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婚礼誓词中有个优雅的对称句：“无论顺境或逆境”。但爱情并不是对称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爱情有多么偏斜。在婚姻或任何其他关系中，“坏”都比“好”重要得多。当“坏”的威力左右你的判断时，微小的冲突即可产生毁灭性后果，进而促使你采取行动，进一步疏远伴侣、朋友或子女。负面效应会放大他们的错误，不论这些错误是实际犯下的还是你凭空想象的。首先，你会责怪他们忘恩负义，因为内心的自负放大了你的优点，从而使你的思维出现偏差。于是你搞不懂伴侣、朋友或子女为何如此自私，对你的种种美德以及你为他们做的一切视而不见。你反复思考人生中最让人烦恼的谜题：他们为什么不领情？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这要感谢追踪夫妻幸福度变化情况的心理学家。心理学家考察了夫妻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价，发现婚姻状况通常不仅没有随时间得到改善，反而会逐渐下滑。 ^[1] 婚姻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婚姻状况的改善，而取决于避免下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婚姻是悲惨的。热恋的激情会消退，因此，仅靠一开始促使夫妻结合的快感无法让婚姻维持好几十年，但大多数夫妻都能找到其他的幸福来源，并总体保持满意（只是不像刚开始那么满意）。不过，满意度有时下降得太过剧烈，结果让婚姻走进了死胡同。研究人员通过监测夫妻互动情况以及对他们的持续追踪，已经建立起有关感情破裂的理论，这套理论颇令人意外，或者至少让研究人员和发生争吵的夫妻感到意外。但该理论倒不致让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感到震惊，因为他早在1869年就发布了类似的理论，当然，他没有做任何实验室研究。 ^[2]

这套理论出现在特罗洛普的小说《他觉得他是对的》（ He Knew He Was Right ）中，这部小说太有先见之明，这种先见反倒成了小说的软肋。它未能引起维多利亚时代批评家和读者的共鸣，因为故事情节似乎太离谱：一个幸福的家庭莫名其妙地破裂了。小说的主人公路易斯·特里维廉和埃米莉·特里维廉拥有所有优越条件。他们年轻，彼此相爱。两人长相俊美、聪明、人品好且出身体面人家。埃米莉的父亲是驻偏远殖民地的外交官，她缺乏社会地位和金钱，但路易斯两者皆有，并乐意与爱妻分享。这对新婚夫妇刚在伦敦定居时似乎是一对完美夫妻，特罗洛普仅在小说中埋下一个伏笔，也就是埃米莉父母的对话。在对话中，埃米莉的母亲表示发现女婿“喜欢按自己的路子走”。

埃米莉的父亲说：“但他的方式非常好，他可以做很好的向导。”

母亲回答说：“但埃米莉也喜欢按自己的路子走。”

婚后头两年，夫妻俩生了个男孩，依然过得很幸福，这种幸福生活一直持续到埃米莉在家接待她父亲的老友——一位中年单身男士的那一天。埃米莉觉得在家接待单身男士无所谓，这情有可原，因为她刚刚进入伦敦社交圈，还不太了解其中的规则。但路易斯很担心，这倒不是因为他怀疑自己的妻子出轨，而是因为这位单身男士有浪荡子的恶名，以前他去过另一名已婚女士的家，结果造成了丑闻，导致这家人被迫离开了伦敦。路易斯向埃米莉解释了情况，期望她能意识到，若单身男士再上门，势必会招惹是非，但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并坚称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路易斯被她无动于衷的态度激怒了，他发起脾气，宣称他不想让单身男士再到家里来。

路易斯的发作让埃米莉既伤心又委屈。丈夫怎么可以这么轻蔑地对待她？她对他忠贞不渝，他怎么可以妄加猜测，质疑她的品行？单身男士下一次上门时果然开始与她调情，埃米莉意识到路易斯说得没错，但她还是无法原谅丈夫的粗鲁。她告诉自己，她会让那位男士别再来了，但路易斯得先为自己的恶劣态度向她赔礼道歉。

但路易斯现在没心情道歉。妻子怎么可以又跟这个轻浮的家伙见面？她怎么可以如此无视他的感情？他提出了那个永恒的问题：她为什么不领情？接着，他对这段感情进行了盘点：

这番盘点准确无误，但归根结底，路易斯的想法与埃米莉对自己种种忠贞行为的总结一样，都是错误的。他们的婚姻走进了死胡同，因为他们纠结于错误的东西。

当爱情撞上礁石

想象你在与某人约会，对方做了惹你生气的事情（这可能不难想象）。你的伴侣可能喜欢乱花钱，爱跟你的朋友调情，或者听你说话时心不在焉。你的伴侣还可能是个闷葫芦，他在你朋友面前一声不吭，却总是拿不着边际的废话招你烦。对此你会做出何种反应呢？

这些答案构成一个矩阵，该矩阵被用在一项有关约会情侣如何处理两性关系问题的经典研究中。 ^[3] 肯塔基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人们会采用两种总体策略，一种是建设性策略，另一种是破坏性策略，每项策略既可能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建设性策略看似明智、值得赞赏，但其实并不会发挥太大作用。被动地保持忠诚不会对感情进展构成显著影响，主动尝试达成解决方案也只能略微改善状况。

关键在于坏事。如心理学家得出的结论所示：“一段感情能不能‘奏效’，较少取决于伴侣为彼此做或未做的好的、建设性的事，而较多取决于伴侣在应对问题时做或未做的破坏性的事。”当你为伴侣默默坚守时，伴侣通常觉察不到你的忠贞； ^[4] 但当你从伴侣身边默默离开或者发出愤怒威胁时，则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报复螺旋。

主持上述研究的卡里尔·鲁斯布尔特（Caryl Rusbult）说：“保持长期关系之所以极其困难，原因在于一方迟早会出现负面倾向，这种倾向持续的时间很长，长到另一方开始以负面方式应对。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感情就很难挽救了。” 负面态度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疾病，而且传染性很强。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当伴侣被分别要求思考感情中各方面的情况时，他们用于思考消极方面的时间要比思考积极方面的时间长得多。要想克服坏事带来的影响，必须在负面螺旋发生之前使之停止。

现在假设你成功维持了恋爱关系，而没有碰到任何问题（这个想象起来可能要难一些）。你的恋爱修成正果，刚刚步入幸福的婚姻，你的灵魂在飞翔，你的心灵在歌唱，你的大脑充满催产素、多巴胺以及其他与爱情相关的神经化学物质。你可能没心情参加科学研究，但有一些新婚夫妇被劝说参加了一个名为“PAIR”（Processes of Adaptation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意为亲密关系中的适应过程）的长期项目。 ^[5] 这些住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夫妇在婚后头两年接受了心理学家的采访，随后心理学家对夫妻关系中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进行了归纳整理。

有些结婚不久的人已经表露出对伴侣的矛盾之情或敌意，这些人往往很快就离婚了，但大多数夫妇表现出对彼此的浓情蜜意，婚后又一起庆祝了好多个纪念日。但从长远来看，新婚的柔情并不是预测婚姻能否持久的可靠指标。十多年后，许多曾经“恩爱到几乎神魂颠倒”的夫妇已经分手。整体而言，离婚者在结婚之初的爱恋之情比长期维持幸福婚姻的人深三分之一。在短期内，激情使夫妻能够战胜疑虑和争吵，但这些正面情感并不能让婚姻长久维持。我们再一次看到，夫妻如何处理负面事物（疑虑、失望和问题）是预测婚姻能否维系的可靠指标。负面因素对年轻人的打击尤为严重，这是早婚者比晚婚者更容易离婚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是年轻人经济上往往比较拮据，从而面临更大压力。

当然，一些夫妻选择分手会比较好，但是有太多人糟蹋了本可以维系的感情。对夫妻关系进行追踪的研究人员屡屡困惑地看到，即使没有明显的原因，关系也会遭到破坏。为验证一项理论，心理学家桑德拉·默里（Sandra Murray）和约翰·霍姆斯（John Holmes）将一些伴侣带入实验室，向他们发放问卷，并要求他们背对背在桌上填写问卷。 ^[6] 研究人员向这些伴侣解释说，他们将回答相同的问题，并强调在填写表格时不得以任何方式交流。

这些问卷其实并不一样。其中一种是问受试者不喜欢伴侣身上的哪些特质。研究人员告诉他们想写多少就写多少，只写一个也可以。这些伴侣平均约会了一年半时间，他们有一些不满，但大体来说相当满意。他们一般会写下伴侣身上一两种不太理想的特质，然后就放下笔。另一组伴侣则领到一项截然不同的任务：列出家里所有东西。根据指示，他们至少要列出25件物品，于是他们开始大书特书，分门别类地写下各种家具、炊具、小玩意儿、书籍、工艺品，当研究人员5分钟后返回时，他们通常还在认真地写。

与此同时，另一组伴侣则无所事事地坐在那儿，听着背后的唰唰声——以为对方肯定罗列了一大堆他们的缺点。他们只能勉强列出一两点不满之处，但他们的伴侣显然对这段感情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随后，研究人员按照惯例向伴侣们告知了真相，所以没有人带着一肚子不开心回家。但在揭示真相之前，研究人员询问了更多与感情有关的问题，他们发现，这个圈套对一些人，也就是抱有不安全感的人影响较大。自尊感高的人（以实验之前进行的一项测试衡量）感到些许威胁，但一笑了之，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知道伴侣欣赏自己；但自尊感较低的人对假想中的潮水般批评反应强烈，他们一听到背后唰唰写字的声音，就担心伴侣排斥自己，这种恐惧占据了他们的大脑。为自我保护，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们降低了对伴侣的评价和爱慕程度。他们觉得感情变得不再那么亲密，不再那么可靠，对感情也不再那么乐观了。缺乏安全感的人其实并没有必要做出这种反应，因为在现实中，他们和安全感较强的人一样被伴侣欣赏，但他们把自我怀疑投射到伴侣的头脑里，以为伴侣会像他们自己一样做出苛刻的评价。

默里和霍姆斯在另一项研究中对一批新婚夫妇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追踪调查，他们发现，这种不必要的自我保护对感情构成的伤害特别大。 ^[7] 在很多情况下，夫妻关系似乎很好，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但后来其中一方出现了不安全感。即使没有任何实际危险，他们也会在精神上疏远伴侣，或者贬低感情的价值。他们会变得特别反感例行的付出，比如晚上待在家里，而不是与朋友一起出去聚会。他们的感情起初非常牢固，但与《他觉得他是对的》一书中的婚姻一样，很快就破裂了。

在特罗洛普的小说中，旁人都弄不懂路易斯和埃米莉为何如此愤怒。亲朋好友一次又一次央求路易斯和埃米莉忘掉怨恨，但每一次和解尝试都失败了。比如路易斯寄给埃米莉的那封恳求挽回婚姻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丝毫不怀疑你到目前为止犯过什么错，甚至不怀疑你说过什么有损我作为你丈夫的地位或者你作为我妻子的地位的话。”

他期待她能领会这番宽慰，但她并没有，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区区几个词上：他不怀疑她到目前为止犯过什么错。“到目前为止！”所以他肯定怀疑她今后会与人通奸！在她心里，这个词的分量比信中所有其他爱的宣示都要重，但路易斯摸不透她为何依然心烦意乱，于是他愤怒地推动冲突进一步升级。小说的情节让许多读者跟路易斯和埃米莉的朋友一样挫折感十足，他们搞不懂，两个相爱的人怎么会不断误会彼此并做出过激行动？但这部小说极为精准地描述了负面效应如何侵蚀亲密关系。特罗洛普写道：“事实是，两人都认为对方应该承认错误，但双方见面时又都极为恼火，根本不愿让步。”

研究人员通过观察伴侣之间的生气拌嘴，发现了与特罗洛普所描述的情形相同的性别差异模式。和路易斯一样，缺乏安全感的男性往往最害怕伴侣出轨。他们无缘无故地妒火中烧，占有欲和控制欲变得极强，从而对感情造成压力并最终导致女性离开他们。而缺乏安全感的女性担心其他形式的拒绝甚于担心出轨，她们的反应往往是充满敌意而不是嫉妒。研究人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里对来自纽约市的一些伴侣进行了一项研究，通过录像记录这些伴侣讨论问题时的情景，并对各种不同的反应进行归纳整理。 ^[8]

每当伴侣中的一方出现负面行为，比如抱怨、以敌意口吻说话、翻白眼、推卸责任、侮辱对方，研究人员都会对相关行为进行分类和统计。由杰拉尔丁·唐尼（Geraldine Downey）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缺乏安全感的人最容易出现负面行为。这些人自身对拒绝的恐惧无疑加剧了他们的痛苦，因为对他们来说，争吵不止事关具体问题，而且反映出深层问题，也是感情出现危机的不祥信号。他们极易受负面偏差的影响，以至生活在焦虑之中。他们的恐慌反应是疏远自己的伴侣，而研究人员通过若干年的跟踪调查发现，不幸的是，他们的伴侣真被疏远了。事实证明，对他人的拒绝很敏感的人到头来孑然一身的可能性尤其大。他们对拒绝的恐惧变成了自证预言。

这种负面效应在罗伯特·莱文森（Robert Levenson）和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等研究人员针对西雅图的夫妇开展的一项更详细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9] 研究人员通过仪器测量这些夫妇的脉搏及其他生理反应，并在他们谈论当天事件和讨论问题时进行录像。之后，夫妻双方分别观看了录像，并评判他们在对话中各个时点感受到的正面和负面情绪。三年后，研究人员对这些夫妇进行追踪，看哪些人仍然维系着幸福的婚姻。事实再次证明，消极时刻比积极时刻重要得多。在交谈中表现出的压力水平（通过生理唤醒或负面情绪水平衡量）最高的夫妇最容易变得不幸福。正面情绪互动对婚姻前景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但夫妻双方如何回应对方的负面情绪却至关重要。如果妻子以怨愤回应丈夫的怨愤，或者丈夫漠然对待妻子的批评，夫妻关系可能会恶化。

在同性伴侣中，负面因素造成的问题似乎较小。西雅图的研究人员对一批同性伴侣进行了逾十年的跟踪调查，发现男女同性恋伴侣在处理冲突时往往比异性伴侣更积极。 ^[10] 在提出异议和回应批评的方式上，同性伴侣更为积极，事后也能继续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在异性伴侣中，最常见的冲突模式是“女性—需求—男性—退缩”，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女性发起抱怨或批评，而男性以退缩作为回应。这种模式在同性伴侣中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如果伴侣是两名男性，他们发起抱怨的可能性较小；如果是两名女性，她们在受到批评后退缩的可能性较小。

不论性取向如何，许多伴侣都指望在争吵后用非言语方式和解，但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是美好的性爱也无法弥补痛苦的争吵。一项有关新婚夫妇之间言语和非言语交流的研究表明，负面对话（表达愤怒、伤害、怨恨）的数量能够有效预测婚姻的幸福程度，以言语表达爱意仅能带来一丁点帮助，以性爱方式表达爱意亦无法产生明显效果。 ^[11] 其他研究发现，性爱有一定益处，但“坏”的力量起主导作用。婚姻咨询师、心理学家巴里·麦卡锡（Barry McCarthy）认为，良好的性生活可以使婚姻幸福感提高15%~20%，而当性生活不理想或缺失时，其影响力则要大得多，伴侣的幸福感可下降50%~75%。 他的结论与戏剧《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Cat on a Hot Tin Roof ）中大家族的女族长（“大嫂”）给出的建议恰好吻合。她指着床对儿媳妇说：“婚姻要是撞上礁石，礁石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感情中的负面效应。当鲍迈斯特问学生为什么认为自己会是好伴侣时，他们列出了一些正面的东西：友好、善解人意、床上功夫好、忠诚、聪明、有趣。这些东西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但关键是要避免负面的东西。能够管住嘴不说恶毒或刻薄的话，对感情产生的影响要比说一句好话或做一件好事大得多。

追求“足够好”

婚姻研究得出了一条令人欣慰的教训，它的意义已然超越了婚姻本身。社会科学家发现，负面偏差支配着亲子、师生、师徒、上下级等许多正式关系，还支配着非正式关系，比如邻里关系。社会心理学领域最早发现的一条规律是“接近效应”，该发现来自20世纪40年代的一项研究。 ^[12] 这项研究异常细致地追踪了波士顿一个由新建洋房和公寓组成的社区邻里友谊的形成过程。

事实证明，决定友谊的因素与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相同：位置、位置、位置。人们与左邻右舍交往的可能性最大，形成友谊的概率随距离的增加而急剧下降，以至仅相隔几个门洞的邻居就很少往来了。接近效应（也被称为接近原则）似乎为心理学教科书增添了令人愉悦的色彩，为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关系提供了坚实证据。只要路人相遇得够频繁，总能找到交集。

不过，也有其他一些研究者考察了另一个社区，即洛杉矶市郊的一个洋房住宅区，并对邻里仇恨和邻里友谊同时进行了研究。 ^[13] 事实证明，仇敌甚至比朋友住得更近。接近效应存在着阴暗面。与邻居相处时，“坏”比“好”的影响更强、速度更快。研究人员通过考察社会交往状况发现，建立友情需要大量社交活动，但一两次不良接触就会把邻居变为永远的仇敌。

这一结论无法为心理学教科书增添多少乐观色彩，但我们可以从该结论以及有关亲密关系的负面偏差的其他发现中得出实用且令人欣慰的教训。这条教训是：不管是对待邻居、配偶、子女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要用力过猛。

不必太在乎婚姻咨询师。咨询师要求所有人用心经营感情，他们给夫妻安排了一项又一项任务：每天做爱，抽空共进浪漫晚餐，去异国度假，在海滩上长时间散步，袒露心扉。家长要做的琐事就更多了。自弗洛伊德学派把孩子的神经症归咎于父母以来，家长就觉得自己肩负沉重的责任，必须事事做对。但近期有关负面效应的研究让人们松了口气，因为研究显示，这些努力的影响被高估了。

对工作繁忙的父母来说，一些最鼓舞人心的证据来自对智力的研究（智力可能是人们理解得最深入、测量得最精确的心理特征）。心理学家考察了不同的群体，比如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或者由养父母抚养的孩子，以分析决定孩子智商的两大主要因素：基因和环境。研究人员在测量完孩子的遗传潜力（基于亲生父母的智商）之后，便可以看出孩子的认知发展如何受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的影响。 ^[14] 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可以为孩子提供个人指导、大量书籍以及进入好学校和培养项目的机会。如果父母教育程度低，为生计挣扎，孩子获得的智力资源就会减少，必须与更多的障碍做斗争。

多项研究表明，如果孩子成长在低收入家庭，家长是未受过良好教育或事业有成的成年人，孩子就不太可能充分实现智力潜力。一些孩子在面临很多人生挑战（甚至正是因为这些挑战）的情况下，智力仍然发展得很好，但平均而言，他们的智商低于根据基因潜力所预测的智商。一些研究甚至发现，遗传潜力与实际智商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恶劣的环境压倒了优秀的基因。

但对社会经济阶层较高的父母而言，环境几乎无关紧要。他们子女的智商几乎完全取决于基因。父母拥有学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属于中产阶级还是富人，事业上仅仅是马马虎虎还是非常成功，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在一定水平之上，教养方式并不会对子女智力构成太大影响。有钱的父母可能会为子宫里的胎儿放莫扎特的小夜曲，聘请最好的家教，让孩子上最昂贵的学校，但他们并不能显著提高孩子的智商。通过避免负面环境，他们可以确保孩子的遗传潜力得到发挥，但仅此而已。

相同的规律也适用于育儿的情感层面。 ^[15]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桑德拉·斯卡尔（Sandra Scarr）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父母只要避免暴力、虐待，不要漠不关心即可，除此之外，父母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差劲的教养方式会伤害孩子，极其认真负责也未必能让孩子更快乐或更健康。一组荷兰研究人员对大批青少年进行了采访，向青少年了解他们父母的优劣特质，随后得出结论认为，教养方式在青春期并不会造成很大影响，关爱和提供情感支持等好的特质几乎没什么效果。事关孩子们成长，至少对预测哪些孩子不快乐、哪些孩子会触犯法律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坏的特质，比如家长发脾气、管教太严厉和不公平。

鉴于上述结论，一些心理学家建议家长放松神经。不必追求完美，也不必认为自己的孩子非得参加每一场足球比赛，非得为学校的每一个项目出力，做个“足够好”（即好得恰如其分）的家长即可。你的孩子仍然会有不错的表现，你的婚姻和生活中其他领域也将因此获益。“足够好”这一理念尚未在今天的“直升机父母” 和“虎妈”军团中流行起来，但这是非常好的建议，也值得扩展到其他关系中。

不妨做个足够好的丈夫、足够好的妻子、足够好的朋友或邻居、足够好的老师或老板。在你自己的行为中，当你诠释他人的行为时，不要一心追求完美，而要避免低级错误。以下是一些具体策略：

不要过度承诺。 受心理学家所说的计划谬误的影响，大多数人所承诺的往往比自己能做到的要多。我们倾向于低估完成一项任务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当我们无法按时交付时，我们希望家人、朋友或同事至少能领会我们的好意——看我想方设法为你做了多少事！但他们并不会。负面效应会发挥作用。他们关注的不是你的好意，而是坏结果。

不要指望因额外的努力而获得赞誉。 当你做的事情超出承诺时，这种慷慨可能并不会得到赏识。艾莱特·格尼齐（Ayelet Gneezy）受亚马逊启发而开展的实验便证明了这一点。 ^[16] 格尼齐注意到，当亚马逊的包裹比预定时间提早送达时，她并不会特别感激。格尼齐和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在对学生展开的实验中发现，这种反应很常见。

如果票务代理人卖给学生的座位不如承诺的好，学生们会责备代理人；但如果座位比承诺的好，他们也不会表现出额外的感激。在一项实验中，学生每解决一道谜题会获得一定报酬，而另有一人会自愿（免费）帮助他们解其中的10道谜题。如果这个人解得不好，学生们会指责他不靠谱和不够努力；但不管这个人是刚好履行承诺，还是超出承诺，多解了5道谜题，他所获得的评价都是一样的。解额外的谜题显然要花费更多工夫，但接受他慷慨之举的人并无感激之意。

请记住，“坏”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含义。 一个冒犯之举在世界上其他人眼中可能微不足道，但如果一个人非常介意，就会毁掉一段关系。即使一件事在你看来无关紧要，你也必须应对好伴侣的反应。我们在有关夫妻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婚姻破裂的原因常常是男性和女性倾向于关注不同种类的“坏”。男性更担心伴侣出轨，女性则更担心伴侣在情感上退缩。关于人格的大量研究文献还揭示出其他性别差异。

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开展的研究表明，男女之间最大的性格差异涉及负面情绪。 ^[17] 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感受愤怒、焦虑和抑郁，她们也比男性更善于觉察他人的负面情绪。当研究人员向受试者展示表情各异的面孔时，男性和女性都能敏锐地辨别快乐的面孔，但女性对恐惧、悲伤和愤怒面孔的辨别明显更加准确。 ^[18] 女性的这种优势可以用进化论解释：长久以来，婴儿的存活依赖于母亲识别非言语求救信号的能力；此外，由于女性的体型一般比男性小，所以在愤怒升腾到身体暴力之前及早发现他人的愤怒可能是一种进化优势。在情感上退缩的丈夫可能是通过隐藏负面情绪来换取婚姻的和谐，但妻子很容易看穿他的心思。

这种情感上的差异常常让男性搞不懂问题出在哪儿。这就是特罗洛普的书名《他觉得他是对的》所揭示的重大问题。路易斯对事实的把握确实没错，他警告妻子不要做可能使名声受损的事情，但他说话的方式却是大错特错，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愤怒责备会对妻子产生何种影响。特罗洛普写道：“他本该温柔地同她说话，用胳膊搂着她的腰跟她解释，与这位朋友保持距离对他们两人都好。当我们不得不这样说话时，眼神和语气能为所说的话增添更多的意义——比话语本身重要得多。”路易斯在自己眼里是正确的，但这段婚姻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他妻子的视角与他大相径庭，而路易斯太过迟钝，没能意识到自己给妻子造成的痛苦。在争吵时，最好关注一下伴侣的反应，换位思考一番，而不是不断诉说你的苦衷。少说，多听。

让“坏”时刻发挥“好”作用。 我们的大脑在进化中形成关注负面的特质，因为这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当一段感情出现问题时，不要绝望到以为你们彼此不适合。不妨从教训中学习。不要将批评视为恶意攻击，而应视为有益的反馈。当路易斯警告埃米莉见她父亲的朋友会破坏她的声誉时，他是在为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埃米莉是伦敦社交圈的新人，需要学习他们的行事方式并避免绯闻。埃米莉却把路易斯的警告当作对她人品的控诉和婚姻危机的征兆，从而未能吸取对她个人有帮助并有助于巩固婚姻的教训。如果路易斯看到自己的傲慢语气如何不必要地冒犯到她，他同样也可以从两人的第一场争吵中吸取一些教训，但他也没能把握机会，从而避免下一场争吵。“坏”其实可以成为好老师。

责备之前应三思。 要提防心理学家所说的一种极为常见的错误——基本归因错误。 ^[19] 假设一对夫妇打算在一家特别的餐厅见面并共进浪漫晚餐，但其中一人来晚了。来晚的一方会将迟到归咎于特殊情况，比如在办公室遇到麻烦或者交通堵塞。但如果你是在餐厅等待的那一方，你会倾向于做出更多解读。你告诉自己：“这人一贯如此。”同时，你会愤怒地将迟到视为伴侣不靠谱和自私的表现，或者认为迟到意味着更糟糕的情况，比如“她已经不爱我了”。

你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犯了基本归因错误，这是一种根据实际上由外部环境导致的行为判定他人内在品质的倾向。当我们未能在“停止”标志前停车时，我们会倾向于为自己开脱，比如“一棵树挡住了我的视线”；但当我们看到其他人这样做时，我们会认为责任全在他们自己，我们会想：“这人车怎么开得这么烂！”

研究人员最初的理论认为，这种错误适用于所有类型（包括好的和坏的）的行为，但他们最终看到的是熟悉的负面效应：这种错误仅发生在对负面行为下结论时。 ^[20] 事实上，当他人有积极表现时，我们往往较少解读，我们会说：“他得了全A，因为他的教授打分很松。”但当我们自己有积极表现时，则会揽取一切功劳，我们会说：“我得了全A，因为我是个好学生。”我们往往会在评判某人的负面行为时得出有失公允的概化结论，即使对我们熟悉的人也是一样。

于是，你再也无心享受浪漫晚餐，而是为伴侣迟到的无礼行为生起了闷气，而你的伴侣则感觉自己因为无法控制的事情而受到了不公指责。心理学家本杰明·卡尼（Benjamin Karney）和托马斯·布拉德伯里（Thomas Bradbury）曾根据新婚夫妇的“归因风格”对他们进行分类，并发现，长期看，这种相互误解会对亲密关系产生致命影响， ^[21] 最倾向于将伴侣的失误归因为永久性内在特质而非暂时性外部因素的人，最终离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克服这种归因错误并非易事，这也是它被称作“基本”错误的原因之一，但一旦你意识到归因错误的存在，就可以有意识地进行校正。不要一上来就把伴侣的错误归咎于品性缺陷，或将其解释为永久性问题的征兆，不妨先强迫自己考虑更温和的解释，然后把你的伴侣往好处想。

当你们争吵时，不妨引入一个假想的裁判。 另一种转换思路的方法是使用伊莱·芬克尔（Eli Finkel）所说的“婚姻小花招”。 ^[22] 芬克尔用“婚姻小花招”指代他的社会心理学家小组向芝加哥地区已婚夫妇传授的一种简单技巧。心理学家每四个月向这些夫妇询问一次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和近期的最大冲突。与通常情况一样，他们对婚姻的满意度在研究开始后的第一年缓慢下降。进入第二年后，当这些夫妻报告最近的冲突时，心理学家为其中一些人安排了一项额外任务：想象你是观察这场争执的中立第三方，你会怎么看？你能找到解决分歧的好办法吗？

这些夫妻写下假想裁判的裁决书之后，心理学家指导他们在家吵架时尝试采用这种第三方视角。这种办法奏效了。这些夫妻的婚姻满意度不再下降，并在之后的一年里保持稳定，与这项研究中其他夫妇满意度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通过采用假想裁判的视角，这些夫妻克制了愤怒，变得更愿意倾听和妥协。

征求第二意见。 如果假想的裁判不起作用，不妨试试真人。当你的视线被不安全感扭曲时，转换视角可能特别困难，但你随时可以向判断力未因害怕拒绝而被扭曲的人征询第二意见。这是夫妻心理治疗的主要好处之一。但这并不是说你必须找专业人士征求意见。在特罗洛普的小说中，如果路易斯或埃米莉听从朋友的建议，整场危机本可以避免。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一条建议来自埃米莉的妹妹，她意识到路易斯并不是有意要侮辱埃米莉，她告诉埃米莉：“如果我是你，我会忘掉这件事。”

暂停评判。 忽略伴侣的冒犯是维系婚姻的最可靠方式之一，不管冒犯是你假想出来的还是真实发生的。我们有一位朋友在浴室镜子上贴了一张纸条，时刻提醒自己要正确看待妻子的缺点，纸条上写道：“你也不是好东西。”研究人员在扫描情侣的大脑后意外地发现，一些人似乎无须纸条也能做到这一点。 ^[23] 社会心理学家徐晓梦和亚瑟·阿伦（Arthur Aron）与神经学家露西·布朗（Lucy Brown）合作，在中国北京对一些初坠爱河的情侣进行了研究。他们向这些人出示了其恋人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结果发现恋人的照片在与多巴胺奖励系统（该系统也可以被可卡因和其他强烈快感激活）相关的回路中触发的活动要多得多。

但是，热恋的激情一旦减退，又会发生什么呢？三年后，只有半数的情侣还在一起。为探求这些情侣恋情持久的原因，研究人员回顾了与他们相关的原始数据，并与分手的情侣的数据进行了比较。一种令人意外的重大差异浮出水面：当注定能将恋爱修成正果的人看到伴侣的照片时，用来做负面判断的前额叶皮质区域的活动就会明显减少。他们的批判功能受到抑制，感情之树便得以茁壮成长。

在针对纽约市结婚20年以上的夫妇进行的一项脑部扫描研究中，上述发现得到了证实。社会心理学家比安卡·阿塞韦多（Bianca Acevedo）和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发现，对婚姻最为满意的配偶（通过一份问卷衡量）前额叶皮质区域活动较少。此外，他们在看心上人的照片时抑制了自己的负面偏差。他们的配偶无疑并不完美，但他们的婚姻却幸福而持久，因为他们的大脑自动遵循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描述的原理：“爱情总是看不见缺点。” ^[24]

布莱克的智慧在考察伴侣错觉的其他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25] 研究人员通过让受试者评价自己和另一半的品质来衡量这些错觉。最不切实际的伴侣（将另一半理想化，对另一半的评价高于自我评价的伴侣）最有可能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满意并维持关系。这种积极错觉还有一种额外好处，也就是认为对方也会对自己持这种理想化看法。这样一来，双方的感觉都会变得更好。

如果你无法自然产生这些积极错觉，不妨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注意伴侣的优点，以便培养积极错觉。当他表现出一个优点时，告诉他你钦佩那种品质。当你对他的一个习惯感到恼火时，试着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并寻找好的一面，譬如说，他度假时总带太多行李，但至少不会忘带任何东西，有些东西你自己最终可能也用得着。

不要当真。 即使你的大脑回路检测到伴侣的过错，你仍然可以佯装不知。不妨遵循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婚礼当天从婆婆那里得到的建议：“稍稍耳背有时有助于婚姻幸福，每一桩美满的婚姻都是这样。”半个多世纪之后，金斯伯格将这一建议转达给听她演讲的大学生，并解释说，她不仅在家里，而且在她工作过的每个地方，包括最高法院，都认真遵循了这条建议。 ^[26]

金斯伯格告诉学生：“如果有人说了轻率或不友善的话，最好当耳边风。”她还说：“愤怒或气恼地回应并不能提高说服力。”当然，你不能总当耳边风，因为有些冒犯让人痛苦到无法忍受。有些问题必须正视，但迅速报以愤怒的回应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是在推特时代。

如果你必须回应，切记不要让事态升级。 表达你的态度，解释困扰你的问题，但要保持冷静。再说一遍，请记住，有些事情在你看来似乎十分可怕，但在其他人看来却无伤大雅，所以不要指责对方粗鲁或有恶意（稍后我们将讨论如何传达批评和坏消息）。不要生闷气，也不要报复，因为小分歧可以迅速演变为一场大战。由于存在负面效应，冲突会自然呈现升级趋势。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博阿兹·凯萨尔（Boaz Keysar）和同事便通过测试两个版本的“独裁者游戏”，巧妙揭示出这种现象。 ^[27]

在标准版游戏中，一名玩家拿到100美元，并被告知可以与另一名玩家分享这笔意外之财。拿到钱的玩家被称作“独裁者”，因为他可以决定如何处理这笔钱——与其他玩家平分，给其他玩家较小的份额，或者全部留给自己。在他做出决定之后，游戏玩家会互换角色，进行另一轮游戏。在这轮游戏中，另一名玩家新获得一笔100美元的意外之财，由他决定如何分配。接下来，他们会玩更多轮游戏，轮流当“独裁者”。

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中，这种标准版游戏进行得很顺利。“独裁者”通常在一开始把较大份额分给自己，但他分给另一名玩家的钱数也足以令其感到满意。在游戏的下一轮，对方通常会报答他，分给他的钱数至少与他之前给出的钱数相当，随后，他也会报以慷慨回应。随着游戏轮数的增加，玩家越来越接近对半分配。

但当研究人员尝试该游戏的负面版本时，气氛就不那么友好了。在这个版本中，研究人员以另一种方式形容这笔意外之财，他们不是把它称作送给“独裁者”的礼物，而是说这100美元已经给了另一名玩家，“独裁者”现在要决定自己拿回多少。与标准版相同，“独裁者”仍然有权分配100美元，只是这笔钱是以损失而非获利的形式呈现。另一位玩家不是从“独裁者”那里收到礼物，而是自己的钱被“独裁者”拿走了。

在这一负面版本的游戏中，“独裁者”一开始通常比标准版本中表现得更慷慨。他意识到，另一名玩家会因自己的钱被拿走而不满，因此，他通常不会把较大的份额留给自己，而是把钱平分。但这种分配方式仍然让另一名玩家感到不满。在下一轮中，另一名玩家通常会拿走更大的份额，以六四开分配这笔钱。在接下来的几轮中，玩家越来越自私，情况也变得越来越糟糕。玩家不仅为他们所觉察到的冒犯而相互报复，而且将对抗升级。在实验结果的启发下，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提出了一项修订版互惠规则：你帮我挠背，我也帮你挠背，但如果你夺走我的一只眼睛，我就要夺走你的两只眼睛。

所以，你在回应之前应当先控制自己的愤怒。不要报复，不妨这样说：“我会努力保持积极态度，但你也得这样做，否则我不可能一直保持积极。”无论你说什么，请记住，虽然眼下的情况似乎很糟，但你们中任何一方都可以轻易让情况变得更糟。

遵循“负面黄金法则”。 大多数人对自己评价甚高，并以为朋友和家人很容易看到自己身上的优秀品质。我们期望他们关注我们对他们的好、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为他们的生活带去的欢笑，但他们似乎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到这些。

与恋人、子女、朋友、同事或任何其他人打交道时，避免坏事要比做好事重要得多。关键不在于你为别人做什么，而在于不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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