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效应

我们常淡定地对自己说，这件事不论结果好坏，都要坦然接受。而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并没有按这个逻辑运转。我们的思维和生命会因一种重大失衡而发生偏移，这种失衡科学家也是最近才搞清楚，这就是：“坏”比“好”更强大。

“坏”的这种力量在学术文献中有好几种叫法：“负面偏差”、“负面主导”，或者就叫“负面效应”。不管名称为何，都是指负面事件和情绪产生的影响普遍强于正面事件和情绪的影响。我们会因一句批评而崩溃，却不为如潮的赞美所动。我们一眼就能看到人群中充满敌意的面孔，却看不见一张张亲切的笑脸。这种负面效应听起来令人沮丧——在现实生活中通常也确实如此——但结局未必无法改变。“坏”比“好”强大，但如果我们能深入了解“坏”的特点，“好”便有望占据上风。

通过认识负面效应和克服本能反应，我们可以打破有害模式，更加有效地思考未来，并发掘负面偏差带来的巨大益处。坏运气、坏消息和坏情绪能够产生强大激励（事实上，这是一种最强大的激励），使我们更坚强、更聪明、更善良。“坏”能够派上绝佳的用场，但前提是，我们要用理性的头脑来理解“坏”的非理性影响。战胜“坏”需要智慧和努力，尤其是在放大“坏”之威力的数字世界中。

负面效应是一条简单的原理，但其造成的后果却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意识到“坏”的力量如何扭曲判断，就会做出可怕的决策。负面偏差可以用来解释大大小小的现象：国家为何会草率发动损失惨重的战争，邻里为何会结仇，夫妻为何会离婚，经济为何会停滞，求职者为何会在面试中表现不佳，学校为何会让学生挂科，橄榄球教练为何频繁地弃踢。负面效应会破坏声誉，导致公司破产；能够催生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能够散播无谓的恐惧，让美国人越发愤怒，让赞比亚人越发饥饿；能够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激起道德恐慌；能够毒害政治并让煽动者得势。

“坏”通常比“好”更强大，但并非不可战胜。年轻人最易受负面效应的影响，因为这是人生中最需要从失败和批评中学习的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的必要性减弱了，看问题的视角也有所增加。年长者往往比年轻人更易满足，因为年长者的情绪和判断不会像年轻人那样轻易被问题和挫折左右。他们更愿意回忆愉快的往事，而不是沉溺在悲惨的记忆中，以此来对抗“坏”的力量。若以客观标准衡量，年长者的生活品质可能并未改善，尤其是在有健康问题的情况下，但他们自我感觉更好，并能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因为他们能忽略不愉快的经历，专注于能带来快乐的事情。

这就是本书推崇的智慧。我们将为读者解释，如何利用“坏”的好的一面，克服其不良影响。近年来，有关负面效应的研究迅速增加，研究人员已经逐步掌握了应对这种效应的策略。进化导致人类很容易被“坏”影响，“坏”统治着所有动物大脑中的一个主要区域；但进化也为人脑中一些更复杂的区域配备了天然认知工具，使人类能够承受“坏”的冲击并创造性地利用“坏”的力量。今天，这些工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因为现在利用高明手段散播恐惧和威胁的人大大增加——我们可以称之为贩卖“坏”的商人，他们通过恐吓公众和发酵仇恨牟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我们会告诉读者该如何运用理性思维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在爱情和友情，在家庭、学校和职场，在商业、政治和政府中——防范“坏”所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告诉读者如何让“好”最终战胜“坏”。“好”无法像“坏”那样产生直接的威力和情绪冲击力，但可以通过坚持、智慧和数量优势占据上风。

通过了解负面偏差如何影响自己和他人，你会以更加切合实际且不那么惶恐的眼光看待世界。你可以有意识地克服导致安全感缺失、恐慌、恐高以及演讲恐惧的种种冲动。恐惧症是“坏”之威力的例证，是对潜在异常情况的过度反应，是一种妨碍你充分享受生活的非理性冲动。一旦领悟了负面效应，你便可以战胜恐惧症。同理，更广泛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在了解负面效应之后，你可以从挫折中学习，而不致被挫折打倒。你可以避免许多低级错误，这要比试图当完美父母或伴侣重要得多。在任何亲密关系中，你都可以学习如何在争吵开始之前按下停止键，或者至少避免让争吵失控。你要知道，小小的冒犯极易招致误读和夸大，尤其是在情侣设法琢磨彼此心思的时候。在工作中，你可以避免跌入毁掉职业生涯和葬送公司前途的陷阱。

“坏”的好处在于，它具有一种使思维更敏锐、使意志更坚强的力量。通过理解令你痛苦的反馈所产生的影响，你可以更好地对待批评——更好地吸取有益的教训，而不致丧失信心；你也会变得更善于提出批评，这可是一种罕有的能力。包括所谓专家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懂该如何传达坏消息，因为他们不了解听者如何接收坏消息。如果医生笨拙地告知患者糟糕的诊断结果，就会让患者更加难过，更加不知所措。在评价学生或员工时，许多教师或上司传达的批评只会让人灰心丧气，另一些教师或上司则会回避问题，为每个人都打出高分，给出高评价。事实上，他们可以运用近年来已经在学校、办公室或工厂得到充分验证的技巧，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

巧妙地运用批评和惩罚，效果要比每人发一个奖杯好得多，能够大大加快进步的速度。批评和惩罚激励人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使职业生涯和亲密关系不致继续受到损害。批评和惩罚教人们如何完善自我并更好地与他人相处，不论是在工作中开展协作，履行各种家庭责任，还是努力维持浪漫关系。

如果能够适当地理解“坏”的力量，这种力量便能调动起每个人身上最好的东西。

负面效应是心理学中的基本层面，也是人生的重要真相，但直到近年才被发现，而且是在相当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罗伊·鲍迈斯特对负面效应的研究始于一个模糊的问题，一个在心理学研究圈内已不再时兴的问题，这是他一贯的风格。读大学本科时，他曾想要成为思考人生终极问题的哲学家，但他父母认为哲学家这个职业太不切实际，不值得花大笔学费去普林斯顿读书，于是他妥协了，决定攻读社会心理学专业。

鲍迈斯特先后在凯斯西储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任教。其间，他兢兢业业地开展了高度专业性的研究和实验，他所研究的项目恰恰也是受当今学术期刊和终身教职评审委员会青睐的领域，比如自我控制、社会排斥、攻击性等，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收获颇丰，在业界颇有名气。但他也会思考远远超越自己专业范畴的问题：为什么有罪恶？什么是自我？什么塑造了人性？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他曾写过一本书来回答以上每一个问题。为写这本书，他查阅了心理学及其他多个学科的文献，以探寻研究领域狭窄的专家看不到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鲍迈斯特对好事和坏事中蕴含的几种模式产生了兴趣。研究人类反应的心理学家发现，糟糕的第一印象所造成的影响远大于良好的第一印象；行为经济学家的实验则表明，经济损失产生的影响比相应的经济收益要大。是什么赋予“坏”更大的威力？我们应在何时对抗这种威力，又该如何对抗呢？

为寻找答案，鲍迈斯特首先想看看坏事在何种情况下不致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研究方法：要想了解某种事物为何强大，就应该找到其弱点所在；要想找到屋顶的支撑物，就应该先寻找屋顶上的塌陷之处。鲍迈斯特和他的同事提出要“查明若干相反的模式”，以便“围绕‘坏’与‘好’分别在何种情况下更强大这一问题构建详尽、复杂和精细的理论”。 ^[1]

出乎意料的是，尽管他们查遍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种种研究文献，却无法找到有说服力的反例来证明“好”更强大。研究表明，糟糕的健康状况或教养方式所造成的影响比良好的健康状况或教养方式大得多。坏事产生的影响持续时间比好事更长。与正面图片（一杯巧克力冰激凌）相比，负面图片（动物尸体）会刺激大脑产生更多电活动。批评产生的痛苦比表扬产生的愉悦感强得多。惩罚能够比奖励更好地激励学生和工人。坏名声比好名声来得更容易，想要摆脱也更加困难。他们查阅的研究文献表明，“坏”远比“好”强大。这些心理学家几乎是碰巧发现了一种重大现象，一种延伸至太多不同领域，以至整体规律已被人忽视的现象。

鲍迈斯特在记录研究结果时恰好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并介绍了他的发现。他讲完之后，听众中一位名叫保罗·罗津（Paul Rozin）的教授走上前去，告诉鲍迈斯特他也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但研究方法不同。罗津当时已经非常有名，他针对奇幻思维、厌恶等一些冷门课题开展了极具创意的研究。

罗津开展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实验，证明了污染好东西是多么简单。 ^[2] 当研究人员把一只消过毒的死蟑螂浸入一杯苹果汁再迅速拿开后，大多数人都拒绝喝果汁（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是小男孩，他们似乎不会被恶心到）。之后，大多数成年人不愿再喝任何苹果汁，就连刚从新纸盒倒入干净玻璃杯里的苹果汁也不愿喝。只要稍微碰到恶心的虫子，就足以让一切食物顿时难以下咽。

但假如实验人员把一块美味的熔岩巧克力蛋糕放在一盘消过毒的蟑螂上边，你会愿意吃虫子吗？你能想象有什么佳肴美味到只要一碰到盘子，就能让蟑螂变成能吃的东西吗？没有，因为不存在什么“抗蟑螂物”。罗津对厌恶和污染现象的研究验证了俄罗斯的一句老话：“一勺柏油搅坏一桶蜂蜜，但一勺蜂蜜改变不了一桶柏油。”

罗津在思考这种不对称的过程中发现，负面偏差适用的对象非常广泛。在许多宗教传统中，一个人可能仅因一次破戒就受到诅咒，或者一瞬间便魔鬼附身，但要行善和侍奉好几十年才能成为圣徒。在印度教种姓制度中，婆罗门会因食用较低种姓者做的食物而受到玷污，但贱民并不会因食用婆罗门做的食物而变得高贵。

鲍迈斯特和罗津还同时注意到语言中的一些特别之处。心理学家一般用一对对反义词来描述情绪状态，比如快乐或悲伤，放松或紧张，高兴或生气，友好或敌对，乐观或悲观。但鲍迈斯特在查阅有关好事件和坏事件的心理学研究之后注意到，其中缺失了某些东西。心理学家早就知道，人可能会因一件事而受到伤害，这种伤害将持续多年。描述这种现象的术语叫“创伤”，但创伤的反面是什么？我们该用哪个词来形容单个事件所引发的能持续好几十年的积极情绪状态？

“创伤”没有反义词，因为没有哪一件好事能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你可以有意识地回忆过去的愉快时刻，但那些不请自到、突然在你脑海中闪现的记忆（心理学家称之为“非自主记忆”）往往是不愉快的。糟糕的时刻会产生挥之不去的无意识感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之后，研究人员将分别在亚太地区和欧洲作战的老兵进行了对比，发现他们的口味存在显著差异：曾在亚太地区作战的老兵始终不愿吃亚洲食物。一次糟糕的性经历就能让人一辈子活在阴影之下，但最幸福的幽会终将成为朦胧的记忆。一次出轨就能毁掉婚姻，但忠贞却无法让夫妻感情永远牢固。父母对孩子的一次忽视就能导致持续好几十年的焦虑和心理治疗，但没有人会用整个成年期来回味某一天在动物园游玩的美妙经历。

罗津还注意到其他一些没有反义词的“坏”词。比如，没有任何一个词与“杀人犯”的含义相反。为检验这一设想，研究人员询问了许多人，请他们给出“杀人犯”的反义词，但人们的答案并不一致。有些人给不出任何答案，另一些人给出的答案则不大贴切，比如“救世主”（这个词含义较为宽泛，往往用来形容精神救赎和其他形式的救助）和“救生者”（让人联想起轮船甲板上的救生圈）。研究人员以往研究过世界各地的语言，发现词汇分布中存在负面偏向：负面概念的同义词比正面概念要多，譬如，“痛苦”的同义词比“快乐”的同义词多。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想从正反两方面寻找与“杀人犯”类似的其他“独特名词”（unique noun），但只找到为数不多的“坏”词，“好”词则一个也没有。

他们可以找到“同情”的近义词，比如“恻隐”和“怜悯”，但找不到任何用来形容对某人的好运感同身受的词。我们可以用“事故”表示意外发生的负面事件，用“风险”表示坏事发生的可能性，但大多数人都想不出能用什么词表达相反的含义。或许可以说“机缘”，但大多数人显然不太熟悉这个词。大多数人也说不出“厌恶”的反义词。研究人员还考察了20种其他语言，其中既包括使用范围最广泛的语言，也包括冰岛语和伊博语等冷门语言，结果发觉情况类似。 ^[3] 研究结果表明，负面偏差存在一种极端形式：“坏”有时比“好”强太多，人们甚至根本不去尝试将“坏”与“好”相比较。

等到鲍迈斯特与罗津对完笔记，两人意识到他们分别独立地发现了相同的原理。2001年，两人经过协调，发表了各自的论文。这两篇论文现在都跻身引用次数最多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列。受此启发，心理学家和很多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开展了数百项有关负面偏差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新场合发现了负面偏差，分析了负面偏差的影响并考察了应对措施。我们想在本书中介绍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负面效应的理解，同时也印证了原始论文中的观点。

罗津的论文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爱德华·罗伊兹曼（Edward Royzman）共同撰写，题为《负面偏差、负面主导和感染》（Negativity Bias, Negativity Dominance, and Contagion）。 ^[4] 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与正面事件相比，负面事件更突出，更有力，在事件组合中更占优势，而且一般来说效力更强。”鲍迈斯特的论文标题则是简简单单的《“坏”比“好”更强大》（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该论文与凯斯西储大学的同事埃伦·布拉茨拉夫斯基（Ellen Bratslavsky）、凯瑟琳·福斯（Kathleen Vohs）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卡特里恩·芬肯奥尔（Catrin Finkenauer）共同撰写。他们收集了证据，并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发现，在日常事件、重大生活事件（例如创伤）、亲密关系结局、社交网络模式、人际交往和学习过程中，坏事件的影响力大于好事件。”

鲍迈斯特以及与他共同撰写论文的研究人员注意到，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自己的职业重心也因“坏”的威力而发生了偏移。在心理学期刊和教科书中，分析问题的篇幅达到探讨快乐和幸福的篇幅的两倍以上。这是为什么？一种假设是，心理学家是悲观的遁世者或施虐狂，他们通过研究人类的痛苦和失败获得不正当的满足感。但在鲍迈斯特团队看来，更好的解释是心理学这门年轻学科的研究者面临压力，需要得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他们需要研究尽可能强的效应，好让真理从误差方差的阴影中闪现，并反映在测量结果中。”如果“坏”比“好”强大，早期的心理学家势必倾向于研究人类生活中存在问题的一面。”

心理学研究者以前一直遵循自己的“安娜·卡列尼娜原理”，该原理得名于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区分和衡量不幸者面临的问题要容易得多，因此，心理学家便从不幸者入手。心理学研究在进入公众视野时受到进一步扭曲，因为它们经过了记者的过滤。记者爱寻找最能产生直接影响的新闻——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坏消息。所以他们大书特书创伤、精神病和抑郁所导致的伤害，却鲜有报道介绍心理复原力和获得幸福的能力。

创伤后应激障碍已成为常识，但了解“创伤后成长”这一概念的人并不多，而创伤后成长其实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大多数经受过创伤的人最终都会感觉这种经历让他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更成熟、更宽容、更善解人意，或者在其他方面脱胎换骨。颇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经常感叹，人们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关注过多，而对创伤后成长关注过少，这会导致人们错误地预计坏事会产生负面效应。至少有80%的人并不会在经历可怕事件之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5] 尽管一件坏事所产生的威力比好事大，但人们会逐步以许许多多有建设性的方式来应对，当他们再次面对人生挑战时，往往会变得更有能力。最终，“坏”能让人更强大。

心理学家和记者过于强调负面效应，以至忽视了有关人类复原力的更广泛真相。心理学家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存在偏差之后，便开始纠正这种偏差，他们开始探索如何促进韧性、成长和幸福感，而不是仅仅研究如何减轻不幸。为此，心理学家开始更加密切地关注“坏”的力量。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也是一样。认知科学家发现了一些新方法，可以在治疗焦虑和其他障碍的过程中利用它们抵消“坏”的效应，还可以利用“坏”的力量提升学习速度。经济学家发现“坏”可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研究宗教问题的社会学家看到“坏”的力量能激励善良行为，还发现了宗教信仰中普遍存在地狱概念的原因。基督教中的原罪说（人类因亚当和夏娃的罪行而注定永远饱受折磨）可能有些残酷，古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必然因一个致命弱点而遭受厄运似乎也有些不公。但这些说法恰好与人类心理和进化中的一项基本要素相符。

要想生存下去，“生”必须每天获胜，而“死”只需要获胜一次。一个小小的错误或误判可能葬送所有成功。负面偏差是适应性的，生物学家用“适应性”这一术语形容一种能够提高个人或群体生存概率的属性。在远古时代狩猎采集者生活的稀树草原上，能够生存下来的是那些比喜欢品尝美味浆果的人更重视避开有毒浆果的人；较之美味的羚羊，他们更关注捕食猎物的狮子。能否感知朋友的善意通常不会关乎生死，但忽视敌人的仇恨可能是致命的。在群体层面，生存取决于研究者所说的链条原理（基于一种老套的说法，即一根链条的强度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部落的安全不可能仅靠一个好人来确保，但如果一个粗心的厨师用植物块茎做饭时没能割除有毒的部分，部落成员就可能全部中毒；同样，一个部落只要出现一个叛徒，就可以把所有同部落的人出卖给敌对的部落。

我们仍有可能因一个错误而丧命。我们的生活仍有可能因一个敌人而陷入悲惨境地。一次损失可能抹去之前的多次盈利。对威胁倍加关注仍具有进化论意义。但对“坏”的敏锐感知可能产生负向效应，对狩猎采集者有用的能力并不总对我们有利。我们渴望堆积让人发胖的热量，这在食物稀缺的稀树草原上是有用的，但在垃圾食品商贩整日引诱你的现代社会就会导致肥胖和疾病。如今，“坏”也有自己的商贩，他们能够像垃圾食品推销员一样巧妙地运用媒体。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世界看上去危机四伏。恐怖主义是传媒时代的产物。 ^[6] 在19世纪末之前，随机杀害几个无辜平民毫无战略意义。直到19世纪末，在消息通过电报和廉价印刷媒体得以迅速传播之后，恐怖分子才发现一次恐怖活动就能产生巨大能量。随着广播的诞生，恐惧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了。自有线电视频道、网站和社交媒体开始全天候争夺观众以来，恐惧的传播更是超光速推进。媒体通过大肆宣扬自然、技术、外国和政治对手的威胁，从而触动人的原始情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收视率极高，因为他总是把最坏的东西当作噱头，几乎每一周都警告选民，西方文明即将走上穷途末路。

从早到晚，“坏”的力量一直左右着我们的情绪并主导着我们的决策。“坏”驱动新闻报道，塑造公众话语，它被记者、政客、市场营销人员、博主、社交媒体上居心险恶者、网络喷子和任何其他想要吸引网民的人所利用。以历史标准来看，过去25年极其安定，但人们所目睹的战争和流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暴力犯罪率大幅下降， 但大多数人却认为暴力犯罪率上升了，因为他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犯罪场面。 坏消息成为家常便饭，让人们感到无助。他们开始杞人忧天，对世界的状况感到绝望。 ^[7]

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我们开始把闲暇时光花在点击《为什么你的饮食会杀死你》这样的标题上。不管你的家庭生活多么幸福，你都会遭到一大堆标题党文章的轰炸，比如《伴侣欺骗的七大迹象》《防止孩子遭绑架的五条小贴士》。不管你的生活多么合乎道德标准，标题党总有办法吓唬你。

就连观看网上那些可爱动物的视频也不安心，算法会把你引向那些面向宠物主人的文章，譬如《如果你死了，你的狗会吃你吗？请看事实》。

如果我们不知如何克服“坏”所产生的不相称影响，“坏”就会一直扭曲我们的情绪和世界观。“坏”会让史上最幸运的人感觉自己遭受了诅咒。几千年来，普通人的命运一直是在繁重的农活中度过短短一生。1950年，世界上大多数人依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生活费维持生计， 也不识字， 而今，极端贫困率和青年文盲率已降至10%以下，而且仍在下降中。 ^[8] 我们的处境比祖先梦寐以求的生活更富足、更健康、更自由、更安全，却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更喜欢关注（并投票选择）世界将走向地狱的声音。我们不是抓住机遇开辟新天地，而是为不公正大动肝火，为灾难而恐惧——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应对反倒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负面偏差导致我们特别关注外部威胁，从而夸大这些危险，而向内审视时却容易出现一种不同的偏差。我们通常会放大自己的美德，自我欺骗的能力可能也十分惊人。研究人员曾让因伤害、抢劫、欺诈等罪行而服刑的囚犯将自己同普通人做对比，这些囚犯认为自己比普通人更讲道德、更诚实，也更有同情心和自制力，他们自认为只有遵纪守法这一种品质弱于其他人。在遵守法律方面，这些被定罪的囚犯“谦虚”地为自己打出平均分。 ^[9]

我们都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高估掌控自身命运的能力。人们开车上路时有种错误的安全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驾驶技能高于平均水平，并期望凭借自身能力保护自己，尽管许多事故是由不受他们控制的因素所致。同样，当被问及完成一个项目需要多长时间时，人们通常会低估所需时间，因为他们过于自信，没有考虑由不受自己控制的因素所致的延迟。这种“乐观偏差”会引导人们低估生活中一些负面事件所带来的风险。他们完全知道坏事可能发生，甚至常常对坏事发生的可能性抱有很高的预期，但却告诉自己，这些事情将发生在别人身上。

这种恐惧与自负的有害组合一次又一次酿成灾难。政治学家用它来解释现代历史上一些最让人费解的错误。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德国为何急于发动经证明徒劳无功的战争？战前的德国是欧洲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强大到邻国不敢贸然对它发动攻击，但德国领导人却一心关注来自其他国家的一切敌对迹象。1912年，德意志帝国宰相寻思着要在自己的庄园里栽树，因为他认为“俄国人无论如何都会在几年之内打到这里”。历史学家虽然想方设法为这种偏执寻找合理的解释，但按照政治学家多米尼克·约翰逊和多米尼克·蒂尔尼（两人没有血缘关系）的说法，最好的解释来自心理学文献。

最近，他们参照鲍迈斯特和罗津的研究，解释了导致德意志帝国领导人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03年促使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关键因素——恐惧。 ^[10] 与德国人一样，美国人高估了敌人的威胁，误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外，美国人跟以为自己能迅速获胜的德国人一样，在判断自身是否有能力用稳定的民主政府取代萨达姆政权时抱有严重的乐观偏差。因此，急于消灭假想敌的美国人制造了一种现实危险，催生了“伊斯兰国”（IS）和其他恐怖组织，并为它们的生存提供了土壤。

这些战争是我们所说的“危机的危机”的例证。“危机的危机”是指永无止歇的一连串被高估的威胁，为应对这些威胁而采取的行动又导致所有人的处境恶化。美国是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但政客却想让我们相信美国遭受来自伊朗和朝鲜的致命威胁。街头越安全，媒体就越发起劲地搜寻新威胁，比如想象中的非法移民暴力犯罪浪潮 ^[11] （事实上，非法移民犯罪的概率比本国人要低），又如所谓猖狂绑架和杀害儿童的“陌生人危险”（这种风险比被雷电劈死的概率低得多）。 ^[12] 在没什么大事可报道的日子，总会有“世界末日论”引起大家的恐惧，比如病毒毁灭人类，机器人占领世界，全球环境崩溃。世界末日预言极其深入人心，在一项针对美国儿童开展的抽样调查中，这些儿童被问到长大后地球会变成什么样，结果三分之一的人担心地球届时将不复存在。 ^[13]

准确地说，吓唬这些儿童的成年人叫“可用性投机家”（availability entrepreneur）。他们是一些记者、活动家、学者、律师和政客，他们知道人类倾向于根据头脑中可调用事例的多寡来判断危险程度，并将此作为投机的资本。过去20年，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及其盟友在世界各地杀害的人还不如死在浴缸里的美国人多， ^[14] 但我们却一又一次地在屏幕上看到恐怖主义受害者。这就导致了被铁木尔·库兰（Timur Kuran）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称为“可用性级联效应”（availability cascade） ^[15] 的自我强化过程：有关危险的新闻报道让公众产生恐惧，进而促使媒体进一步报道，导致公众更加恐惧。这就是为什么40%的美国人担心自己或家人会在恐怖袭击中丧生。 ^[16] 与此同时，由于媒体没有大肆报道在浴缸中洗澡时死亡的人数，所以浴缸并未引起恐惧，数百万美国人在浴缸里爬进爬出，从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我们想要对抗使个人产生无端焦虑、使国家出台破坏性公共政策的恐惧级联，我们希望触发一种不同的级联效应。我们确信，今天的儿童长大后地球仍会好好地在那儿，我们希望这些儿童及其父母能够和我们一样乐观。人生已不再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形容的那样“污秽、粗野、短暂”， ^[17] 但心理学家发现，就连最富有、最长寿的人也还是以这种方式看待人生。当研究人员问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的成年人，人生漫长还是短暂、轻松还是艰难时，北美人并不比印度人更乐观，尽管从统计数据来看，北美人的预期寿命更长，收入也更高。 ^[18] 只有八分之一的北美人认为人生漫长且轻松，多数人认为人生短暂且艰难。但如我们所料，乐观者比悲观者快乐得多，也更关心公共事务——他们更有可能投票、进行慈善捐款并在社区从事志愿服务。

该如何壮大乐观者的队伍呢？当然，我们不指望消除负面效应，但我们希望让你知道如何不被负面效应主宰。首先，我们将考察负面效应的力量，看看“坏”比“好”强多少，“坏”在大脑中如何运作，“坏”如何扭曲你对人和风险的认知，我们又该如何使这些扭曲最小化。在本书的中间部分，我们将探讨如何用“坏”的力量实现积极目的，如何应对负面效应在商业领域和网络世界造成的特殊挑战。之后，我们要看看人类可以调动哪些内在力量和有意识的策略，以抵御现代社会中“坏”的猛烈炮火。

在动物之中，唯有人类有能力控制或者至少认识负面偏差。其他物种天生厌恶危险，并拥有学会（通常学得相当快）讨厌某些东西的机制，只有人类才具有克服厌恶感的特异能力。 ^[19] 我们经常会喜欢上曾经害怕的活动，比如观看恐怖电影或乘坐过山车。我们畏避第一口咖啡、大蒜或辣椒，但之后便慢慢学会欣赏这种滋味。我们天生畏惧从高处下落，婴儿学会说话之前就表现出这种恐惧，但有些人却迷上了跳伞或蹦极。

我们可以采用更为客观的视角，看到在人生中，在世界上，喜乐远多于哀伤，并运用这种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尽管“坏”的威力强大，我们仍能向阳而生。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该如何应对。首先，我们来运用最基本的策略——了解敌人。

[1] R. F. Baumeister, E. Bratslavsky, C. Finkenauer, and K. D. Vohs,“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 (2001): 323—70.

[2] P. Rozin, L. Millman, and C. Nemeroff, “Operation of the Laws of Sympathetic Magic in Disgust and Other Domai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1986): 703—12.

[3] P. Rozin, L. Berman, and E. Royzman, “Biases in Us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Words Across Twenty Natural Language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4 (2010): 536—48,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902793462.

[4] P. Rozin and E. B. Royzman, “Negativity Bias, Negativity Dominance, and Contag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5 (2001): 296—320.

[5] National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UK),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e Management of PTSD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are (Leicester,UK: Gaskell, 2005),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56506/. See also E.Jones,“Victimhood: A Traumatic History,” Spiked , September 2017, 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17/09/01/ a-traumatic-history/.

[6] M. Boot,“The Futility of Terrorism,” Wall Street Journal , April16, 20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4485004578426520067308336.

[7] W. M. Johnston and G. C. L. Davey,“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Negative TV News Bulletins: The Catastrophizing of Personal Worri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88 (1997):85—91,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2044-8295.1997.tb02622.x.

[8] World Bank,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8: Piecing Together the Poverty Puzzl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8), 23, and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Literacy Rates — UNICEF Data,”July 2018, https://data.unicef.org/topic/education/literacy/.

[9] C. Sedikides, R. Meek, M. D. Alicke, and S. Taylor, “Behind Bars but Above the Bar:Prisoners Consider Themselves More Prosocial Than Non-prisoner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3 (2014): 396—403.

[10] D.P. Johnson and D.R. Tierney, “Bad World: The Negativity Bia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3 (Winter 2018—19): 96—140, https:// doi.org/ 10.1162/ISEC_a_00336.

[11] 据估计，就大多数犯罪类型而言，非法移民的犯罪率较低（不过，这些估计肯定并不准确，因为我们不确定美国非法移民的总数）。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非法移民的逮捕率和定罪率总体而言低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尤其是杀人罪、性犯罪和盗窃罪；参见A.Nowrasteh,“Criminal Immigrants in Texas: Illegal Immigrant Conviction and Arrest Rates for Homicide, Sex Crimes, Larceny, and Other Crimes,”Cato Institute Immigr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Brief No. 4, February 26, 2018。另一项对得克萨斯州数据的分析将非法移民的犯罪率与其他人群（不仅包括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且包括合法移民，后者的犯罪率低于前者）的犯罪率进行了比较；参见B. Latzer, “Do Illegal Aliens Have High Crime Rates?,” City Journal , January 24, 2019。Latzer发现，非法移民犯杀人罪的比率较高，而入室盗窃、贩毒、偷窃、抢劫、和枪械相关的罪行的犯罪率较低。

[12] L. Skenazy, Free-Range Kids: How to Raise Safe, Self-Reliant Children ( Without Going Nuts with Worry ) (San Francisco: Wiley, 2009), 16;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Injury Facts Chart ,https://www.nsc.org/work-safety/tools-resources/injury-facts/chart.

[13] J. M. Chua, “No Kidding, One in Three Children Fear Earth Apocalypse,” Tree Hugger ,April 20, 2009, https://www.treehugger.com/culture/no-kidding-one-in-three-children-fear-earthapocalypse.html.

[14] J. Mueller and M. Stewart, Chasing Ghosts: The Policing of Terror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67.

[15] T. Kuran and C. R. Sunstein, “Availability Cascades and Risk Regulation,” Stanford Law Review 51 (1999): 683—768, http://doi.org/10.2307/1229439, and J. Tierney, “In 2008,a 100 Percent Chance of Alarm,”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2008, https:// www.nytimes.com/2008/01/01/science/01tier.html.

[16] Mueller and Stewart, Chasing Ghosts , 7.

[17] Leviathan (Mineola, NY: Dover, 2006), 70.

[18] M. I. Norton, L. Anik, L. B. Aknin, and E. W. Dunn, “Is Life Nasty, Brutish, and Short?Philosophies of Life and Well-Being,”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 (2011):570—75.

[19] P. Rozin, “Getting to Like the Burn of Chili Pepper: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in Chemical Senses , vol. 2, Irritation , ed. B. G. Green, J. R. Mason, and M. R.Kare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90), 231—69. i6YN+TCpzYBxGAAkNtjQ7Msl2qXMhGhDAlZJ9WE4B9rBxtcO28ivq2/i0gfy9++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