只拯救了传统经济。然而当危机再次来袭，大家达成了一种共识：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传统意义的低价策略、生产无知识产权的产品，终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迫切需要更大的市场和更有技术含量的产品。
我们稳经济的方向不会重蹈覆辙，而会将力量集中于科创。因为，除了科技创新救国，我们无其他路可走。
原因三：经济发展，以“新”经济为推动力。
经过40多年的努力，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提升了，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大了，同时也出现了传统领域发展过剩的难题，需要用科技的发展带领各行各业实现加速转型升级。
这是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美国同样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在经过战后的快速发展阶段之后，美国也碰到了很多传统行业引发的问题，导致底特律“汽车城”等问题的出现，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于是，美国人也走了一条科技救国之路，即牢牢抓住互联网出现的机会，借助技术的力量，依靠科创的发展，再度领跑世界。
对比中美历轮经济上行期，可以发现都是以“新”为主。新经济基本是中美历轮经济上行期的推动力：
· 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多来源于新经济（消费崛起、互联网浪潮）、新政策（减税）、新体系（石油美元体系、《广场协议》）等刺激。
·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新政策（如改革开放）、新机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行业（建筑、房地产）、新视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调整。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经济的孕育，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并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所谓的“科创救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想法，而是早有的共识：
2017年底，我提出“继价值投资之往，开科技股之未来”。2018年上半年，管理层急于发展科技，这一点在资本市场表现得非常明显，强推独角兽企业、中概股回归，甚至涉及中国存托凭证（CDR），目的就是支持科创企业发展。
2018年11月，股市暴跌，市场达成共识，要强推科创板及注册制。
2020年8月，创业板注册制18家首发企业上市，这也意味着，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迈出了新的一步。
设立科创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通过资本市场支持科创企业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科创是国运之争”的原因，科创板的推出将为中小微企业融资、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贡献新动力，这一点已无商量余地，可以商量的只剩下如何做好这件事而已。
谈完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层面，科技创新的发展路径。
曾经，我们的发展路径是投资军工，但这个路径比较特别，最大的弊端是投入产出比不高。要让国家不计投入地支持民用科创企业发展，也是不现实的。那么，采用什么方式才能实现资本与科技的有效转化呢？
关于资本和科技创新的高度融合，西方有一个成功的先例可供借鉴，那就是硅谷的发展。
作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科技创新园区，硅谷有着高度成熟的金融市场，包括风险投资、科技银行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等，这正是美国近20年来“实体经济”领域中最大的财富创造机制。
注意，这套财富创造机制并不重视其在实体运营中是否赢利。互联网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普遍规律是：上市时亏损，上市后长期不赢利也无所谓，只要其有拢住资本市场的信心。而高度集中于互联网行业的“美式风投”也不是靠投资对象的经营利润赚钱，而是靠创造市值并转手来赚钱的。
对于硅谷的科技型企业来说，美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企业成熟期的上市以及风险资本的退出提供了平台，使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后期能够平稳着陆，并构成一个良性的资本循环，将资本与科技生产力转化行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科技创新铺平道路。
当然，借鉴并不等于“拿来主义”，根据任泽平于2021年7月撰写的《中美经济实力对比》一文，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构也与美国有着很多不同之处：
① 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中国金融自由度全球排名靠后，货币超发严重，股票市值约为美国的1/4，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高达63%。
② 中国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风险偏好低，倾向于向国企、传统低风险行业放贷；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风险投资发达，有利于推动实体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创新。2017年中国间接融资占比75%，直接融资占比25%；美国直接融资占比达到80%，间接融资约占20%。
③ 中国金融业深化程度不够，自由度偏低，对外开放程度不够。根据美国传统基金协会2017年公布的金融自由度指数，中国金融自由度为20，全球排名第120位，美国金融自由度为70，全球排名第20位。
④ 中国M2（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重为美国的2.8倍，货币大量超发。2017年底中国M2为24.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的202.8%；美国货币供应量为1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的71.4%。
如今，虽然硅谷仍处于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全球创新中心地位，但这两大功能正在加速向中国转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在资本市场上崛起，并且科创板正在逐渐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一个加速器。如果中国资本市场能及时做出重大改革，会加速中国向全球创新中心转型。
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在实体经济层面突飞猛进，规模赶超美国已不是梦想。但是在资本市场及其带动的金融体系方面，我们显然还没有一个可以和美国相提并论的强大系统。
与美国相比，不管是从科创企业数量、企业盈利情况、GDP占比还是市值差距上，中国科技产业集中度仍然比较低，且多集中在资源垄断型行业及金融部门，如金融业、能源、炼油、采矿、房地产和工程与建筑行业等。
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的科创会弱，民营企业会弱，归根结底都是金融的问题。
我们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无法支撑创新型科技企业的发展。由于创新经济或高科技产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或产业形态的快速变迁，又没有抵押品，因而较难借到银行贷款。据李胜军于2018年9月发布在人民网的《“国进民退”只是市场行为，并非趋势性转折，更非政策信号》一文所述，2016年以来78%的银行贷款给了央企和国企，只有不到20%给了民营企业。
因此，2018年曾出现过大量民企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爆仓的情况，中小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相比之下，以硅谷为代表的创新产业，直接融资比重明显高于中国。另外，在近年来的新兴市场中，韩国资本市场也伴随着三星等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快速崛起，并得以迅速发展。这就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往往与高科技或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原因。
基于以上所述，借道资本市场发展科创是未来的必然选择，然而，这个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用了“科创未来”这个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曲折，但最终必须按照这个发展路径来完成，否则成功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