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进化的第一步是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意识。

——史怀哲，医学博士

我在艾奥瓦州的沃坎长大，这是一个农业小镇，位于艾奥瓦州的东北地区，是著名的阿拉马克郡集市的所在地，就在密西西比河的一个弯道以西大约15英里（约24千米）处。我们家有三个男孩和三个女孩，我是这六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父亲是个有暴力倾向的酒鬼。有一天晚上，由于参加高中同学会我很晚才回家，回家后发现父亲打了我母亲，还把一个啤酒瓶砸在她头上。这是我从他身上看到过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除此之外他还经常伤害母亲、弟弟妹妹和我。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和人打架。尽管我并不赞同暴力行为，但我差点把他给打死。

我经常引用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一句名言：“即使会输也要奋力一搏，不计代价，这样你才可能赢。”那天晚上，我做出了不计代价的奋力一搏，因为我知道，经过那件事后他可能再也不会回家了。

当然，那场家庭危机当时没有别人知道，但我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家。

如果说这件事还有一丝好的影响的话，那就是它给了我一个终生的教训，它教会了我何时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何时不能。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我的家庭经历使我有种想要保护身边每个人的使命感。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是如此。但我能肯定的是，我在初中时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我一直对科学感兴趣，也喜欢推理小说，曾贪婪地阅读福尔摩斯探案集。

我父亲是当地两家报纸的摄影师。这两家报纸分别是《沃坎民主党报》和《沃坎共和党标准报》，由两兄弟经营。其中一人的妻子名叫拉维恩·赫尔，她订阅了《纽约客》并在读完后会给我一份。我敢肯定，在沃坎地区，甚至可能在艾奥瓦州整个东北地区，她是这个杂志唯一的订阅者。在《纽约客》中，我被一个叫作“医学年鉴”的专栏吸引住了，这个专栏的执笔人是极具医学天赋的伯顿·鲁埃赫。只要杂志刊登他撰写的文章，我都会沉迷于他所描述的医学谜团中，想象自己是解决这个谜团的“科学侦探”团队的一员。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有“流行病学家”这个术语，但我知道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特别令我高兴的是，在1988年鲁埃赫先生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他在“医学年鉴”专栏中写了一篇关于明尼苏达州西南部和南达科他州甲状腺毒症疫情暴发的文章，当时我恰好带领了那次疫情的调研团队。与鲁埃赫先生相见和交流，圆了我多年的心愿，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收获的最大的礼物之一。

***

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

流行病学是一门研究群体性疾病的学问，其目的是预防人与动物的疾病。公共卫生有一个与之有所重叠的定义，它指的是为改善特定群体的卫生和健康状况而采取的行动，这个群体可以指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也可以是非洲大陆甚至全球。

我一直把我的朋友威廉·“比尔”·福吉视为英雄，他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前主任及美国卡特中心的前执行主任，现在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高级会员和顾问，他曾说“公共卫生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公正”。他进一步解释说：“它的哲学基础是社会公正，它的科学基础是流行病学。”

为了更好地阐释这段话的意思，比尔引用了受人尊敬的意大利化学家、哲学家、作家普里莫·莱维的话。莱维的著名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 Se questo è un uomo ）是有关大屠杀的重要记载之一。莱维说：“当你明知解除痛苦的方式却不作为时，你就成了加害者之一。”莱维这句话最为精辟地概括了我们这个行业的使命。

比尔是公共卫生领域最杰出的专家之一，他身高6英尺7英寸（近2米），不但身形高大，在行业里也是巨人一般的存在。他最大的成就应该是参与了为全世界根除天花这项工作，他不仅前往医疗现场，还通过设计和实施疫苗接种的“环形战略”（官方称之为“监控和遏制疫情战略”），为消灭天花做出了贡献。因此，当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梅琳达决定捐献数十亿美元给一个致力于世界卫生事业的基金会时，他们选择了比尔·福吉作为首席顾问之一。在成立这个基金会时，他们追求的信念是，每个孩子都有权享有健康的生命，只要我们能为其做好保障。盖茨评论说：“我们有责任让全世界人民尽可能接近健康水平。”

作为一名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我经常被学生问到，我们如何才能做好准备来面对流行病和全球性传染病带来的巨大挑战。我的答案是从比尔·福吉的经历中学习。

比尔在个人哲学中提出了三条适用于公共卫生的原则，我们都应该遵循这些原则：

第一，我们生活在一个遵循因果关系的世界里，尽管有些事情看起来令人困惑，但答案一定存在。

第二，了解真相——而了解真相的第一步是 想要 去了解它，而不是接受任何看似令人满意或接近你自己世界观的说法。

第三，万事皆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除了这些原则之外，我还要补充一点：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无法置身事外。正如伟大的、有先见之明的微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书亚·莱德伯格博士警告我们的那样，“昨天在遥远的大陆上引发某个孩子严重感染的微生物，今天就可能传播到你的孩子身上，明天就可能引发全球大流行”。约书亚是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最为深远的人之一，直到2008年他离世。作为导师，他教会了我，以下这些都是构成公共卫生事件的要素：感染者、细菌、病毒、寄生虫、疾病发源地或发病时间。但如果将这些要素有意或无意地串联起来，它们就开始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这就是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所要做的工作：在这些要素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之前，就及时发现它们，并采取势在必行的预防措施，保证这个事件不会发生。

比尔·福吉毕生的目标之一是读遍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的作品，特别是他们多达11卷的史诗级巨著《世界文明史》（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在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罗林斯公共卫生学院的一次谈话中，比尔告诉我们，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整个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似乎一夜之间团结在了一起。从那以后，比尔就在想，有没有什么事件可以推动一个类似的正义与承诺联盟建立？许多人认为，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最初取得了这样的效果。但这种反应并没有持续太久，尽管这个事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损失，但后来的军事行动可以说与这次袭击或威胁无关。

不过，杜兰特夫妇认为，如果有外星人入侵，威胁到整个地球，迫使人类抛开分歧，就会实现这样的效果。

比尔宣称：“传染病有和外星人入侵一样的替代效果。我们能够在冷战期间消灭天花，是因为冷战双方都认为这是一件亟待解决的重要事情。”

把外星人入侵这个比喻再推进一步来说，我们首先必须让公众相信，事实上地外生物已经登陆地球。看看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就能知道，目前相关科学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拒绝相信它。

传染病也是如此。我们的任务是使全球的领导人、企业负责人、慈善组织和媒体从业人员相信，大流行病及区域流行病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只增不减。对这些威胁坐视不管，直到它们在我们面前暴发，这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应对策略。

***

那么，公共卫生的工作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公共卫生的目的不是防止死亡，如果你认为是，从此刻起，请把这种想法抛诸脑后。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到目前为止，总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基本持平，而且未来仍会如此：有人出生，就会有人死亡。公共卫生的工作内容甚至也不是防止所谓的“主要死亡原因”。即使我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仍然会有新的“十大死因”上榜，而且我敢肯定其中的一些死因不会比我们现有的更容易解决。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都是延缓死亡、减轻病痛，防止那些本可避免的死亡与疾病过早出现。随着医学和公共卫生能力的提高，我们应该不断地重新审视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死亡都是悲伤的，很多都是悲剧。但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差异性。一个90岁的老人，几乎没受到过什么身心伤害，在睡梦中安详地死去，这属于“善终”。一个6岁的孩子，无论他生活在美国，还是在非洲或亚洲的某个国家，死于小儿腹泻病，这属于“本可避免的过早死亡”。第一个例子是一个漫长而丰富的生命平静地结束。第二个例子则意味着失去几十年的生命历程，错过无限的可能性并无法繁衍后代。

作为流行病学家，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是预防。如果事情已经发展到无法防控的地步，第二个目标就是尽量减少疾病和长期残疾的发生。为此，我们部署了一系列医疗对策。

我们有几个重要的预防“武器”：卫生设施，包括安全的水和食物，以及安全地清除人和动物的粪便和尿液的方法；疫苗接种；抗感染药物，这些药物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疾病、残疾和潜在的感染发生。病媒控制对于减少传播疾病的蚊子、虱子和苍蝇至关重要。还有一些辅助措施，如在医院、疗养院和日托机构中使用消毒剂和防感染用品。还有一些非医疗行为，包括通过教育来让公众改变他们的行为习惯，还有公众宣传和隔离措施。比如，关于性习惯的引导和多人性行为的安全措施指南就是非医疗行为的例子。正如我们在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了解到的那样，埃博拉死亡病例的埋葬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但是，在鉴别微生物的科学方法或微生物病原说出现之前很久，流行病学的基本工具就一直是“观察”，我认为“观察”以后也会一直是一种基本手段。

在英格兰农村，到了18世纪，人们已经观察到并注意到，挤奶女工似乎普遍不受天花的危害，而天花的死亡率至少为30%，而且一般情况下要高得多。爱德华·詹纳博士推测，她们接触了类似天花但不会造成严重感染的牛痘，这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她们。1796年5月，在一个如今看来颇具传奇色彩的实验中，詹纳从挤奶女工莎拉·内尔姆斯手上的牛痘水疱中提取脓液，并将其挤在他家园丁的8岁儿子詹姆斯·菲普斯的双臂上。詹姆斯随即开始发烧，在短期内感到不舒服，但很快就康复了。随后，詹纳又给他注射了从真正的天花病灶中提取的脓液，但这个男孩没有得病。

詹纳在此实验的基础上发表了三篇论文，从而成为“疫苗之父”，而疫苗也成为公共卫生“军备”的“基本武器”。这一切成果始于仔细观察。

约翰·斯诺（John Snow）是1813年出生的英国医生，被认为是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的“守护神”。斯诺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成员，也是安全麻醉注射的先驱，他在维多利亚女王于1853年和1857年分别产下两个孩子时给她注射了氯仿。

在那个时代，伦敦每隔几年就要遭受霍乱暴发的痛苦，导致整个大都市区大规模出现患者与死者，并引发恐慌。当时的医学界普遍认为霍乱暴发是由“瘴气”或空气污染引起的。斯诺对此表示怀疑，在1849年的一篇题为《霍乱传播方式》（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的论文中表述了他的疑虑。那个时候，微生物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导致霍乱的细菌尚未被发现。这个发现要等到1854—1865年意大利医生菲利波·帕西尼（Filippo Pacini）发表一系列研究和出版物之时才会出现。

1854年8月的霍乱疫情暴发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伦敦的某些地区，死亡率超过了10%。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苏豪区，位于伦敦西区，与牛津街和摄政街相邻，那里有大量移民和贫困人口，卫生条件不足，几乎没有下水道设施。

斯诺意识到，病例最多的地区似乎集中在苏豪区中部一条两个街区长的大道上，靠近摄政广场（现牛津广场）和布罗德大街（现布罗德威克街）。他开始在伦敦地图上将这些居民的居住区用黑色标记出来，以记录感染人群集中地。随后在圣卢克教堂助理牧师亨利·怀特黑德和当时一个信奉“瘴气理论”的人的帮助下，斯诺前往感染者的家中，询问他们患病前的个人习惯和所到之处。

通过这种鞋底磨穿式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斯诺得出了一个惊人的观察结论：几乎所有的感染者都从布罗德大街的水泵里取水。更重要的是，在距离另一个水泵较近的10名死者中，有5名生前仍然使用布罗德大街的水泵，因为他们更喜欢那里的水质。另外3个死亡病例是在布罗德大街附近上学的孩子。

斯诺在显微镜下观察了取自该水泵中的水样，并对其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但并没有得到确定的实验结果。但他当时坚信该水泵就是传染的源头，于是在9月7日晚上，他去拜访圣詹姆斯教区的监管委员会，详细说明了他的统计数字，并要求他们拆除该水泵的手柄，使水泵无法工作。

第二天他们就照做了。虽然随着大批恐慌的伦敦人逃离出城，霍乱疫情已经有所缓解，但关闭布罗德大街的水泵这一举措有效地制止了霍乱疫情的暴发。

不幸的是，霍乱危机结束后，政府官员向当地居民让步，因为人们希望水井能重新开放并安回泵柄。直到1866年，又有一口井中受污染的水经人饮用后引发了类似的霍乱暴发，布罗德大街的水泵才得以永久关闭。

今天，位于布罗德威克街和莱克星顿街拐角处的约翰·斯诺酒馆，是到伦敦旅游的流行病学家或公共卫生官员都想要去朝圣的地方。我去过那里很多次，还喝过一两扎啤酒。每次当我来到这个地标式的酒馆时，我都会提醒自己，即使当时科学研究还没有确定霍乱的病因，但斯诺博士采用了有效的方法，这些基本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是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

斯诺的研究成果显然是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我认为，能配得上“现代公共卫生之父”这一荣誉称号的当属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

特斯拉是塞尔维亚的一名工程师，他发明了交流感应电动机，并扩大了电力的应用范围。电力的出现给公共卫生和传染病控制领域带来了巨大的飞跃。有了电和水泵，全世界就能实现安全供水。有了自来水，有效的下水道系统就可以建立起来。电力也给我们带来了制冷技术、巴氏杀菌牛奶、疫苗制造业，以及能使蚊子远离我们的家和工作场所的空调系统。通过促成X射线和其他成像技术、诊断设备、呼吸机等的发明，电力也使医疗实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19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8岁。到了2000年，仅仅100年后，这个数字已经是77岁了。在20世纪，每过3天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就增加一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据事实证明，早在240万年前就出现了以直立人为代表的早期人类，而直到1900年我们才达到48岁的平均预期寿命。这意味着，达到1900年的预期寿命需要经过超过8万代人的努力，而达到目前的平均寿命水平，我们只经过了4代人的努力。有了干净的水源、下水道系统、更安全的食品、经过巴氏杀菌的牛奶和各种疫苗，我们在消除导致儿童死亡的疾病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展，而儿童正是特别容易患上这些与环境条件相关的疾病的群体。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因为我们将会发现，今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甚至会比我们过去所面临的挑战更为艰巨。 oBF5IccgpiI8yl3v2KQuGn3yDH81PjK0K+toVL8/JoWqcscYLQaQHuNWtJCe/ahn