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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互联网创业火爆，有一位跨界创业者经营了多个品牌，其中有一个品牌是餐饮。有评论家写了一篇文章，论证他创办的某餐饮品牌为什么一定不会成功。为了反驳评论家的观点，这位创业者用调侃的口气写了一篇文章：××品牌为何“失败”了？
结果这篇文章流传很广，不少媒体转载时改成了：某创始人亲自揭秘，我是如何失败的？
这位创业者无意中犯了一个违背心理学的传播大忌——将品牌与负面新闻关联在一起。多数读者在阅读时，无力区分你是真倒闭了还是假倒闭。看了标题，就误以为你真的倒闭了。时隔多年，这个餐饮品牌真的倒闭了，这是后话。
为什么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会发现，与积极事件、积极情绪相比，人类更偏爱消极事件、消极情绪。彼此相爱的人，分手后更讨厌彼此，即使当初他/她曾经对你百般的好，但分手后，你只会记住他/她是如何伤害你的，那些甜言蜜语成了谎言。
在一个公司中工作，即使有过那么多愉快时光，但你更容易记住的是离职的不愉快。在生活中，使用一个外卖App（应用程序），即使你点过100次外卖，只要有一次恶劣体验，你可能从此改用另一个。
两个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2020年，中美冲突加剧，有很多人在有意无意地放大另一个国家的不好。
从爱情、工作、生活，再到国际关系，人类存在一个倾向——放大“坏”的影响，削弱“好”的影响。这被心理学家称为“负面效应”。
关于负面效应（negativity effect），在心理学文献中有大量叫法，有时称之为负面偏差（negativity bias），有时称之为负面主导（negativity dominance）。它作为人性基本原则，在生活中存在已久，不知不觉地影响着重大决策。但是作为科学研究话题，直到近些年才成为心理学探讨的议题。
最关键的论文来自两位心理学家2001年的研究成果。第一篇论文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罗津（Paul Rozin）的《负面偏差、负面主导和感染》；第二篇论文是本书作者罗伊·鲍迈斯特的《“坏”比“好”更强大》。
第一篇论文迄今为止，已有3 293次引用；第二篇论文的引用次数更高，已有7 303次引用。这两篇论文开了认知科学、心理学中探讨负面效应的先河。在第一篇论文中，罗津教授发现人类存在一个普遍倾向，即赋予负面实体更大权重。究竟有哪些负面实体？（1）负面事件，比如天灾人祸；（2）负面物体，比如野外的老虎；（3）负面的个人特质，比如在一种文化中，我们普遍不认同的一些个人特征，如肥胖、怯弱等。
人类的负面效应会通过四种方式体现出来。第一种方式，我们倾向于将负面实体看作比正面实体更强大的事物。比如前文中举的例子，坏事的传播力量比好事更大。
第二种方式，我们倾向于认为负面事件的发展更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研究发现，人类普遍存在“损失厌恶”心理。“得”带来快乐，“失”导致痛苦。但我们对得失的心理评估并不等同于它的实际经济价值。一般来说，在心理评估时，人们对损失的感受要大于对收益的感受，前者往往是后者的两倍左右。
第三种方式，当一个负面实体与正面实体组合在一起时，我们心理评估的结果比实际结果更消极。如果你需要同时告诉别人一个好消息与一个坏消息，你该如何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H. Thaler）告诉我们，如果得小失大且悬殊很大，二者应分开。40元的获得与6 000元的损失相比，几乎没有减少损失的作用，分开还能有得到40元收益的感觉。
第四种方式，与正面实体相比较，人类赋予负面实体更广泛、更复杂的概念定义。罗津尝试寻找“杀人犯”的反义词，结果一个也没找到，只找到为数不多的同义词。同样，“痛苦”的同义词比“快乐”的同义词多得多。
与英文相比，中文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我甚至将中国文学称为忧伤的文学。汉学家宇文所安在《诺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中，将《诗经》列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回溯《诗经》，“心之忧矣”在《诗经》中重复表达了27次。即使将“忧矣”排除在外，《诗经》中也有近40个词来诉说忧伤。反之，快乐相关的词少得可怜。
在《“坏”比“好”更强大》一文中，鲍迈斯特教授收集了来自亲密关系、社交网络、人际互动、个人学习、家庭教养方式等领域的证据，最终发现，坏的情绪、坏的父母、坏的反馈比好的影响更大。人类更倾向彻底处理坏的信息，而非彻底处理好的信息；人类更倾向避免糟糕的自我定义，而非追求好的自我；人类更容易记住坏的刻板印象，而非好的刻板印象。
从2001年罗津与鲍迈斯特两位教授的研究之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承认，负面效应是人性的基本原则。
为什么会这样？
从进化心理学角度很容易理解，在远古时代，人类面临的是来自生存的挑战。你我的基因深处，铭刻的是人类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对洪水、饥饿、短命、毒蛇的记忆。一个有趣的研究是，年仅8个月的婴儿会更快地转头看蛇的图片，而非青蛙的图片。另一个实验表明，5岁的小朋友观察一组面孔时，会更快地识别悲伤的面孔，而不是开心的面孔。
我们先天偏好应对负面事件、消极情绪。这种雕刻在基因深处的负面效应，被商人、媒体与政客广泛利用。
与那些强调成长的广告相比，我们更偏好那些唤醒恐惧的广告。人类往往只记住了“创伤”的概念，有意无意忽略了创伤后成长的能力。
与那些强调真善美的人物报道相比，我们更偏好戏剧性的负面报道。一个好人突然变坏；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与那些强调国际关系复杂的言论相比，我们更偏好强调冲突、对抗的言论。认知科学家平克以积极的乐观主义者著称，著有《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当下的启蒙》等。但即使是类似平克这样不参与政治的学者，在2020年国际政治冲突加剧的时候，也被大量学者批评。
人类还有药可救吗？按照负面效应，答案当然是无可救药。人类的愚蠢超乎想象、病入膏肓。
事实并非如此。
与动物相比，人类是唯一能控制自己的负面偏见，并摆脱负面效应的物种。
你的基因告诉你，你应该害怕蛇。但是，一位安全感很强的妈妈，会在游戏中让孩子学会如何正确地面对蛇这些令人害怕的事物。
你的基因告诉你，你应该对人类未来持有悲观态度。但是，总有平克这些学者，用雄辩的著作告诉你，人类暴力正在减少。我们正处在一个连接得越来越紧密、前所未有的文艺大复兴时代。
同样，研究负面效应的科学家，用大量实验告诉了我们很多超越负面效应的方法。比如，正视恐惧的方法是将恐惧写下来；对负面事件提前在大脑中进行预演，那么当不幸来临时，你更容易胸有成竹。
即使是文学，亦因为恐惧而生。从中国的《诗经》再到西方的《圣经》，都记录了大量人类早期的灾难事件，如洪水与战争。一旦诉诸文字，从此变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